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教育中的档案伦理问题与档案专业教育革新研究

　　作者：张恒

　　摘要：随着数字人文教育的兴起，档案数据资源日益成为支撑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支柱。然而，在档案数据治理过程中，侵犯隐私、数据失真失控等伦理问题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切。以数字人文教育发展为背景，在梳理档案数据伦理困境的基础上，论证了档案专业教育变革的迫切性，并提出了学位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轮驱动的教育革新路径。这一路径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数字人文档案治理人才，引领档案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数字人文教育；档案数据伦理；档案专业教育；教育革新；人才培养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人文教育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机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推进文化数字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同时《“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强调了“引导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安全应用”。在此背景下，档案数据资源的数字化管理与利用成为数字人文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海量异构的档案数据在为数字人文教育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隐私泄露、信息失真、数据鸿沟等一系列数据伦理困境，这不仅阻碍了档案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还可能威胁数字人文教育的长远发展。学界已经意识到了数字人文教育中档案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初步探索。部分学者从数据伦理视角就档案数据开放规范的完善和用户隐私权益的保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有学者提出应重塑档案数据伦理秩序，以应对技术理性对人文感性的挑战、隐私泄露对人格权益的威胁等伦理困境；还有学者站在档案职业伦理的立场就档案工作者在社会正义实现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辩证审视[1]。既有研究在剖析数字人文档案伦理困境的成因与影响上已有所突破，但在提出系统应对之策尤其是从档案专业教育变革的角度破解困局上仍显不足。面对数字人文时代档案伦理困境给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本研究首先回顾了数字人文教育发展历程，剖析了档案数据在其中的独特作用及由此引发的档案伦理困境，进而论证了档案专业教育革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档案学位教育与职业教育协同创新的策略建议。本研究期望能为破解数字人文教育中的档案伦理难题，培养德才兼备的数字人文档案治理人才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1  数字人文教育发展现状与档案伦理困境

　　1.1 数字人文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研究范式，数字人文教育正经历从萌芽到繁荣的快速发展历程。它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布萨运用计算机辅助文献编辑，开启了“人文计算”的实践，经过“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概念的演进，直至2001年《数字人文指南》的面世，数字人文逐渐在西方学界成为耳熟能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随后，以数字人文组织联盟等为代表的诸多学术共同体应运而生，推动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国际化发展。与此同时，数字人文教育实践也从非学位的工作坊、教师培训拓展到系统化的学位课程建设，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本—硕—博”贯通的数字人文学位教育体系[2]。近年来，国内高校也纷纷设立数字人文相关专业，力图培养既具备人文素养又掌握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由此不难预见，驱动传统人文学科数字化变革、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将成为数字人文教育的重要使命。

　　1.2 档案数据资源在数字人文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在数字人文教育生态中，档案数据资源是重要的知识来源。首先，大数据时代档案资源的数字化与整合程度空前提高，为数字人文教育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其次，档案部门掌握了大量珍贵史料和鲜活个案，加以数字化开发利用，有助于推动前沿性人文议题研究和创新性教学模式探索，彰显出引领数字人文教育发展方向的独特优势。再次，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革命文物资源数字化传承利用等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动下，各级档案机构逐渐成为连接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人才需求的桥梁纽带，在应用型数字人文人才的培养、输送、吸纳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3]。

　　1.3 数字档案治理引发的伦理困境

　　然而，随着档案数据在数字人文教育中应用的不断深化，新的伦理困境也接踵而至。一方面，在档案数据治理中，“人”这一主体逐渐沦为连接数字技术与档案资源的中介，个人主体性与人文精神被数字技术的机械化、程序化所消解。与此同时，技术快速迭代，而档案从业者存在数字素养滞后、责任意识不强、责任主体不明确、道德失范行为增多等问题。另一方面，在数字人文教学中，档案用户的检索行为、画像标签等隐私数据被过度采集、非法利用，导致个人在“信息茧房”中逐渐丧失了对自身数字身份的掌控。而算法的价值倾向和偏差可能强化数字鸿沟，加剧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性，从而背离了档案公益属性。因此，无论是档案数据治理中人的主体地位的异化，还是档案共享服务中人的合法权益的侵犯，无不暴露出数字人文教育背景下“档案为人”的伦理理念出现偏差，亟待引导数字技术向“善”的轨道回归。

　　2  档案专业教育革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2.1 传统档案专业教育亟须变革以适应数字人文时代需求

　　面对数字人文教育中档案伦理问题频发的新形势，传统档案专业教育已难以为继。事实上，高校档案学专业设置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重理论轻实践、重保管轻利用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不仅导致档案毕业生数字技能短板突出、创新意识不足，难以适应“数据驱动”的档案行业发展需求，还在价值塑造层面忽视了对学生档案伦理素养的培育，使得学生在未来从业过程中缺乏运用伦理思维处理复杂数据伦理困境的能力。而数字人文教育的兴起为档案学科带来的变革中机遇和伦理挑战并存，倒逼档案专业教育加快供给侧改革步伐[4]。因此，这要求高校档案教育必须主动拥抱变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接数字人文，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实践教学等各环节将数字素养和伦理素养培育融为一体，塑造“知责任、明边界”的档案数据治理者。

　　2.2 档案专业教育变革的多重优势为数字人文注入“伦理力量”

