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者：马仁杰   沈佳怡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阶段，是我国在数字化时代下提高自身现代化建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指引和必要创新手段。档案作为数据生产要素，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提高档案管理与开发利用的水平，而档案工作水平的提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顶层设计、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加强协同合作4条实现路径，以期为探索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档案；双向赋能；内在逻辑；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作为当前的热点话题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各行各业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探索新质生产力与自身发展的相关着力点。目前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既有对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和发展逻辑的分析总结，也有对新质生产力实现路径和现实挑战的研究思考。档案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档案作为数据要素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探索档案生产力如何转型释放、如何融入数据治理体系、如何赋能数字中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全面分析和探讨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是非常有必要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深度应用使数据逐渐成为分析和决策的基础。数据能够优化甚至替代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资源配置，并与技术、知识、管理等新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实现各要素价值的翻倍增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以数据为基本要素、与数字技术结合形成的数字生产力，数据的规模和质量更是会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开发利用的效率和结果。从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到2023年国家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近年来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迫切希望，更反映出社会各行各业对加快数据要素赋能的殷切需求。

　　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

　　1.档案工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这就需要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各行各业不断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推动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模式转变，带动新产业出现。档案作为各企业活动的信息集合体，是企业培养核心竞争力，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资料，档案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质开发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效益。

　　首先，档案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能够很好地展示和凸显企业文化，目前许多大型企业都设立了文化展厅，负责展出企业的主营业务、重大成果、企业文化等内容。此类举措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文化自信，增强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能够在企业与外界进行交流合作时直观地呈现出一个较为立体的企业形象，帮助外界认识了解企业的能力和内涵，从而加强双方交流和合作的意愿，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流通和转化。

　　其次，档案具有参考凭证的功能，新质生产力的建设和发展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需要在现有科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档案工作各项环节的有效开展能够帮助相关技术研究从前人的成果中汲取线索和灵感，并根据已有资料信息对各类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例如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就曾通过档案的在线查询为虹桥输变电工程节省了500多万元的资金，也曾利用档案的凭证功能为企业避免了1400多万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最后，档案工作能够帮助企业进行高效管理和风险监督，让企业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事前规划、过程预测和结果可视，通过阅览分析工作档案，能够发现组织架构和工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失，以史为鉴，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提升。例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构建“四位一体”文档管理的框架体系，搭建专门的一体化平台，来保障企业境内外档案管理的高效、可信和安全，为公司的全球化运营提供法律凭证，为企业的生产创造活动提供支持，发挥信息流促进业务流的能力，让文档管理与知识管理相互融合促进，为公司带来了巨大收益。

　　2．新质生产力推动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科学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为档案工作提供了一种新模式。随着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广泛使用，档案工作者可以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档案全生命周期的高效一体化管理。例如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技术对海量档案资源进行快速分析；利用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技术记录档案流转的全过程，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完整、可信；建设统一的数字化平台实现各类档案资源的集成、合作与共享，并借助用户画像预测档案使用者的潜在需求，实现精准化、个性化的档案利用服务，等等。这让档案工作者能够机械重复的工作中抽身，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应用中，进一步解放了人力资源，而档案使用者能够及时高效地访问档案数据资源，带动了档案资源的弹性供给与有效配置。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为档案的深度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必要支撑。通过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语义分析技术能够实现档案的智能开放审核和智能检索；利用数据的关联、重组、分析技术能够发现并提取档案资源中的隐性知识，为接下来的档案利用提供全面、高质量的素材；借助用户画像能够预测档案使用者的潜在需求，给推送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关联档案信息、提供参考咨询，从而实现精准化、个性化的档案利用服务；在文化展览、专题数据库编研等档案开发工作中，可以利用知识图谱、虚拟现实、数字孪生、人机交互等技术，实现声像结合、沉浸体验、智能交互的档案智慧文化服务，从而推动完整多元的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构建，更好地发挥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

　　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实现路径

　　1.完善顶层设计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新质生产力的成熟离不开适合这种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在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立足大局，统筹规划，提供资金补贴和政策支持，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有效力量，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实现档案资源的高质量开发利用。此外，档案数据要素的管控离不开制度保障。目前档案行业的制度支撑大多是一些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在档案“收、管、存、用”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模糊分散、难以界定的行为，例如在信息安全、数据共享、知识产权等方面尚未有明确详细的制度规范。标准化制度建设的滞后会制约新质生产力对档案行业的赋能，政府和档案部门应当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数字环境下档案工作制度和法规体系的建设，保障档案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各环节的系统规范、安全有序，约束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过程中多元主体的行为并保障其权利，对档案数据管理的各项目标进行评估，不断摸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档案资源开发模式。

　　2.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主导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大数据时代，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信息的种类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因此利用先进技术高效处理数据信息、发掘数据价值的能力在当前阶段就显得至关重要。借助科学技术对档案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并加以利用，能够有效推动当前时代下档案工作的转型升级。虽然颠覆式的科技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因素，但档案行业的进步需要通过不断更新成果、改进技术，实现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从利用扫描、识别技术建立数字档案资源库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档案的智能管理和开发利用，档案工作随着科技创新成果的发展和转化逐步重塑自身形态，实现了档案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档案服务水平的有效提升。当然，科学技术在产生和利用的初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些新的挑战：档案行业如何维护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如何打破信息茧房、弥合数字鸿沟，如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的档案使用需求等一系列问题仍待解决，只有最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档案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提升全民族的数字科技素养。

　　3.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档案工作者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字技术来驱动档案行业的创新发展，档案行业要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下新型档案工作者的培养和新型档案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和重大科技成果突破重要发源地的作用，注重档案专业课程体系的创新，将计算机、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课程加入档案学的培养方案，打破学科壁垒，培养既掌握档案工作基础理论和实践流程，又具备将新质生产力应用于档案工作中的全方位、高素质人才。高校还可以和企业、科研院所共同建立起长期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大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力度，充分发挥三种主体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不同作用，引导新时期档案人才提高知识成果的实际运用和转化能力，营造创新型档案人才培养生态。另一方面，各单位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学习培训，提高现有档案工作者对档案领域新技术的认知和运用能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下档案工作者业务水平的提升。

　　4.加强协同合作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的变革，当前，传统的扁平化的档案部门组织架构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档案机构可以新增档案数据要素管理部门、科技创新部门等，专门负责档案数据要素的总体监管和档案工作方式的创新，形成完整的职能体系，为档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持。不同地区、类型的档案机构可以尝试建立起统一的档案数据要素治理领导小组，促进跨区域、跨层级档案机构之间的规划协调和交流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提升。除了要重塑档案机构内部的交流协作，还要注重档案机构与其他外部组织的交流合作，例如档案馆可以和博物馆、图书馆进行联动，建立沟通机制，积极讨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各单位如何提升数据要素资源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并试着消除传统的行业界限，产生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构建利益共同体，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添砖加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特色档案学的价值阐释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TQ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周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