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环境下档案内容传播能力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作者：王真

　　摘要：基于对档案内容传播的影响和智能技术在档案内容传播中的应用，从传播全过程出发，构建涵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评估五个维度的档案内容传播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为分析诊断档案传播短板，把握传播规律，优化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能提供参考。档案工作者要以开放创新理念审视档案内容传播，以大数据思维驱动传播决策，以智能化手段提升传播效率，构建新型档案传播体系。

　　关键词：数智环境；档案内容；传播能力；数字化；智能技术

　　在数智环境下，档案传播日益呈现出精准化、个性化、智能化特征。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语义搜索等先进技术在档案传播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得海量非结构化档案数据的价值得以释放，隐性知识、关联规律得以发现。云计算、区块链、5G等技术发展为档案传播提供了高效、可信、便捷的数据基础设施，有利于档案的长久保存、共享利用、版权保护、全生命周期管理[1]。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自媒体等的崛起重塑了社会信息生态，为档案传播创造了更多触达受众的可能。然而，档案内容传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档案基础业务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优质数字档案资源匮乏；档案专业人才库存不足，知识结构老化，数字化能力弱；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体现时代特色、彰显档案特点的传播产品；部分档案机构思想观念陈旧，发展活力不足，传播意识淡薄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制约了档案传播质量和效果的提升。档案内容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诸多要素。档案界对档案编研、档案展览、档案鉴赏等内容的传播形式已有一定研究，但仍缺乏契合数智环境特点的传播影响因素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档案传播的全过程出发，综合考虑数智环境下档案传播的新变量，构建一个涵盖主客体因素的档案内容传播影响因素模型，以期为新时期档案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借鉴。

　　1  数字化环境对档案内容传播的影响

　　1.1   数字化环境拓展档案内容传播的途径与范围

　　数字化将档案的物理属性转化为数字属性，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对其进行采集、存储、处理、呈现和传输，极大地提升了档案信息资源的应用弹性、传输速度和服务覆盖面，为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息传输渠道，档案信息资源可以触达海量异地异构用户。档案门户网站、数据库系统、社交媒体、智能终端APP等新型服务载体的出现，为其主动推送、精准分发、移动应用、交互体验提供了支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档案数据可以与其他行业数据进行融合、关联，形成新的知识创造，助力科学决策。数字档案馆、线上展厅、虚拟现实等新型服务形态不断涌现，为公众提供了多元体验。数字化环境扩大了档案影响力，增强了档案传播效果，提高了档案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1.2   互联网思维重塑档案内容传播的方式与理念

　　互联网作为共享、交互、开放的信息传播平台，其精神内核与档案公开的理念相契合。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呈现出海量化、碎片化、社交化、多媒体化等特征，公众的信息需求日益个性化、场景化。这对档案内容生产提出了新要求，单一的档案目录与文本已不能完全满足用户需求，音频、视频、图表、可视化、VR、AR等多样化的档案产品已成为用户偏好。档案部门需要建设专业化的档案数字资源加工与营销队伍，顺应热点，捕捉需求，及时推出档案专题与精品，增强档案传播的时效性、趣味性与互动性。同时，要关注用户反馈，优化推广渠道，增进与公众的交流，提高用户黏性。在内容组织方面，档案大数据的形成为基于内容、语义、关联的组织方式提供了支撑，多维检索、智能问答、知识关联有望取代原有的目录与编码体系，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精准、关联的内容获取服务。在服务供给方面，档案工作者要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依托线上线下渠道持续开展档案推介与互动，提升用户体验。因此，互联网思维引领档案传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向度走向多元化，从管理导向转向服务导向，使档案资源流动起来，使档案价值被充分认知与利用。

　　2  智能技术在档案内容传播中的应用

　　2.1   大数据为档案内容传播提供精准决策依据

　　档案大数据是信息时代档案资源的重要形态。各机构通过内部档案数字化和对外部数据的采集与关联，形成多源异构的档案大数据集。档案工作者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数据中发现新的关联与规律，揭示事物的发展趋势，形成新的知识产品，为党政机关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企业可以利用档案大数据资源，分析产业发展态势、市场需求偏好、用户消费行为等，优化产品设计，改进服务流程，提高客户满意度。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开放的档案数据，了解社情民意，参与社会治理，推进政府公开透明。可见，档案大数据分析能力已经成为档案部门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但由于档案大数据维度高、类型多样、规模庞大的特点，因此对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保证档案大数据的质量、如何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标准体系、如何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与交换、如何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制度，都是档案大数据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档案知识挖掘与内容生产

　　人工智能模拟人类智能，实现对非结构化档案的文本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等。机器学习算法可从海量档案文本中自动提取关键词、人名、地名、机构名等实体，形成以知识点为节点的知识图谱，揭示档案内在语义关联，方便用户从多个维度检索与链接档案[2]。智能问答系统可根据用户的自然语言提问，归纳、推理与生成最佳答案，大大降低档案开发利用的技术门槛。智能摘要算法可快速生成档案内容提要，减少档案人员的重复劳动。此外，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编目、智能分类、敏感信息自动鉴别等技术应用，可以提高档案数字化加工效率。在档案编研方面，智能写作助手可根据一定的题材与体裁要求，自动搜集素材，提炼观点，组织结构，生成初稿，再由人工审核提升，最终形成贴近用户需求的档案宣传产品。人工智能让档案从被动的信息容器转变为可以“思考”的知识库，极大地拓展了档案社会化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2.3   区块链为档案内容传播提供有力的版权保护与可信证明

