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文史料的数字化编纂整理与出版方法

　　作者：冯瑞敏

　　摘要：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历史文献数字化日益受到重视。日本在这一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鉴于此，在梳理日本数字人文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该国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基础设施构筑事业为研究对象，探明日本人文史料数字化编纂整理与出版背后的内在逻辑，并总结出日本数字人文发展模式与特征，以及日本历史文献数字化编纂整理与出版的经验及启示，以期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日本；人文史料；历史文献；数字人文；编纂；数字出版

　　我国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工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条例，从法律层面规范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聚集文化数字资源，夯实文化数字化发展的数据基础，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人文历史学科走向数字化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蓬勃发展。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一批基于历史人文资源的数字平台相继建成，展现了历史学、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面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组织性不足，建成的数字人文数据库较为分散，历史文献数据共享程度低。此外，国内针对历史文献数字化编纂整理与出版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相关理论探讨。

　　作为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其文献数字化历程可为我们提供借鉴。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开始推进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应用，之后启动的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基础设施构筑事业围绕人文社科数据的跨学科、跨国界共享共用展开，形成了历史文献编纂与出版的独特理念，并以此指导数字化实践[1]。同时，日本学界对相关理论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以《大日本史》的编纂为例，研究者分析其史料编纂模式，总结编写过程中形成的史学观念，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拟在系统梳理日本在人文史料相关实践的基础上，重点对其思想理念与方法进行考察，力图探明日本人文史料数字化编纂整理与出版背后的内在逻辑，并总结日本数字人文发展的模式与特征，探讨其历史文献数字化编纂整理与出版的经验及启示，以期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1  日本人文史料数字化的总体发展脉络

　　1.1 数字人文研究的政策推动与项目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人文研究在日本蓬勃兴起。早在2006年，日本政府发布第3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强调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提出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推进学术信息资源数字化。同年，日本学术会议呼吁要重视人文学数字化，开发数字资源和数字工具，并推出创新人文研究模式。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日本陆续启动了一系列数字人文项目，加速了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的积累与开放共享。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于2006年启动“东洋文库稀有书籍数字档案”项目，将东洋文库馆藏的珍稀文献以统一格式进行数字化并构建了数据库，使公众可以在线浏览阅读。立命馆大学艺术研究中心致力于日本传统艺术数字化，建成了包括歌舞伎、浮世绘、工艺美术、电影等在内的80多个专题数据库。此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等机构也纷纷开展数字人文项目，加强人文历史资源的数字化应用[2]。通过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积极参与，日本数字人文研究快速发展，为后续全国性人文社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1.2 学界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态度转变

　　随着数字人文实践的不断深入，日本学界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早期，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共享数据持消极态度，担心数字技术会颠覆传统人文研究模式。但研究与实践证明，数字人文并非要取代传统研究，而是为传统人文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工具，从而拓展研究疆域、创新研究模式。日本学术界开始形成数字人文促进传统人文学科繁荣发展的共识。有学者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发生转移，是一次颠覆性革命，关键在于构建新的基础设施以支持新范式的形成。总体来看，随着数字人文实践的深化，日本学界逐渐认识到，数字化不会削弱人文学科的学术性，反而能为人文学科注入新的活力。数字技术与传统人文研究的融合，正在开创人文学科发展的新境界。这一观念的转变为日后大规模推进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

　　1.3 数字人文发展模式的探索在探索

　　数字人文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日本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的数字人文支持作用。这些机构在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工具开发、数字人文服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本的数字人文项目多由这类机构牵头或深度参与。例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在数字化馆藏的基础上，还开发了面向人文研究的工具与平台，如古籍目录数据库、历史人物数据库等。同时，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则与该校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展开合作，共建东京大学史料编辑所数据库。各机构发挥各自专长，协同创新，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格局。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国际视野与国际合作。日本学界高度重视与海外机构的交流互鉴。2012年，日本数字人文学会加入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ADHO），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立命馆大学先后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合作，实现海外日本文化藏品的数字化。日本数字人文研究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紧跟国际前沿，并形成自身特色，为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社科数据基础设施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日本人文史料的编纂整理方法

　　2.1 以史料实证探求历史真相

　　近些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在史料编纂整理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理念和方法。这一过程始于19世纪末，当时引进西方实证史学，倡导以严谨的考证方法和翔实的史料佐证历史研究。在此影响下，日本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征集、辑佚各类史料文献，校勘版本，厘清源流，编纂成书，目的是通过扎实的文献基础工作，探求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日本近代史学的开拓者之一重野安绎指出，“先做征集资料的工作，次做将资料编纂为历史的工作，最后做历史哲学的工作”[3]。这一主张奠定了日本近代史学“先史料，后议论”的传统。此后，日本学者编纂了一批大型史料集成，如《大日本古文书》《大日本史料》等，极大地推动了史料的系统搜集与整理进程。通过实证方法考订史料，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史学的突出特点。即便是在义理性的史论中，日本史家也习惯摆事实，讲证据，利用翔实的史料旁征博引，力求论证严密，结论可靠。这种治史方法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治史的传统，另一方面深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体现了中西史学在近代日本的交融与创新。

