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2-14 08:39:35被阅览数:56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作者：祁天娇 王一多 黄美雯 巴桑仓木决 李灵露
摘要：中国传统村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在国家的战略推动下，我国学者对传统村落进行了登记式保护，收集并整理了大量材料。然而，目前我国传统村落建档标准体系尚未建立，现有的建档方法难以深入揭示传统村落的文化精神与内涵。这不仅不利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信息框架，而且无法保障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信息的标准化留存。针对这一现状，依托CIDOC-CRM语义框架，结合三种主流的传统建档资料体系，利用语义标注技术，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传统村落数字建档的本体模型。该模型在河南省四个传统村落的实际应用中，能够系统地记录和存储包括历史信息、建筑特色、民俗文化等在内的多元数据，并通过语义关联实现了数据的互联互通，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同时也为未来的文化遗产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传统村落；数字建档；本体构建；语义框架；数字叙事；人文发现
传统村落，亦称为古村落，通常指的是建于民国以前，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村庄。这些村落因其数量众多且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得名[1]。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而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2]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传统村落正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失的严峻挑战。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 ，我国的自然村数量由363万个锐减到271万个[3]。为应对这一危机，自2012年起，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工作，并组建了专家委员会负责评审《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截至2023年 ，已 有6批共8155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被列入该名录。此外，自2014年起，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实施了“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程[4]，要求记录者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传统村落立档田野调查手册》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进行登记。在此工程的推动下，各省市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村落的立档工作。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资产”“档案数字化”等新理念逐渐兴起。数字建档具有保护传统村落、传承非物质文化、挖掘文化信息等更优良的特性，成为传统村落建档的新趋势。然而，从整体上看，现有研究在传统村落建档的数字化实践中仍缺乏一个统一、系统的建档框架与工具来支持结构化存储、语义分析和关联挖掘。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和人文发现领域，尚未有规范的本体应用得到推广。因此，构建适用于数字建档的本体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1 传统村落建档的研究现状
传统村落建档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在当前学术研究和实践中已得到广泛认同。众多文献指出，建档在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开发、文化发现和文化溯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已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
在建档内容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包括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献资料、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等多个方面，并关注到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学者安宏清[5]、徐欣云等[6]、任 越[7]强调了村落历史文化、物质形态及其变化的重要性，而满艺等[8]则提出了建档标准化的必要性。何思源[9]和郑锦霞等[4]进一步探讨了档案部门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作用和建档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唐启[10]则指出，传统村落的档案式保护在满足固态留存的基础上，更应注重其“活化性”。在数字化方面，部分省市（如台州市）已经开始尝试将传统村落数据纳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并实施具体的数字记忆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总策划的“‘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建设研究”项目，构建出一个关于高迁传统村落自然风情与人文风貌的“历时性记忆空间”，使档案得以“活化”，让村民能够“留住乡愁”[11]。同时，任越等[12]提出以地理信息系统 (GIS) 的空间地理数据展示平台为基础，构建面向公众的国家传统村落文化遗存数据平台基本架构。
