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档案记忆建构对出版文化传承的意义研究

　　作者：刘慧芳

　　摘要：数字时代，档案记忆建构对于传承和弘扬出版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档案通过真实、系统的历史记录，再现出版发展脉络，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素材，为出版文化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变革了档案记忆建构方式，呈现数据驱动、智能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新特点。加强出版领域档案记忆建构，要推进档案数字化与知识化管理，构建出版专题档案数据库，创新档案服务方式，拓展出版文化传播渠道。

　　关键词：档案记忆；出版文化传承；数字技术；档案数字化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出版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从甲骨文的刻印，竹简、帛书的流传，到纸张的发明，活字印刷的创造，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我国出版业在传承创新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铸就了独特的文化标识。新时代出版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传承创新优秀出版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出版与科技深度融合。作为人类活动和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档案在传承出版文化遗产、赓续精神血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现如今，数字革命正在重塑档案建设的新形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档案业务的深度融合，必将开创档案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导向，创新档案资源的管理开发利用模式，用活用好档案大数据资源，对于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聚焦数字时代语境下的档案记忆建构，深入研究档案记忆对出版文化传承的价值意蕴，探索数字技术环境下档案记忆建构的新特点、新路径，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出版文化，推动建设新时代出版强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展开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

　　1  档案记忆在出版文化传承中的角色

　　1.1 档案记忆的内涵与价值

　　档案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是人类记忆的重要载体。档案记忆是指通过档案这一特殊的历史记录形式，保存并延续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1]。它不仅仅是对过去的静态存储，更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记忆建构过程。档案记忆通过真实、系统、原始的档案资料，再现特定历史语境下人们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为人们认识历史、反思现实提供了可靠依据[2]。

　　档案记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档案记忆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全面认识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第二，档案记忆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现实功能。通过档案这一凭证，可以澄清事实真相、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权益、树立社会公信。第三，档案记忆对于塑造群体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档案忠实记录了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是凝聚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第四，档案记忆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宝贵资源。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可以从档案中获取研究素材，拓宽研究视野，深化学术研究。

　　1.2 出版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学界对于出版文化尚无统一的定义。本文将出版文化定义为围绕出版活动而形成的一整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它包括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形式、传播方式、价值观念等。出版文化的典型特征有：一是知识性，出版文化以知识的生产、传播为其基本属性和核心内容；二是创新性，出版文化始终以发现新知、传播新知为己任，推动知识创新和文化创新；三是时代性，出版文化深刻反映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是时代发展的缩影[3]；四是开放性，出版文化在不同地域、国度之间广泛传播交流，相互借鉴吸收，推动人类文明的交融互鉴 ；五是多样性，出版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形式、载体特点、话语风格，满足大众多层次的阅读需求。

　　1.3 档案记忆对出版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档案记忆对出版文化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首先，档案记忆是研究出版文化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出版档案真实、系统地记录了出版活动的方方面面，如出版、发行的机构、过程，出版物的编撰、审查、印制，以及相关的人员、财务、设备、政策等。这为还原和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版业发展状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原始依据，是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其次，档案记忆有助于揭示出版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整理和研究海量的出版档案，运用数字人文、文本挖掘等新技术手段，可以发现不同历史阶段出版文化的发展态势、转折点和影响因素，归纳总结出版文化的发展规律，这对于科学把握当代出版业发展大势，推进出版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再次，档案记忆是出版文化遗产重要的存储和保护形式。一方面，档案通过原生态的方式，完整保存了出版文化的历史原貌，延续了出版文化的生命力。在一些纸质、电子出版物易毁损、散失的情况下，档案成为记录和留存出版文化遗产的最后堡垒。另一方面，档案机构通过对出版事业相关档案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挖掘并赋予数字时代下出版事业档案的价值。最后，档案记忆的建构能够为创新出版业服务机制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对出版事业档案中蕴含信息的学习、研究和考证，能够汲取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出版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  数字时代档案记忆建构的新特点

　　2.1 数字化带来的档案记忆建构变革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档案记忆的生成、存储、管理和利用方式，引发档案记忆建构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在档案形成阶段，数字化技术极大拓宽了档案信息的来源渠道，档案信息呈现出碎片化、非结构化的特点。各类数字内容如文本、图像、音视频、社交媒体信息等不断融入档案记忆，使档案记忆的内容更加多元立体、鲜活生动。同时，数据采集、电子文件归档等数字化手段也使档案形成过程变得自动化、智能化。另一方面，在档案管理和利用方面，大规模地数字化加工、智能化管理、网络化共享等成为新趋势。通过元数据提取、知识挖掘、语义链接等技术，数字档案资源的组织和揭示更加精准、深入，使档案价值得以充分释放。借助信息检索、数据分析等手段，档案利用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使档案的社会化利用水平大幅提升。云存储、云服务、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使档案记忆的存储更加安全可靠、利用更加广泛普及。