　　2.2 精审慎择，突显编纂特色

　　日本史料编纂的另一特点是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依据编纂旨趣，对史料精审慎择，突出编纂特色。以《大日本史》的编纂为例，该书是日本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采用中国正史体例编纂，旨在“正皇统，辨臣伪”。为此，编者在广征史料的基础上，依照维护天皇正统的基本立场，对史料进行严格审核和取舍。如在撰写《大日本史》时，关于持统天皇称帝问题，史官维护男尊女卑秩序，不承认女性可称帝。而在南北朝正闰问题上，编者又本“南朝正统”之说，以南朝天皇为正统，北朝天皇为闰位。由此可见，《大日本史》编纂并非机械罗列、无所取舍，而是体现了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价值判断。这在客观上突出了该书维护皇统正统、树立国体观念的鲜明特色。纵观日本史料编纂史，史学家对史料的审慎择取，在彰显编纂特色的同时，难免流于主观臆断。因此，后世治史，固然要批判继承前人史著，但更要回到第一手原始材料，广征博引，去伪存真，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得出客观公允的判断。

　　2.3 辑佚考订，重在整理与加工

　　与中国传统治史更看重义理性议论不同，日本史书编纂很大程度上更重视整理与加工，即侧重对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进行辑佚、校勘、考订，并进行编年编类，使之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在这一过程中，编纂者往往对原始材料进行一定的“二次加工”，厘清源流，拟定题名，校正讹误，以期提炼文献信息的精华。此外，日本史书编纂还常采用“类纂”“辑录”等形式，即选编同一专题的资料。这种编纂形式的特点是，资料来源多样、体裁丰富，但又以某一主题为线索贯穿始终。类似的体例编排，在浓缩提炼历史文献的同时，难免要对原始材料做出取舍删削。因而，后人治史时，既要充分利用这些整理成果，又要回溯原始文献，详加考证，以期全面把握史实真相。如有学者指出，类书与类纂资料的编辑，极大地丰富了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不同资料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跳出原有文献的某些局限，从新视角出发认识历史。可见，将文献资料“二次加工”为类书，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创造，为拓宽史学研究视野提供了可能。

　　3  日本人文史料的数字出版与传播利用

　　3.1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与开放获取并重

　　日本在推进人文史料数字出版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与开放获取并重。一方面，日本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数字化史料的知识产权。如日本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明确了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支配数字出版的各项权利。同时，还制定了《著作权法施行令》《著作权审议会规则》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著作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倡导学术资源的开放获取，推动公共财政支持的研究成果面向社会开放共享。如文部科学省实施的机构知识库计划，资助各大学、研究机构建设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促进对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科研数据等的自由访问与利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日本数字人文项目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开放获取策略[4]。由此可见，日本在数字出版领域努力平衡保护创造者权益与促进知识传播利用的关系，为数字人文研究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这种理念和实践对于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2 注重多元主体协作与服务创新

　　日本数字人文项目的一大特点是注重多元主体协作，创新服务模式。日本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吸引了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IT企业、数字内容服务商等多方主体的参与，从而发挥各方优势，进行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字人文生态系统。如日本学术振兴会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基础设施构筑事业，汇聚了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大学共同利用机关、学术出版社等多元力量，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数据管理、学术出版、数字服务等全流程的创新链条。数字人文项目的服务创新主要体现在面向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交互式的体验。这种创新服务模式有效调动了用户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数字人文资源与用户的双向互动。因此，多元主体间的通力合作和精准对接用户需求的服务创新，极大地提升了日本数字人文项目的应用价值与传播效果。这种发展模式对我国数字人文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在实践中深入探索。

　　3.3 推动跨语言、跨文化的国际传播

　　积极推动人文史料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是日本数字人文发展的一大特色。200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面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以学术资源共建共享为目标，搭建了区域性的人文研究数字化平台。自此，日本更加重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利用数字化手段推进本国人文史料的国际传播。以“日本古典籍综合目录数据库”为例，该数据库与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展开合作，吸纳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日本古典籍目录数据，实现了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数据库网站提供了日英双语检索界面，海外用户可便捷查找所需资源，有效地将日本的文献资源推向海外，扩大了国际影响力。从学术交流层面看，日本高度重视参与国际数字人文组织与项目。2012年，日本数字人文学会成为ADHO的正式成员，标志着日本数字人文研究步入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2022年，日本主办ADHO年会，进一步彰显了在国际数字人文界的地位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石亮亮.日本数字人文教育的经验与启示研究[J].山西档案,2024(5):96-99.

　　[2]王睿熙.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开展世界记忆项目的实践与理念[J].兰台世界,2022(2):16-19.

　　[3]蔡二勤.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崇祯本《山西通志》的文献史料价值[J].山西档案,2018(1):155-157.

　　[4]张光子,蒲信竹.技术、组织与传承:日本数字出版实践的媒介学阐释与启示[J].现代出版,2023(5):113-123.

　　【作者简介】冯瑞敏（1987—），女，汉族，河南濮阳人，中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