　　档案学科与数字人文在理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层面具有诸多契合点，赋予档案专业教育回应数字人文伦理问题的独特优势。首先，人文关怀是档案学的学科初心，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构成了其核心伦理诉求，这与数字人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高校档案专业教育可通过强调档案“以人为本”的公益属性，引导学生树立“档案为人”的伦理意识。其次，档案数据资源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内在要求本身就蕴含着客观、公正、开放等伦理品格，为人文研究提供了可信的数据基础。档案教育应积极引导学生在数字人文研究中践行档案治理的基本伦理原则，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防范数据造假、剽窃、歧视等失范行为的发生。再次，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既是档案工作的重点，也是数字人文研究必须面对的伦理挑战。通过借鉴档案专业教育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助力数字人文在法律与伦理的边界内健康有序发展。

　　2.3 英美经验为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变革提供了宝贵借鉴

　　纵观域外档案专业教育的改革实践，能够为破解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困局提供路径参照。一方面，英国学位学徒制档案专业教育改革成效斐然。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来构建学徒资助体系，建立起政校企三方联动的档案学徒选拔、培养、评价机制，既有利于档案职业教育与学位教育的有机衔接，又能精准匹配档案单位对高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5]。另一方面，欧美高校数字人文课程的伦理教学模式亦具启示意义。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将伦理教学嵌入数字人文方法课程，引导学生在项目实践中对数据采集、调用的合规性和数据分析结果的公平性进行伦理审视。而耶鲁大学成立的数字伦理中心旨在研究现代数字创新对社会的影响，为我国档案专业融入数字人文伦理教学提供了范式。可以预见，随着国家教育及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不断完善，与高校档案学学位教育相衔接的档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望加快推出，这将为校企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型档案人才开辟广阔空间。

　　3  档案专业教育革新应对数字人文档案伦理困境的策略

　　3.1 探索雇主主导的数字档案高层次技能人才培养新机制

　　数字人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档案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才需求变革。一方面，数字档案馆建设和档案大数据应用等新兴业务对档案人才的数字化管理与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利用服务也呼唤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当前高校档案专业人才培养与档案单位实际需求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脱节。鉴于此，借鉴英国档案学位学徒制改革经验，我国亟须构建档案人才培养新格局。展开来讲，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下，高校应主动邀请并鼓励各级档案部门、数字人文实验室等用人单位共同参与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建立健全档案专业学生到档案单位实习实训、顶岗支教的常态化运行机制，让理论学习与岗位实践紧密对接、同频共振。此外，企业也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岗位需求为在校生量身定制实习方案，配备导师团队给予全程指导，让学生在项目实践中积累数字档案管理经验、培育职业伦理意识、增强就业竞争力。通过高校、行业、企业等多方主体的通力合作，必将开创政校企多方共赢的档案人才培养新局面，为数字人文档案事业的长足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3.2 厚植数字与伦理融合的档案专业课程新体系

　　面对数字人文档案伦理困境给档案教育变革带来的新挑战，高校迫切需要重塑档案专业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将数字化应用技能培养与档案职业伦理教育深度融合，打造富有时代精神的档案专业课程新体系。首先要立足档案数字化发展前沿和档案单位人才需求导向，优化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在夯实档案工作基本原理、基础方法的同时，应增设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档案大数据分析、数字档案馆建设等反映时代特色和业界需求的新兴课程，开设档案数据伦理、数字版权保护等前沿讲座，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其次要创新实践教学内容，增强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的吸引力和针对性。教师应积极开发档案数字化实践案例，引导学生在具体项目开发实施中强化数据伦理意识，学会预判伦理风险、防范违规操作，做遵纪守法的档案工作者、担当尽责的档案治理者。再次要充分利用在线教育平台，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授课模式，为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档案从业者提供优质课程资源和便捷的在职培训服务，促进行业从业者终身学习，助力行业整体素质的提升。

　　3.3 构建多方参与的数字人文档案伦理实践教学新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档案专业思政课教学要增强实效，关键在于加强实践育人，让档案伦理原则在项目实践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此，高校应着力完善产学研用协同的档案伦理实践教学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深化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合作，鼓励更多档案部门、数字人文机构、大数据企业等成为档案专业学生到真实场景中接受伦理教育的“主阵地”。另一方面，高校可牵头组建跨学科数字人文伦理教研团队，邀请不同专业背景的档案管理人员、相关技术开发者等共同参与，为档案学子提供观念引领、方法指导，帮助他们在数字人文项目开发中始终坚守档案伦理价值底线。此外，高校还应将档案伦理教育同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数字档案大赛、数字人文项目等赛事，强化案例教学，开展头脑风暴，在竞技交流中提升数字素养和职业操守。总之，在多环节、全方位育人的同时，档案专业思政课还应注重发挥档案伦理领域行业专家、优秀校友的示范引领作用，让其伦理信条、从业经历化为鲜活教材，帮助学生筑牢档案伦理信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于档案治理实践。

　　参考文献

　　[1]任越,魏莹莹.档案伦理研究述评:兼评《国家综合档案馆责任伦理研究》[J].山西档案,2022(5):49-55,91.

　　[2]却俊.中英美三国高等学校数字人文教育互鉴[J].山西档案,2024(5):92-95.

　　[3]郭睿南.信息技术与学科交叉双向驱动的数字人文教育模式创新研究[J].山西档案,2024(5):106-109.

　　[4]常大伟,吴若彤,汪巧红.中国式档案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演进、现实要求与未来进路[J].山西档案,2023(4):15-20,14.

　　[5]加小双,王春蕾.档案职业教育与学位教育的协同发展:英国学位学徒制的经验与启示[J].档案学研究,2023(4):33-39.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思政专项）“吉林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3S1）。

　　【作者简介】张恒（1985—），男，汉族，吉林吉林人，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辽宁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在读，研究方向 ：红色文化、党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