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多维分析与发展趋势——以ICA历年召开的国际档案会议议题为例

　　作者：加小双 张子桐

　　摘要：关注国际档案治理议题有助于推动中国更好地融入并参与国际档案治理。以国际档案理事会召开的71次国际档案会议为研究对象，通过质性资料编码方法，分析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取向特征与阶段变化，归纳总结其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国际档案治理议题正在经历从业务型转向综合型、从管理型转向治理型、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的发展趋向。基于此，中国应积极应对，不断提升在国际档案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关键词：档案治理；国际档案治理；国际档案理事会；议题分析

　　国际档案治理，也称全球档案治理，是指在国际档案领域，各国政府、各种国际组织、公共或私人机构以及个人，通过制定与实施国际规则、规范和制度，或者克服全球档案挑战、问题和危机的集体行动或国际合作，从而维护和增进关于档案的国际共同利益[1]。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如何有效参与国际治理（全球治理）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已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档案领域也不例外，面对诸如离散档案、档案遗产保护、档案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中国档案界深入关注并积极参与国际档案治理，推动国际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在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展示在档案领域的特色治理经验与制度优势，充分参与全球档案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进一步提升在国际档案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此同时，中国档案界的积极参与将有助于促进国际档案治理体系的完善，推动档案工作国际交流合作，开创全球档案事业融通发展新篇章。

　　目前，中国档案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档案管理的技术性问题或特定国家的档案制度，例如，“数智”赋能档案治理立体化、系统性、整体性重塑研究[2]，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历史发展、机遇挑战及路径探析[3]，离散档案[4]及其数字回归，共享档案遗产建设[5]等等。从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从宏观层面已经关注到国际档案治理的重要意义，并且形成了其若干议题的关注和思考，但仍缺乏对国际档案治理的系统性研究和深入分析。相较于国际档案领域日益复杂的治理需求和全球化进程，中国对国际档案治理的参与和探索仍显不足。基于此，本研究以国际档案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ICA）历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为调查对象，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全面分析其内容。纵向探讨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横向则考察不同类型会议中的议题差异与重点。研究通过梳理国际档案治理的发展脉络，揭示其演变趋势，提升中国档案学界对国际档案治理的关注度，推动国际档案治理体系的理论构建，为中国档案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搜集

　　国际档案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复杂性课题，目前其组织机制主要依托ICA来推进。ICA的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分享文件、档案专业问题以及档案机构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思想，促进文件和档案的高效管理与利用，保存人类的档案遗产[6]。截至目前，ICA成员已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增加至2 000名成员，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多元的全球网络[7]。自成立以来，ICA一直通过组织国际会议，推进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讨论、推动国际档案合作并促进争议问题的解决。因此，这些会议不仅是国际档案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而且是国际档案治理的风向标，会议上讨论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档案领域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将通过系统的文献调查和网络调查，对ICA成立以来所举办的国际会议进行系统检索，并明确其会议的主要讨论议题。调查时间为2024年6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数据来源为ICA官方网站、会议相关著作及论文等。调查数据显示，从1950年8月至2024年8月，ICA共计召开71次不同类型的国际档案会议（不包含区域分会所召开的会议以及部分专题的工作坊），具体包括19次国际档案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Archives），43次国际档案圆桌会议（International Round Table Conference on Archives），9次国际档案理事会年会（ICAAnnual Conference）等（见表1）。每次会议上既有对传统议题的持续讨论，又有对前沿议题的重点研讨，且议题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取向特征和阶段特征。

表1  国际档案理事会召开的国际档案会议（部分）

　　1.2 数据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发展脉络，本研究以ICA召开的71次国际会议的相关信息（含官方网站、新闻报道等）作为原始数据来源，并针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质性资料的编码分析，进而总结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取向特征和阶段特征。

　　在主题维度分析中，依据每次会议的议程内容，提取其核心讨论主题。通过开展议题编码、取向特征编码，逐步从具体议题中抽象出国际档案治理的核心概念，编码过程不仅有助于识别每次会议的具体议题，还能通过归纳和整合，提炼出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取向特征。经过系统的编码分析，最终形成了30个议题编码和6个取向特征编码（见表2）。

表2  国际档案会议的议题编码表（部分）

　　在时序维度分析中，将编码分析与会议的时间顺序相结合，探索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演进轨迹。通过关联会议议题与会议召开的时间点，能够清晰地看到国际档案治理的核心议题在不同时期的重点转向与发展趋势。时序分析有助于明确这些议题从提出到成熟的演变过程，揭示其阶段性特征。

