社会学视角下档案的三重角色(摘编)

　　文/陈心想  董书昊

　　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人的行为大都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影响。这些力量包括社会认知、权力结构、制度规范、社会网络和文化等。它们是搭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关键材料，也反映了最典型的几类社会学分析视角。因此，从社会学视角考察档案，也就是研究档案与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以该方式来理解，档案在社会学研究中首先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可以称之为“因变量”，即用社会因素解释档案在生产、保存过程的差异性；另一个可称之为“自变量”，即用档案来对社会因素的发展和形式予以解释。除了这双重角色外，档案还有一个重要的作为文献的角色，即常常作为社会科学的经验材料，档案资料在研究社会“涌现”(emergence)现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针对三重角色，文章聚焦了最核心、同时也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三个概念：权力结构、社会记忆和秩序“涌现”。通过对相关研究与观点进行回述，期望一方面能以此体现社会学视角下档案和档案工作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和发掘潜力，另一方面也尝试将“三重角色”作为档案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总体性框架之一。

　　作为因变量的档案：权力结构。斯科特分析了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改造过程。为了理清财政制度，改革者必须详细登记土地产权以保障财政收入。在此过程中，他们依赖的一个关键工具就是土地登记图册，即通过地籍调查人员整理出关于土地自然状况与所有权的档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投入巨大的地籍档案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控制的工具。在地籍档案编纂的简化逻辑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权力的结构及其意志。除档案的生成外，权力结构因素也高度伴随了档案的管理过程。最后，权力因素还会影响对档案的解读与阐释。

　　作为自变量的档案：社会记忆。当档案作为自变量时，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将档案视为整体性概念，探讨其对其他社会性要素的影响，二是聚焦档案内部的差异性，分析不同特征的档案如何产生不同影响。

　　第一，作为整体性概念的档案。记忆是探讨档案功能时的一个热点研究话题。记忆研究兴起的两方面原因也体现了档案与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档案可以作为记忆的载体和客体化形式，另一方面，档案可以建构记忆，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记忆。前者将档案视为某种客观且中立的产物，此时档案只是为那些旨在挖掘历史性资料价值的学者提供辅助。后者则将档案工作视为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因素。需要强调的是，档案记录必须经过广泛地传播和情感认同，融合在普遍的社会生活中，才可以发挥其对记忆的作用。

　　第二，互联网档案的特殊性。互联网可以即时存储大量的、形式丰富的各类信息，并且这些记录能以相对更低的成本被复制、分享和保存，更为重要的是，该过程的参与者较少受到科层体制的控制。进一步说，曾经私人性质的、对转瞬即逝事物的记录是被排斥在社会记忆建构之外的，但现在它们同样获得了代表、评价过往的话语权。由于没有主体能完全控制这个高度分散化的档案体系，试图通过档案来建构记忆的行为对单个主体来说将变得极为困难。一旦开始运转，这种电子档案系统可以对社会记忆的确立产生主导性影响。那些网络中流传的，来自无数大众的图像、文字，以及基于这些第一手资料的拼接、剪辑和转发，很可能占据了社会记忆的相当一部分。除此之外，这些档案在让文本故事和价值主题更加多元的同时，也对部分社会记忆进行了解构，带来了现代认同和合法性危机。

　　作为经验材料的档案：秩序“涌现”。对涌现机制的研究，需要解释个体行为的互动是如何产生某种宏观现象的，即重点分析微观层面的动力机制及其后果。由于包含不同个体行为的详细动态记录，档案为对个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的经验分析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这些详细的档案资料，我们对一些历史现象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某种宏观叙事层面，而无法深入到社会学的微观机制之中，也就很难回答，一个个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是何以凝聚成无可阻挡的社会洪流的，也就是社会秩序在宏观层面是如何“涌现”出来并发展变迁的。档案为社会秩序“涌现”过程的分析提供了宝贵资料，为学界理解微观机制和宏观现象之间的联系推开了一扇窗。不仅是社会学家，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可以从更易获取、形式更规范、编码更完善的档案数据中受益。特别是在数据科学的辅助下，人们很可能借此走出依赖个体层次调查数据和统计回归的微观泥淖。

　　[摘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京)，2023（2）；原文发表于《档案学通讯》（京）,2022（6）]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周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