　　2.2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档案业务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档案工作的业务流程、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大数据技术可以支撑海量档案数据的采集、存储、清洗、分析和可视化呈现，从数据中发现新知识、洞察新规律。通过数据关联分析和知识挖掘，可以揭示不同档案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档案背后的人物关系网络、事件传播路径等，使档案记忆的内涵更加丰富立体。智能分类、自动标引、语义检索等AI应用，极大提高了档案组织、揭示、检索的效率和精度。开放域对话、知识问答等智能化档案服务，使档案利用变得更加便捷、精准、人性化。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防篡改等特性，为档案的安全存储、可信共享、资产化交易等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智能合约、多方数据融合等区块链应用场景，有望革新档案管理流程，提升档案业务协同水平。

　　2.3 多元主体协同与社会化记忆建构

　　数字时代，档案记忆建构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新特点。一方面,档案记忆的形成由专业档案机构向全社会延伸，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等都成为档案记忆的生产者和贡献者。在大数据、社交网络时代，海量的用户生成内容如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中用户发布的信息成为档案记忆新的补充，进一步拓展了档案记忆的外延与内涵。另一方面，档案工作坚持开放理念，更加注重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档案共建共享的良性生态。档案部门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文博机构等展开协同创新，搭建跨界合作平台，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档案学理论和技术创新。数字档案平台为公众参与档案服务创设了便利条件，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渠道使档案部门能更好地与民互动，通过众包、众筹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对档案进行补充完善、知识标引等。

　　3  数字时代加强档案记忆建构的路径

　　3.1 档案数字化与知识化管理

　　档案数字化是应对数字时代挑战、推进档案记忆建构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应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进程，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对各类纸质档案、实物档案等进行扫描、拍摄、录入等数字化处理，将档案内容转化为数字信息，实现档案由载体管理向内容管理转变。通过光学字符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智能化手段，自动提取档案中的文字、语音、图像等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和语义标引，实现档案内容的精准化、语义化描述。

　　要加强数字档案的知识化管理，构建档案知识库，挖掘档案中的知识要素，揭示档案内在的逻辑关系，实现从档案到知识的跨越。运用本体论、语义网等技术，对档案进行语义建模和知识抽取，形成由概念、实体、属性、关系等组成的领域知识网络。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推理等技术，实现档案的智能检索、关联分析和知识发现，使档案知识能够灵活应用于不同场景。

　　3.2 构建出版文化专题档案数据库

　　聚焦出版文化领域，精心设计档案大数据应用场景，围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出版业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建设系列专题档案数据库，积极探索档案大数据的深度开发利用模式[4]。例如，建设中华古籍出版档案数据库，完整收录国家珍贵古籍出版发行的各类档案，涵盖图书目录、版本源流、装帧形制、工艺技法、发行流通等多个方面，再现我国古代典籍出版的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又如，构建新中国出版发展历程档案库，系统集成1949年以来与出版相关的重要文献、事件、人物、成果等档案信息，全面展现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和突出贡献。

　　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内容专业、主题集中，体现出版领域特色。广泛收集馆藏和社会各界相关档案，注重挖掘和吸纳民间出版物、口述历史等多元史料，拓展档案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要遵循档案著录标准规范，采用扩展的元数据架构，对档案进行精细化、多维度的内容描述，便于用户检索查找。同时，要运用大数据分析、知识发现等新技术，深度挖掘档案内在联系，动态生成档案人物、事件关系谱系，形成立体化的知识网络。

　　3.3 创新档案服务与出版文化传播方式

　　数字时代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档案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和平台，也对创新档案服务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档案部门要主动适应数字时代趋势，积极运用移动互联、社交媒体、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媒体，创新档案服务模式，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档案文化产品，增强档案服务的互动性、参与性和感染力。档案部门可与出版机构开展深度合作，依托出版发行渠道，将优秀档案内容与图书、期刊、音像、数字出版等产品形态有机融合，开发档案文创产品，丰富档案文化的传播载体[5]。

　　同时，档案服务应主动对接出版文化教育、普及、研究等社会需求。充分发挥高校、中小学、社区等各类文化教育机构作用，与之合作开展系列档案文化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市民在档案活动中增进对出版文化的认知和兴趣。要主动服务出版文化研究需求，为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原始档案支持，举办出版档案学术研讨、档案文献整理培训等活动，推动档案资源向学术研究转化。

　　参考文献

　　[1]韦顺国,韦杰程.数字时代的档案记忆观研究[J].山西档案,2024(8):95-97.

　　[2]庞永真,丛楠.基于档案记忆观的红色档案资源建设研究[J].兰台世界,2022(3):36-39,45.

　　[3]王勇安,李都.出版深度融合的文化意蕴与实践逻辑[J].科技与出版,2024(2):63-70.

　　[4]郑慧,刘心怡,杨秀翠.广西红色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研究[J].山西档案,2021(5):110-117.

　　[5]崔浩男,潘洁敏.记忆建构视角下多模态档案资源融合开发模式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3(3):96-103.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文化建设服务转型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9B307）；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美育研究”（项目编号：2020YJ136）；山西省高校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工科人文素养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J2020248）。

　　【作者简介】刘慧芳（1976—），女，汉族，山西怀仁人，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与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