由此可见，当前传统村落建档与档案管理的基本现状仍处于登记式立档阶段，数字化程度较低。传统的登记式建档方式以纸质为载体，存在信息组织松散、内容非结构化、易受损等问题，不利于档案资源潜在价值的挖掘利用。相比之下，数字建档通过数据模型和标准来组织信息，可以将信息由非结构化转换为结构化，使文本、图片、视频、录音等多种资料存储在电子介质中，并构建出相关数据库。这有利于人们通过关系数据挖掘不同资料之间的关联性，以实现传统村落的叙事性开发。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传统登记式建档规则为依据，参考国际通用的、以事件为核心的CIDOC-CRM语义框架[13]，以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内涵解析为核心，构建基于形式化语言的新建档体系，并以河南省四村为例，具体阐述这一新建档体系的应用与实践。研究旨在支持更多传统村落数字资源的结构化存储、语义分析和关联挖掘，促进人们对传统村落人文价值的发现、理解、传播和保护，为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力支持。
2 传统村落登记式建档的基本方案
在构建新的建档体系之前，本研究首先基于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馆村落信息表”[14]、中国传统村落网提供的“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文字）归档表”和“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图片）登记表”[15-16]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数字记忆团队的“高迁后库数字资源分类方案”[17]这三个当前主流的传统村落建档规则，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的建档方法，为后续数字资源的深度关联开发提供更加完善的框架。
2.1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馆村落信息表
由住建部所有版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建设与运营、各地传统村落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于2018年发布了“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馆村落信息表”。该表是当前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化建档的重要基础文件，注重记录村落的基本信息与建筑文化，涵盖了村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建筑特色、文化遗产等核心内容，具有规范性与广泛适用性，为全国范围内的传统村落提供了统一的登记模板，旨在全面系统地记录传统村落的信息，为村落的数字化保护与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具体内容如下 ：
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该表侧重于全方面详细地记录建村历史、迁徙过程、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等，以展现文化积累和历史遗产，并强调文化传承与变迁重要性。
2）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该表注重系统化采集建筑数据（如建筑名称、建筑材料、风貌特点、功能布局等），同时多方位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活动、节庆活动、祭祀、方言等方面的信息，并关注文化活动的现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详细记录，突出活态传承。
3）在特色与偏向方面，该表在美食物产和旅游导览方面提供了村落的特色产品、生产工具、服饰美食、旅游线路规划等详尽数据，为经济活动和文化体验旅游提供支持。同时，规范了视频、音频与图片的收集标准和操作说明。
2.2 中国传统村落网立档调查材料
中国传统村落网立档调查材料是由住建部特别委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内容构成。该项目于2014年正式发布，内容主要参照由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编纂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侧重于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全面记录，包括村落的社会结构、人口分布、民俗活动、生产生活方式、自然与文化遗产、历史见证与变迁等方面，并辅以图像资料的支持。具体内容如下 ：
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该材料侧重于从是否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角度记录历史见证物、家族历史、文献遗存等信息，而对于民俗生活等则更多采取图片形式进行收集记录。
2）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该材料侧重于用图片形式记录自然环境、地质条件、村落形态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建筑文物、街道信息等。
3）在特色与偏向方面，该材料重视以图片的方式呈现村落面貌、自然特色、历史遗存、民俗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村民肖像等。同时，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特有动植物、特殊文化现象或其他未分类的独特内容也会被记录在案。
2.3 中国人民大学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团队建档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团队的建档规范是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理念、方法与应用研究”而制定的。该项目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高迁村为主要研究案例，于2016年启动。自2017年起，该团队基于田野调查开展了建档实践，并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对已建档资源进行了数字化与数据化处理工作。该规范不仅强调家族历史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突出数字资源的分类与关联性，为后续的数字资源开发提供了框架支持。该规范以技术为导向，通过结构化的数据管理，为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利用和传播奠定了基础。具体内容如下 ：
