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1-24 08:12:20被阅览数:359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作者:华林 宋晓婷 卢思雨
摘要:我国西藏自治区遗存有丰富的反映各民族“三交”历史的档案,这些档案大多散存于国内外相关政府部门、文化机构或个人手中。依托西藏自治区各级档案馆,开展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工作,有利于归集散存档案,构建西藏“三交”专题档案资源体系。通过阐述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内涵与外延、资源特征、征集思想与价值意义,分析了档案多元化征集滞后的原因,并提出了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汇集散存档案,构建西藏“三交”历史记忆,为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档案资源条件。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历史记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及个人产生了大量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资料涵盖了西藏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在见证西藏各民族“三交”历史、构建西藏“三交”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留存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记忆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在多元化征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创新征集方法,汇集散存档案,完整构建、传承与开发西藏“三交”历史记忆,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1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理论阐述
1.1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概念界定及其资源特征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就是指1950年以前,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及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记录并反映西藏自治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各类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西藏“三交”历史、构建西藏“三交”记忆,以及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具有重要的凭证、参考与史料价值,它们以文字、图画、音像和实物等不同形式存在。西藏“三交”历史档案资源极其丰富,在记录与反映西藏自治区各民族团结和睦、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媒介作用。其特征如下。
1.1.1 形成主体众多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是在西藏自治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所产生的,因此其形成主体众多。主要包括历代中央政府、驻藏机构、土司土官以及各族群众。其中,西藏地方的形成主体主要有噶伦、代本、宗本、豁堆等土司土官,以及喇嘛、贵族、智者、贤者、民间歌手和一般民族群众等;而国家机构和官吏的形成主体则包括历代中央政府部门(如宣政院、理藩院等)、驻藏大臣和各级官吏等,他们所产生的各类相关文献构成了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的重要部分。
1.1.2 留存数量丰富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留存数量丰富。例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有历史档案共156个全宗,311万卷(件、册),除纸质文书档案外,还包括历史照片12000张、实物档案34000件、木质印刷品50600件、古籍4200函、旧地图100余件[2]。另外,2016年,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对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等1305处国有单位的文物收藏情况开展了调查,共采集文物数据114167件,登记建档105494件[3]。
1.1.3 类型形式多样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的类型丰富,形式多样。从存世形态来看,主要包括历史文书、宗教经书、地理舆图、族谱家谱、域外档案、金石铭文、遗址遗迹、口述资料、历史照片与音像材料等。按载体形式划分,则可分为纸质、石刻、摩岩、器物、布帛、贝叶等。而从记录语言及方式来看,则包括藏文、蒙古文、满文、汉文、外文等多种文字记录,以及地理舆图、唐卡壁画、摩崖刻画、图表图册、历史照片、音像记录等多种方式。这些档案以不同的记录形式和载体,全面记述和反映了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史。
1.2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思想阐释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形式多样、分布广泛,因此,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开展征集工作。首先,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西藏自治区各级档案馆为主体,以参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藏卷》编纂为契机,协同相关图书馆、博物馆、古籍保护中心、社科院、高校、寺院等机构和个人,共同开展档案多元化征集工作。其次,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大多散存于国内外相关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以及个人手中,还有一些档案原件散存于民间、史籍文献中或相关网站上。为此,可以通过实体征集、建档征集、文献征集、网络征集以及整合征集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汇集这些散存档案。这不仅有助于开展馆藏特色档案建设,还能为开展西藏“三交”历史研究、构建西藏“三交”历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助力,如图1所示。
图1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工作逻辑示意
1.3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价值阐述