　　区块链以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密码学原理、智能合约等为基础，实现了可追溯、不可篡改、防抵赖的可信数据记录，有望破解长期困扰档案传播中的真实性、权威性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对档案资源的知识产权归属、访问授权、使用情况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可信记录，杜绝档案复制、非法传播、恶意篡改等侵权行为，维护权利人利益[3]。基于区块链的档案数字水印、数字签名、时间戳等技术应用，可以验证档案的来源真实性、内容完整性、传播实效性，提高社会公众对档案的信任度。利用区块链搭建业务协同平台，可实现档案数据共享、工作流转与质量评价，打破“信息孤岛”，提高协同效率。此外，区块链可以为重大事件营造多方参与的分布式记录环境，客观、真实地还原事件全貌，助力社会治理。

　　3  数智环境下档案内容传播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3.1   传播主体因素

　　档案内容传播的主体主要包括档案工作者与档案机构。一方面，数智环境下，档案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数字化能力、营销策划水平等会影响传播效果。拥有档案专业背景、熟悉档案业务流程的工作者，能更精准地提炼档案价值内涵，实现档案内容与受众需求的高度契合；创新意识强的工作者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发新颖的档案产品和传播形式，吸引受众眼球；具备数字化技能的工作者，能够用好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工具，优化传播决策；营销策划能力突出的工作者，能够围绕热点和重大事件，策划传播议题，把握时效性。另一方面，档案机构的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平台资源、制度流程也会影响档案传播。具备独立法人地位、充分市场化的机构，传播活力更强；重视开放共享、服务创新的机构，传播意识更强；拥有先进技术平台、丰富渠道资源的机构，传播手段更多元；拥有科学规范的内容生产制度、内容审核制度、成效评估制度的机构，传播运作更高效。

　　3.2   传播内容因素

　　档案价值内涵、档案产品形态、档案话语表达等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数智环境下，诸如音频和视频类档案、数字档案、电子文件等新型档案日益增多，承载档案价值的外在形式更加多样[4]。档案内容要从满足管理需求向满足社会需求转变，从单一的文本、图表向融媒体产品拓展。在档案产品生产中，精心策划内容，提炼档案独特的历史见证价值、凭证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以增强档案的吸引力[5]；创新话语表达，融入讲故事、情景再现等元素，营造沉浸式体验；关注内容生产流程，建立采编、加工、审核、反馈、优化等环节，保证内容优质高效产出；丰富产品形态，围绕主题开发系列化和体系化的音频档案、视频档案、交互式档案等，增强档案表现力。

　　3.3   传播渠道因素

　　数智环境下，档案传播渠道日益多元，线上线下相结合成为常态。官方网站、新媒体平台、实体展厅等是档案机构经常使用的传播阵地。不同渠道的覆盖面、互动性、社交性、体验感、话语风格差异较大，这些因素均会影响传播效果。网站类渠道对内容时效性要求较低，适合沉淀厚重档案。新媒体渠道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更适合词条式、碎片化、图文化档案产品。实体类渠道沉浸感强，体验感好，适合主题性、情境化、交互式档案展示。数智环境下，档案机构要根据传播内容与受众特点，合理选择与搭配传播渠道。既要发挥官网权威性与公信力优势，又要利用微信、微博、视频号、小程序等新媒体平台深化社会化传播；既要重视线上渠道集约化、精准化特点，又要发挥线下渠道沉浸感与参与感优势。多渠道协同发力，互为补充，形成传播合力。同时，要关注渠道整合，实现内容集中存储、统一管理与一键分发，提高传播的便捷性。

　　3.4   传播受众因素

　　受众是档案传播的着力点，分析受众的需求偏好、媒介使用习惯、认知能力差异，实现精准传播至关重要。数智环境下，档案受众群体结构发生变化，从专业研究人员、高校师生等传统群体，已扩展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等，呈现出基数大、构成多元化等特点。不同群体在档案认知水平、档案利用目的、获取档案偏好渠道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专业人员重视档案的学术价值，青睐文本类产品形态，习惯利用图书馆、档案馆等渠道获取档案信息；社会公众更关注档案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喜欢体验式、视听类档案产品，习惯从网站、APP等渠道获取档案信息；党政机关重视档案的凭证价值、历史价值，倾向于档案专题与档案大数据产品，习惯从内部系统与信息共享平台获取档案信息；企业关注档案的产权价值，偏好音视频档案与档案区块链产品，习惯从政务服务平台获取档案信息。

　　3.5   传播效果评估

　　传播效果评估是检验档案传播工作成效的重要环节。传统的档案利用率、到馆人次等评价指标已不能全面反映数智环境下档案传播的复杂性。评估需要体现其传播过程、传播结果、传播影响等多个维度。过程层面，要评估档案产品数量、更新频率、传播渠道数、渠道覆盖面、受众互动量等，重点考察传播的广度、深度与活跃度；结果层面，要评估档案到达率、触达率、转化率、满意度等，重点考察传播的精准性、有效性；影响层面，要评估档案传播形成的品牌效应、口碑效应、示范效应，重点考察社会美誉度、公信力与辐射带动作用。评估要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收集网络传播大数据，开展实地问卷调查，全面评估传播绩效。评估要形成常态化机制，建立监测预警、分析研判、优化反馈的闭环，为持续改进档案传播提供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黄霄羽,靳文君.从助力到赋能:档案故事传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及趋向[J].档案学研究,2022(1):103-109.

　　[2]詹超铭.基于人工智能的核电文档知识管理探索与实践[J].山西档案,2023(5):130-135.

　　[3]崔洪利.区块链技术在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应用[J].兰台世界,2023(5):107-110.

　　[4]苏碧莹,杨晴晴.新时代档案馆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3(5):107-114.

　　[5]李婧.互动仪式视域下档案文创传播现象与传播策略研究[J].山西档案,2023(2):14-26.

　　【作者简介】王真（1993—），女，汉族，河南信阳人，信阳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影视批评、新媒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