　　2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多维分析

　　2.1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取向特征

　　2.1.1 聚焦档案核心业务流程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首先关注档案管理的核心业务流程，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等业务环节，旨在推进全球档案工作的效能提升和协调发展。这些议题贯穿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发展始终，成为“变化”环境中的“恒定”议题，在全球档案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核心业务流程的讨论为各国档案管理提供了系统性和规范性的框架，有利于推进全球档案管理实践的持续改进与均衡发展。具体而言，几乎所有的ICA国际会议都会围绕档案业务环节或流程展开深入探讨。例如，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C16）基于国际调查，讨论了机关档案的移交、接收、整理、鉴定和利用等问题。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C28）针对档案的利用展开专题讨论，对国际上的档案利用经验作出了全面总结。此外，诸如档案形成（T1）、档案收集（T2）、档案整理（T3）、档案保存（T4）、档案鉴定（T5）等编码议题，均涵盖了档案工作的主要业务环节，旨在通过议题讨论推进经验交流，进而提升档案工作的专业性和深入性。

　　2.1.2 重视档案专业人才培养

　　档案工作者是档案治理业务的重要执行者，档案人才队伍是档案治理发展的核心要素，为推动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自国际档案治理发展伊始，相关议题就已体现出对档案专业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这不仅体现了档案工作对专业队伍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而且是推动档案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例如，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C40）以“信息时代与档案工作者”为主题，探讨了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性及档案教育等问题；第四十一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C57）则以“构想21世纪的档案工作者：教育和培训新政策”为题，进一步讨论关于档案从业人员的培养与发展问题。此外，“档案工作者的培训”“档案与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青年档案工作者：国家档案馆专业队伍的新生力量”“档案员的培训与晋升问题”“档案教育核心课程及教学方法创新”以及“新入职档案工作者”等会议主题均反映出档案人员培训（T9）编码议题，最终指向档案人才队伍培养取向特征，充分体现了国际档案治理对档案人才培养理念的深入贯彻与落实。

　　2.1.3 关注档案多元社会价值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高度重视档案在社会中的多维价值。作为社会活动的凭证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档案不仅承载着历史信息，还在维护社会公正、促进跨文化理解、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在当今时代，档案的作用远远超越传统的历史记录功能，已扩展到社会治理、人权保护、记忆构建、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社会责任和意义。这种多维价值的重视与实践，体现了档案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例如，第三十七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C51）以“档案与人权”为主题，探讨了档案在维护人权、确认侵权行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十九届国际档案大会（C71）将档案视为促进和平与宽容的重要工具，探讨了档案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作为和平使者的作用。此外，档案与战争（T11）、档案与文化（T13）、档案与知识（T15）等编码议题也体现了档案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司法公正以及跨文化交流中的多重作用。

　　2.1.4 紧跟档案数字转型前沿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始终紧跟全球数字化转型的趋势，重点关注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的长期保存等关键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档案管理面临从传统纸质档案向数字化档案转型的挑战，如何有效管理和保存电子文件成为国际档案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这一趋势，国际档案治理议题不仅聚焦于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范，还始终重视技术创新与实践应用，力求数字档案在长期保存过程中保持其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安全性，以应对未来社会对档案管理的需求。例如，早在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C1）中，档案界就已经关注到缩微技术的使用，探讨在档案馆拍摄和利用缩微胶片的问题。1976年，第八届国际档案大会（C24）从“档案管理的科学技术”“建造档案库和改进档案复印技术方面的新事物”“机读文件和档案馆”方面讨论档案工作中的技术进步。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C44）上，法国国家档案馆总保管员作“信息技术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影响”报告。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区块链的广泛应用，档案管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背景下电子文件管理的利用”“信息与利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的挑战”“数字仓储及云存储的可靠性”“信息系统与互操作性”“新一代数字档案馆创新”等主题反映技术与档案工作（T20）、技术与档案馆（T21）等编码议题也相继被提出，档案治理的议题逐渐从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档案治理方向转变。