1.3.1 完整构建、传承与开发西藏“三交”历史记忆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内容丰富,涵盖了西藏自治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个领域。例如,《莲花生传》记载了大量汉地僧人与吐蕃人共同翻译汉地佛经的事迹,仅《丹噶目录》就标明有34种汉文佛经被译成藏文[4]。元代以后,中央政府均对西藏地区实施有效治理,形成了丰富的“三交”史料,如清代的金奔巴瓶、达赖喇嘛金印、青花莲托八宝纹盉壶、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等[5]。开展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工作,可以依托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社科院、高校等文化机构,征集并整合散存档案,完整构建、传承西藏“三交”历史记忆资源,并开发其数字记忆资源,用以服务西藏“三交”史学研究、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3.2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撑
西藏自治区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三交”档案内容丰富,这些档案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开发建设西藏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格局多元一体形成的过程。例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就,碑文赞颂了汉藏民族友谊,记述了会盟的经过,是汉藏人民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此外,西藏历史上形成了众多印章,如元代的“宣政院印”“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印”,明代的“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必力公万户府印”,以及清代的“瞻对安抚司印”“绰倭安抚司印”等。这些印章在记录各民族政治交融历史、佐证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开展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工作,可以聚合散存的档案史料,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发掘利用这一珍贵档案文献遗产,为推进西藏民族团结,维护西藏稳定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档案支撑和宣传助力。
2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问题分析
2.1 征集对象认知问题
就各民族“三交”档案认知而言,学界多从档案学、文献学或史学的视角开展相关研究。如刘荣[7]指出,众多以民族文字书写的民族文献,以及其他相关民族文献和域外文献等,均记载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内容。张云等[8-9]则认为,藏文史籍、文物等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藏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密切交流、民族间联系不断的历史场景。华林等[10]将云南“三交”历史档案界定为 :云南各民族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交流交往交融活动中所产生的,对构建民族“三交”历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凭证史料价值的文字、图表、音像和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综上所述,学界对各民族“三交”历史档案的探讨尚不深入,鉴于此,如何从理论上精准地认知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构成、特点与价值等内容,成为做好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征集、整理与开发利用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档案史料散存问题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兼具档案、古籍和文物的多元属性,被国内外众多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等广泛收藏,如表1所示。
表1 国内(西藏自治区、北京市[6])、国外[13]部分西藏“三交”史料分布保存情况
这些散存档案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档案分布看,它们散存于我国西藏自治区、北京市等地,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印度、日本等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相关政府部门,甚至民间。这种分散保存的状态在征集范围、人力、经费等多个方面为档案征集工作带来了困难。二是在资源建设方面,西藏自治区许多文化机构都对所收藏的“三交”历史档案开展了数字化建设。但受管理体制、信息权益等因素的制约,部分单位的数据资源仅对内开放。例如,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馆藏的390余函古籍已于2022年底完成数字化,但读者仅能在局域网内查询浏览[11]。同样,西藏藏医药大学建成的医药数据库与档案检索系统,虽包含了800余部藏医药传统档案,但也仅在校园网络内开放[12]。这种档案分散保存与数字平台有限开放的状态,极大地阻碍了西藏“三交”历史档案资源的开放共享与有效利用。
2.3管理体制障碍问题
据相关调查显示,在公共文化资源整合面临的障碍方面,从业者与公众对“机构隶属不同部门,协调困难”这一问题的认同度高达84.6%[14]。由此可见,现行管理体制已成为资源整合的主要障碍。西藏“三交”历史档案主要被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社会科学院、高校、古籍保护中心、史志办、寺院等机构中。从横向角度来看,这些单位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部门,其资源管理模式、制度体系和服务宗旨均存在差异,加之西藏自治区与其他各地相关文化机构间尚未建立有效的整合机制,这进一步加剧了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在多元化征集过程中面临的区域性障碍。从纵向角度来看,西藏自治区各级各类文化机构在档案资源整合建设过程中,尚未制定出统一的政策规划与协同机制,它们各自为政,难以开展“三交”历史档案资源的共建共用[6],这极大地阻碍了数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发掘利用。
3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多元化征集方法路径
3.1 构建协同机制,推动档案征集工作开展
如上所述,西藏“三交”历史档案不仅被国内外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等广泛收藏,而且还有众多档案史料散存于民间。各级档案馆在开展档案征集工作时,面临着档案散存严重、现有体制制约等问题。2022年6月,西藏自治区正式启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藏卷》史料汇编工作,在工作部署会上,西藏自治区统战部部长嘎玛泽登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通力协作,有序推进史料汇编工作[15]。为此,建议在“西藏卷”汇编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档案馆积极与相关图书馆、博物馆、社科院、电视台、高校等单位建立联系,共同构建协同机制,以推动征集工作的顺利开展。该协同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召开协作会议,从方针政策、建设目标、整合原则、制度建设、权益保护、任务安排与经费保障等多个方面,组织协调档案的多元化征集工作。二是制定统一的征集标准,涵盖征集范围、信息采集、分类整理、数据描述、数字化建设等关键环节,以推动档案资源的共建共用。三是建立档案信息资产权益保护制度,从档案史料价值评估、资源整合、成果共享等方面入手,切实维护共建单位的档案信息权益。