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该规范从服务于“数字记忆”项目相关的文件、照片、音频和视频等角度出发，侧重于收集地方志、家谱、书信和手稿等，以确保项目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得到妥善保存。
2）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该规范侧重于传统村落形态的3D建模及数字重现，详细收集自然地理环境、村落空间布局和堂室民居建筑等信息，以保存和展示传统村落的物理形态和环境背景，并服务于塑造3D立体传统村落模型。
3）在特色与偏向方面，该规范通过视频、音频和文本记录口述历史，采访老一辈村民和文化传承人，以保存活态文化；同时，利用数字产品、门户网站、全景图和云图等技术手段提升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展示效果。
2.4 三种建档方法的比较与模型构建
三种传统主流建档方案在数据结构、记录内容、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住建部主持建设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信息表侧重于内容的规范性和全面性，注重对基本数据的详细记录，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管理和系统化保护；中国传统村落网则关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记录，通过图片资料展示村落在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上的深度和广度；中国人民大学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团队的建档规范则以数字资源的结构化和关联性为核心，运用现代技术实现对资料的高效管理和广泛传播。
根据以上三种建档方案的侧重点与具体内容，可以总结和概括出各自的核心要素偏向，如表1所示。
表1 三种建档方案的核心要素偏向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在现有建档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系统化且关联性更强的数字建档框架。该框架在分析与比较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建档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数字资源中文化元素的结构化建档方法；旨在通过引入数据结构化与深度关联性的设计理念，为后续的数字资源开发构建一个更加灵活且高效的框架体系，从而更好地挖掘利用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
3 基于CIDOC-CRM模型的传统村落数字建档框架设计
3.1 模型基本内容及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适配度
CIDOC-CRM模型是国际博物馆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下属机构国际文献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Documentation, CIDC）开发的一套应用于文化遗产领域的信息集成概念参考模（Ccnceptual Reference Model,CRM）[18]。该模型通过构建一个通用且可扩展的语义框架，使文化遗产信息能够映射到这个框架中，从而实现对文化遗产相关资源信息中的概念、相关关系的语义定义和结构化的描述。
CIDOC-CRM模型因其通用性和可扩展性，成为众多研究者构建相关领域本体的首选。刘宏哲等[19]基于CIDOC-CRM模型对文物领域概念进行了分类，并构建了语义网络，在不改变资源内容的基础上，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吴琼等[20]将地理信息与CIDOC-CRM本体模型相融合，突破了不可移动文物描述的局限性。田野[21]则基于CIDOC-CRM模型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构建。王艺茹等[22]将七步法与CIDOC-CRM模型相结合，构建了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的本体。肖希明等[23]利用CIDOC-CRM模型作为框架，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互操作模型，实现了在元数据层面上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大整合。姚天泓等[24]在CIDOC-CRM模型框架的基础上，从数据描述与语义标注等角度对史料数据资源进行了知识组织。
综上所述，CIDOC-CRM模型具备全面详细的实体（Entity）和特性（Property）描述，对于涉及人物、时间、地点等要素，且蕴含丰富文化资源的传统村落来说，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相关关系。因此，在本次研究中，沿用了CIDOC-CRM中的类别（Entity）， 如E53地 点（Place）来描述传统村落的地理位置、E21人 物（Person）来描述对传统村落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人，以及使用关系属性如P8-发生所在物件是（发生过）、P74-目前或曾经居住于（历年来的居住者包括）等来描述建筑与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然而，CIDOC-CRM模型的通用性也带来了对传统村落特征和文化资源针对性描述的不足。例如，CIDOC-CRM的E41- 称 号（Appellation）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村落的特征，因为传统村落承载着乡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其建筑风格、传统手工艺、自然景观、文物等资源的称号无法简单地归为一个类别（Entity）。此外，传统登记式建档特别注重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建筑特色与功能布局、周围自然环境等细节描述，而CIDOC-CRM在这些方面缺乏较为细分的资源描述。因此，在CIDOC-CRM模型适配于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本体构建的基础上，根据传统村落建档的特殊性，本文选取模型中恰当的实体和特性，并结合传统登记式建档的分类规则，构建以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为核心且基于CIDOC-CRM的传统村落数字建档体系。