　　2.1.5 推进全球档案平衡发展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特别关注全球档案治理的平衡发展，致力于推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档案事业的进步。这一议题的核心是确保全球范围内档案治理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缩小各国在档案管理水平方面的差距，促进全球档案事业的协调与共同发展，使各国都能够在全球信息社会中充分发挥档案的社会价值和重要作用。例如，1966年11月4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遭遇洪水侵蚀，比利时、法国、荷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家的档案机构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帮助抢险和修复相关档案遗产[8]，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国际档案救援运动，并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二次会议中对当时的详细情况作出说明。此外，“档案文件的国际交流”“档案的国际合作、档案的国际归属原则以及档案馆与各国际组织的关系”“国际合作和对发展中国家档案馆提供技术援助”“档案遗产恢复的国际合作”“合作保持多样性”“全球档案界的和谐与友谊”等也体现了国际交流（T23）、国际援助（T24）编码议题。可见，国际档案治理议题不仅聚焦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还通过多边合作与援助，促进档案管理技术、标准和资源的全球共享，缩小各国档案管理水平的差距。

　　2.1.6 体现跨学科的交流融合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展现出显著的跨学科融合特性，涵盖了档案与美术学、文学、地理学、国际法、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结合。这种跨学科的互动推动了知识的创新与交融，为档案治理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促进了档案学科的持续拓展与深化，同时也提升了档案在各领域中的应用价值。例如，第二届国际档案大会（C2）讨论了档案与美术史的合作，强调跨学科合作出版有关美术史的档案资料；第四届国际档案大会（C9）则关注档案与经济研究的关系，通过对比经济学家和档案管理人员对企业档案的管理优劣，进一步拓展了档案治理的应用领域。此外，还有关于档案与地理（T28）、档案与法学（T29）、档案与创意产业（T30）等方面的讨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往往可以孕育出新的学科生长点，通过沟通与对话，打破壁垒和隔阂，使档案学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不断激发内在的发展力与生命力，使档案学在服务社会和促进文化传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2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阶段特征

　　2.2.1 议题形成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形成时期，时间范围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此期间，ICA的正式成立为全球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促进了各国档案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国际档案治理工作也有了组织依托。但是，此阶段的ICA处于初创期，档案治理议题主要集中于基础建设、技术探索和理论构建等方面。

　　首先，档案基础建设是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重点关注档案的形成、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等档案工作全流程的各个环节。例如，议题中涉及档案的归档与销毁、鉴定、出版、修复，以及对档案形成过程的监督、档案员职责、历史档案陈列室与阅览室的管理等。对这些内容的讨论都体现了国际档案治理对档案基础工作的重视以及对系统性方法的关注。

　　其次，技术探索是另一重要议题，重点关注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提升档案工作效率和保护技术。具体内容包括档案缩微制片、新设备的引进、档案修复与保管技术、照相复制、机械方法的改进以及档案调卷的自动化等。这些讨论推动了档案领域逐步向现代化和科技化转型，以应对提升档案工作效率与档案文件安全保存方面的挑战。

　　再次，档案理论的构建也是关键议题之一。一方面，基于各国档案实践经验积累的理论成果为议题讨论奠定了基础，涵盖档案术语标准化、档案分类方法、档案出版物与查考资料等研究探讨；另一方面，档案与经济学、文学、美术史、地理学等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讨论，拓宽了档案理论视野，丰富了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多样性。

　　2.2.2 广泛拓展阶段

　　第二阶段为广泛拓展阶段，时间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在此阶段，ICA先后成立东非地区、中非地区、阿拉伯地区、加勒比地区、西亚地区、南亚地区、西非地区、太平洋地区、中非地区分会。同时，我国正式入会，国际档案理事会开始真正体现出广泛的代表性[9]。该阶段，国际档案治理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宽度和深度都得到显著的扩展和深化，不仅覆盖了更多领域，还深入探讨了档案工作的复杂性与挑战性，推动了国际档案治理朝更系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从横向上看，国际档案治理议题覆盖更多领域。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学科边界逐步扩展，议题关注档案与信息、文学、教育、遗产、国际法、定量史、口述史、现代史、城市发展、宣传工具等方面，反映出档案在经济、文化及社会领域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从纵向上看，有关档案工作的议题探讨更加深入。理论层面，国际档案议题明确档案馆的职责要求和功能定位，例如，国际档案馆与机关档案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继承性、档案馆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准则、行政机关的档案部门等讨论为档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找准方向。实践层面，开始促进档案机构的跨国业务合作，推进档案对外交流合作，如档案工作者的国际合作和对发展中国家档案馆提供技术援助、档案馆的国际联系、第三世界国家档案机构扩展等均体现了国际档案交流与合作的广泛开展。

　　2.2.3 议题转向阶段

　　第三阶段为议题转向阶段，时间范围为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该阶段，档案学界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主题，产生新的档案观念与思想，包括文件连续体、后保管范式、档案记忆观、档案参与身份认同、档案情感价值等。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该阶段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深层内涵与目标指向发生了改变。