3.2 拓展征集视野,开展多元化征集工作
3.2.1 构建资源体系,指导多元化征集工作
其一,开展理论研究,指导资源体系建设。具体而言,一是要开展整合对象研究,重点梳理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的概念界定、类型构成、档案特点与发掘价值,为设计资源框架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二是要从征集范围、分类整理、价值鉴定等多个方面,深入开展工作的理论研究,为多元化征集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其二,依托记忆理论,构建资源框架体系。档案记忆理论认为,档案资源是一种经过时间沉淀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深层的记忆要素,能够为关注者提供事实、关联、依据和理性,从而浸入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16]。基于这一理论,可以依据西藏“三交”历史档案遗存情况,从历史文书、遗存实物、音像档案、遗址遗迹和相关史料等维度出发,构建全面、系统的档案资源框架体系,制定详细的档案征集规范,以科学指导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的征集工作,如图2所示。
图2 西藏“三交”史料资源框架体系
3.2.2 采用多种方式,收集散存档案史料
一是通过征集、购买、复制、交换或数字化等方式,广泛收集散存于民间的文书、印章、家谱、碑刻、照片等西藏“三交”历史档案资料。二是运用文字记录,拍照、录音、录像,以及迁移、拍摄、拓印、3D扫描与全景航拍等现代技术手段,全面采集西藏“三交”口述历史与遗址遗迹信息。三是鉴于各种西藏历史文献,如档案汇编、高僧文集、地理方志等,都辑录了大量反映西藏“三交”历史文书、碑文等档案原文,因此在档案原件损毁或佚失的情况下,可从西藏历史文献中,采用原本征集、复制征集、拍摄征集与数字化征集等多种方式,收集并整理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四是为展示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的价值,一些机构和学者将珍藏的档案以数字化或拍摄的方式发布在网络上,形成了丰富的网络档案资源。例如,腾讯新闻推出的《西藏历代藏印分享》专栏,刊载了“法螺”“十相自在”等18幅西藏历史印章遗存实物的印文或印纹[17]。通过各种途径和有效方式采集散存性档案,不仅可以弥补档案资源的佚失与不足,还能丰富和完善西藏“三交”历史档案资源体系。
3.2.3 追索流失档案,补全档案资源的缺失
受历史与人为因素影响,1949年以前,大量西藏“三交”历史档案流失海外。例如,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敦煌藏文档案约2000卷,其中仅比利时藏学家布桑为该馆编纂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就题录了765种藏文写卷;法国国家图书馆则藏有2500卷敦煌藏文档案,大部分收录在拉露所编的《巴黎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之中;日本除藏有藏文《大藏经》的所有版本外,还收藏了大批敦煌藏文档案和11世纪以后的藏文史料。1959年,达赖集团曾把大批藏文历史文献带至印度,并存放于所谓的“西藏文献图书馆”内。其他收藏有藏文文献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波兰、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泊尔、缅甸、蒙古、克什米尔地区等[13]。为弥补这一历史遗憾,可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流失海外的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具体而言,可查阅、复制、交换,购买缩微品和数据资源,开展合作编研项目,以及依据相关国际公约法律进行追索。
3.2.4 依托协同机制,开展数字化征集与整合
基于西藏历史文献的珍贵价值,相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高校、寺院等机构均对馆藏西藏历史文献开展了数字化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截至2023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已完成桑珠颇章、觉细列空、孜聂仓、乃琼等全宗1万件(卷、册)以及《噶厦全宗》等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全文录入工作[18]。另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布达拉宫已完成136函、共计85944叶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19]。此外,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对部分藏文古籍进行扫描加工,并建立了藏文文献数据库。鉴于各文化机构存藏历史文献数字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三交”历史档案,西藏各级档案机构可依托协同机制,通过资源共建共用的方式,整合共建单位散存的档案资源,以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西藏“三交”历史档案特色资源的体系化建设。
4 结语
西藏“三交”历史档案遗存丰富,在记录各民族三交历史、宣传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开展档案多元化征集,可归集散存国内外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开展档案资源体系化建设,完整构建、保护与传承西藏“三交”历史记忆;汇集散存西藏“三交”历史档案,形成专题档案资源,以数字资源保护的方式,更好地抢救、留存这一珍贵档案遗产;还可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开发这一珍贵档案遗产,为维护西藏稳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文化服务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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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边疆治理档案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JZD042)。
【作者简介】华林(1965—),男,汉族,云南景东人,全国档案领军人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 :档案学、历史文献学、民族档案等;宋晓婷(2001—),女,汉族,辽宁大连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学、民族档案等;卢思雨(2002—),女,汉族,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学、民族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