3.2 框架内容
现有的传统村落登记式建档方案，虽然为建档工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框架，但均未对传统村落建档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描述，对建筑、民俗、历史文化名人等文化遗产的涵盖也较为笼统，这可能导致资源划分模糊、各地数据难以互通共享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将依托已有登记式建档框架，复用CIDOC-CRM模型框架的规则，补充针对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实体、关 系（ObjectProperty）和属性（DataProperty）的描述，最终构建一个以传统村落为核心，涵盖7大实体、29种关系、94项属性的传统村落数字建档体系。在实体联系（ER）模型图中，呈现部分实体及关系，其中矩形代表概念（类）、椭圆形代表实体、菱形代表关系和属性（见图1）。传统村落数字建档体系旨在规范并细化村落档案，更好地构建数据关系、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挖掘人文价值，以进一步推动档案工作向数据化、关联化、知识化的方向发展。
图1 传统村落数字建档ER图（部分）
3.2.1 实体部分
现有的三个登记式建档框架在结构上大体相似，均包括村落概况、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这表明当前对于传统村落建档框架已形成了基本共识。具体而言，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登记相关表格的内容最为概括；《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馆村落信息表》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内容最为全面；而中国人民大学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团队的建档规范则在村落概况和村民描述方面最为细致。综合以上三个框架，本文除去了《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馆村落信息表》中关于旅游导览的描述，将其中的美食物产融进民俗生活、知识技能等部分，取三个登记式建档框架的最大交集，并复用CIDOC-CRM模型中适合描述传统村落资源的实体标准，构建了传统村落数字建档标号，创建了包含7大实体，内容更加全面、分类更加细致的数字建档框架（见表2）。
表2 传统村落数字建档框架的实体部分
3.2.2 关系部分
在实体间的关系方面，仅中国人民大学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团队的建档规范进行了粗略的关联，但并未对具体关系进行命名。针对这一不足，本文复用CIDOC-CRM中的特性（Property），搭建了针对传统村落实体间关系的描述 , 如表3所示。
表3 传统村落数字建档框架实体间的关系部分
3.2.3 属性部分
已有登记式建档方案均停留在实体层面，虽然对实体进行了细分，但没有凝练属性。本文复用CIDOC-CRM中的特性（Property），搭建针对传统村落实体间的属性描述，如表4所示。
表4 传统村落数字建档框架实体间的属性部分
4 基于河南省四村的数字建档体系验证
4.1 四村基本情况
河南省拥有丰富的政治、军事、艺术和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孕育了众多古城，至今仍留存着众多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本文选取了河南省的四个传统村落，旨在运用数字建档体系，对这些村落资源进行良好组织、关联构建和人文价值的挖掘。
所选的传统村落均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所含档案资源丰富，基本覆盖了建档体系的各个方面，同时每个村落也各具特色。其中，河南郑州市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完整保存了名人故居、名人事迹等档案，拥有丰富的人事档案资源；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大金店镇袁桥村留存了明清时期的牌匾、历史建筑等，拥有丰厚的实物档案；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山化镇游殿村则拥有窑洞、地坑院等特色建筑，富含众多与地产相关的档案；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大王庙村在抗日时期曾为河南大学的办学地，拥有浓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了丰富的文稿档案。相比之下，海上桥村与袁桥村的历史建筑、历史文献等资源保存得较为完好，形成了“代代有遗存，处处有来源”的良好局面；而游殿村的窑洞文化、墓碑、家谱等文化资源因未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受损较为严重。
从资源类型上看，这四个村的数字资源主要为文本资源与图片资源，实体以及数字化的音频、视频资源相对较少；从资源特征上看，村落资源主要集中在近50年内，虽然对建村时的传说和背景有所记载，但缺乏翔实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同时，这四个村均较为重视资源的保护、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旅的开发。数字建档体系的引入，有助于村落整体实现资源的数字化，使资源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交互，将现有的静态资源动态化，实现知识再组织与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现。河南省四村资源的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河南省四村资源的基本情况
4.2 四村资源框架呈现
海上桥村以历史悠久的王家族谱和《海上桥村志》等文本资源而闻名。该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以文本与图像资料为主。村内历史建筑群蔚为大观，整体村庄布局保存完好，其中王氏故居作为标志性建筑，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风貌。在图2所示的资源框架中，以“居民建筑”作为核心要素，由此向四周扩散，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布局。同时，框架中对民俗生活的翔实记录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且详尽的资料。