　　议题的深层内涵由“管理本位”转向“用户导向”。人们认识到了档案政治价值以外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10]，档案工作业务模式不断创新，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该时期开始讨论诸如“向利用者提供档案信息和咨询服务”“档案利用和保护私人机密”“为档案服务争取更多的财力”等问题，同时，关注用户需求，促进档案开放，实现人文关怀，实现档案供给侧和用户需求侧的双向驱动及完美对接成为档案工作的新共识。

　　议题的目标指向由“服务于国家机器”转向“平衡各主体利益”。档案事业由“国家模式”逐步过渡至“社会模式”，档案机构职能优势不断凸显，档案工作者角色定位趋向多元。通过“档案馆在政府战略策略中的作用”“档案馆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并为社会服务是档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从职业到专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性”等可以看出，档案机构及档案工作人员是国家利益的保障者、社会记忆的建构者、文化服务的创新者、社会正义的维护者。

　　2.2.4 多元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为多元发展阶段，时间范围为21世纪初至今。在此阶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首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迅猛发展，为档案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次，全球化继续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与此同时，地区冲突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增多以及南北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档案领域带来了新的议题和视角。总体而言，本阶段的国际档案治理议题内容更加开放包容，治理的场域也更加开放民主，讨论的焦点开始转向前沿技术和人文关怀。这些变化体现出档案治理应对多元化需求所作出的回应，同时也推动了档案领域的发展走向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创新。

　　一方面，前沿技术已成为国际档案治理中的关键议题。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发展，不仅为档案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带来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提升了档案资源的管理效率和利用价值，也在推动档案事业走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国际档案领域积极响应，对“信息与利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的挑战”“数字世界里档案生命的保护：21世纪的档案保管”“变化的环境：基于对纸质、胶片、声像或数字形式的档案进行管理、保存和利用的需要”“数字仓储及云存储的可靠性”“开放数据工程”“数字时代的档案文件管理”等议题的讨论都反映出前沿技术成为国际档案治理的关键议题。

　　另一方面，人文关怀也是国际档案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在“档案、和谐、友谊”这一主题背景下，档案被视为维护公正、宣传正义、推动和解的重要工具；“档案：弥合鸿沟”这一主题更凸显了档案在弥合社会各层次和横向差距中的独特价值。同时，档案与记忆、知识、社会、治理、人权、责任感、透明度、公民权利、跨文化主义等议题的不断提出和深化，进一步拓展了档案事业的内涵与影响力。此外，为了推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档案交流与共享，促进文化理解与多样性包容，跨文化主义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

　　3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发展趋势

　　3.1 由业务型议题向综合型议题转变

　　早期的国际档案治理议题主要集中于具体的档案业务操作，如档案的收集、整理、著录、鉴定、保存和利用等方面。这类业务型议题通常关注档案管理的技术细节和工作流程，旨在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专业度。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档案在社会中的角色更加凸显，国际档案治理的议题逐渐从单纯的业务操作层面转向更综合的层面。

　　当下，国际档案治理议题不仅涉及档案业务流程的优化，还涵盖了档案在社会、文化、法律和技术背景下的多维价值。例如，档案在公共政策、开放政府、透明政府中的作用，档案在人权保护、共享文化遗产、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功能，以及档案在法律合规、数据保护、跨国合作、标准协作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例如，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 会（C44）作主题为“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和变化”的报告。第十六届国际档案大会（C56）在“档案、治理与发展：绘制未来社会的蓝图”主题下，强调标准的使用问题。ICA组织的第五届年会（C66）着重讨论“档案 ：治理、记忆与遗产”问题。

　　这种议题由业务型向综合型的转变，反映了档案事业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中的角色重构与重新定位。这一转变标志着国际档案治理从单一的技术性操作向更具宏观意义的多层次、多维度角色过渡。具体来说，在国内层面，中国档案事业已不再仅仅是技术执行，而是被融入现代治理框架中。作为国家战略资源，档案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特别是在信息化、数字化、数据化时代，档案的高效管理和安全保护直接影响并支撑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国际层面，档案事业也需在全球治理体系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国际档案治理不仅推动了全球档案管理的协调发展，还促使档案事业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促进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维护全球和平与公平正义以及应对全球性危机（如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3.2 由管理型议题向治理型议题转变

　　早期的国际档案治理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层面，重点关注档案的实体管理和技术操作，强调通过科学分类、合理保管和有效利用维护档案的完整性、保障其安全性，并促进档案资源的社会化利用。这种管理型议题的核心在于对档案的内部控制，侧重于对档案本体的维护和对档案工作人员的操作进行规范，较少涉及与外部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互动与反馈。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众对档案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国际档案治理议题逐渐从单纯的技术视角拓展到更综合的社会服务领域。这意味着档案不再仅仅是保存和管理的对象，在提高社会透明度、增强公共参与、促进信息公开以及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十七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C51）以“档案与人权”为主题，第十七届国际档案大会（C60）以“身份认同”为主题，提出档案不仅可以提供组织和个人的身份凭证，还借助其内涵信息提供特定时刻或整个时期的集体记忆等，帮助人们维护自身权利[11]。第一届国际档案理事会年会（C61）以“责任感、透明度和信息利用”为主题。第十八届国际档案大会（C64）在“档案、和谐与友谊：在全球化世界中保持文化敏感性、维护正义及加强合作”的中心主题下，中国作“基于社会服务的移动档案馆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12]报告，同样体现出以用户为导向，以服务为中心的工作重点。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从管理型议题转向治理型议题，不仅体现了档案工作职能的扩展，更反映了档案与社会关系的深刻重构。治理型议题更加注重社会的广泛参与和互动，致力于发挥档案在社会服务中的功能。在这一话语体系下，档案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可访问性成为档案工作的核心目标。档案已不再只是单纯“记录管理”的工具，而是社会记忆的共同体，超越了静态的记录属性，成为动态的社会治理工具。这一转变也要求档案工作者从传统的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型，更多地关注档案的社会服务功能、公众参与机制以及跨国界的档案合作与交流。这不仅对未来的档案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档案价值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更深的意义。

　　3.3 由内向型议题向外向型议题转变

　　早期的国际档案治理议题多为内向型，主要集中在档案系统内部的管理、维护和技术规范方面。这类议题通常关注档案的分类、存储、保密和利用效率等问题，目的是确保档案管理的标准化、合规性，以提升档案管理效率。这一阶段的档案议题本质上是封闭的，较少与外部社会、公众和国际环境互动，档案工作呈现出较强的内部导向性。然而，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公众对档案公开性和可访问性需求的增加，档案治理的议题开始从内向型逐步转向外向型，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全球事务中。对此，也有学者总结为档案治理呈现由“档案圈内”向“档案圈外”辐射和扩散的趋势[13]。例如，第三十一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C43）以“战争、档案和国际礼让”为主题，强调了档案在战争期间保护文件和战后归还文献的重要性。同样，“档案与国际法”“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离散档案回归”等讨论将档案工作纳入了文化保护和跨国协作的范畴，突出了档案在国际法和跨国治理中的关键角色，体现了档案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第十九届国际档案大会（C71）关于“和平与包容”“可持续知识、可持续地球：档案、文件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讨论，也进一步凸显了档案在全球问题中的多重角色。随着这些外向型议题的不断涌现，国际档案治理的范围大幅度扩展，涵盖了从人权保护到生态保护，从文化传承到全球知识共享等广泛的社会领域。

　　国际档案治理议题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不仅推动了档案管理技术的现代化升级，而且对各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它更紧密地融入国内和国际事务。具体来说，在国内层面，档案事业需要与多个社会关键议题相结合，如文化遗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公平正义等。档案不仅是记录国家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治理工具。在国际层面，各国档案机构正面临着加强跨国合作的迫切需求，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档案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愈加凸显，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跨境文化交流以及应对全球突发危机等方面，档案机构的跨国合作将继续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文化交流、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保护世界遗产的关键力量。

　　4  结语

　　国际档案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通过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国际档案治理不仅推动了全球档案事业的协调发展与数字化转型，而且提升了档案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确保档案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利用。同时，国际档案治理促进了各国间的档案交流与合作，在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献修复以及国际争议档案解决等多个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国际档案治理议题正朝着综合型、治理型和外向型的发展趋势迈进。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档案事业也将迎来重要的国际战略机遇期。这不仅为中国在全球档案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契机，而且为推动解决中国国际争议历史档案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

　　对于中国而言，积极把握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变化趋势，主动参与国际档案治理，是响应国际社会期待、承担大国责任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中国档案事业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档案强国目标的重要机遇。因此，中国应积极把握这一时代机遇，主动参与国际档案治理议题的研究与讨论，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档案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分享在档案管理、数字化转型、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经验与智慧，为国际档案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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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项目编号：24XNN012）。

　　【作者简介】加小双（1989—），女，汉族，湖北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信息治理档案社会化等；张子桐（2002—），女，汉族，山东潍坊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