图2 河南省郑州市海上桥村资源框架
袁桥村现有资源丰富多样。该村以村志《话说袁桥》为载体，详尽记载了人物传记、文物古迹、历史事件以及民俗风情等内容，其历史沿革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间。在袁桥村，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妥善保存，其中包括大量的碑刻文献。图3所示的资源框架图以袁氏家族为线索，清晰地展现了袁桥村在民俗文化、村落布局发展、历史演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连贯性与变迁。
图3 河南省郑州市袁桥村资源框架
游殿村拥有独具特色的地坑院，以及传承良好的石碑、牌匾等不可移动文物和祠堂、寺庙等公共遗产。该村以滑氏家族为代表，拥有记载着滑氏家族22代历史的族谱。以《滑氏家谱》为载体，详细记录了村落历史、人物传记、公共遗产以及独具特色的石碑历史。在游殿村的资源框架图中（见图4），以《游殿村志》为中心，以不可移动文物、公共遗产为基础，展开游殿村从古至今的村落发展史、人物成长轨迹，并以众多石碑为重要元素，以集成的文学作品为亮点，共同展示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游殿村形象。
图4 河南省洛阳市游殿村资源框
架大王庙村曾为河南大学旧址，至今仍保存有河南大学女生宿舍等历史建筑，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然而，部分公共遗产遭到了破坏。该村主要以抗战历史为基点，以河南大学办学事迹为重点文化传承内容与村落发展方向。从图5所示的大王庙村资源框架可以看出，重要人物多为教育家、人民教师；不可移动文物中，大部分与河南大学相关如女生宿舍、教学工具等；民间故事则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大众抵抗外敌的红色故事展开，因此展现了一个厚植家国情怀的红色村庄形象。
图5 河南省洛阳市大王庙村资源框架
5 面向数字叙事与人文发现的传统村落数字档案资源挖掘
基于CIDOC-CRM模型的语义框架和三种传统主流建档方案，采用语义标注技术，构建了一个针对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挖掘的数字建档体系。该体系通过实体、关系和属性等关联数据，实现了资源内容的深度描述和关联。
本研究通过分析河南省四个村落的实践案例，验证了数字建档体系在提升资源检索效率方面的有效性，并为后续的内容分析与数据挖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本研究将继续探索分类、聚类和可视化等技术，以及知识图谱等形式，深入挖掘资源潜力。这不仅有助于用户快速理解复杂的文化资源信息，而且能进一步推动传统村落数字叙事与人文发现的进程。其中，数字叙事通过数字化手段呈现传统村落的历史与文化，并运用故事化策略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生命力，为用户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而人文发现则侧重于从档案资源中发掘和提炼文化价值的深层内涵，促进学者对传统村落文化的深度认知与研究。例如，以袁桥村袁家为支点，从人物出发，与袁桥村家族、故居、重要事件等内容层层关联，以数据网络的形式呈现整个村落的发展变迁。
此外，本研究体系还可以为“前站后库”模式的网站平台提供结构化数据支持。用户可在该网站查询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建筑等相关信息。结合多维叙事理念，该体系不仅展示了传统村落的历史和文化，还探索了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关联，为用户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文化体验，从而推动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在线传播与交流。本研究提出的基于CIDOC-CRM的传统村落数字建档体系，通过整合数字叙事与人文发现的方法论，实现了对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该体系不仅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创新路径，而且为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框架。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本体系有望进一步得到优化，从而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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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大数据背景下古村落多源异构档案的知识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1CTQ028）；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文化大数据背景下古村落档案语义组织与知识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02330058）。
【作者简介】祁天娇（1992—），女，汉族，江苏徐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案例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数字资源语义组织、数字人文、文档数据化、数字文化遗产；王一多（2004—），女，汉族，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学士在读，研究方向：信息分析；黄美雯（2004—），女，汉族，澳门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学士在读，研究方向：数字人文、数字文化遗产；巴桑仓木决（2003—），女，藏族，西藏日喀则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学士在读，研究方向：信息分析；李灵露（2004—），女，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学士在读，研究方向：信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