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驱动档案开发利用: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

　　作者：吴与同 金波

　　摘要：作为生产力发展质态的新跃迁，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档案开发利用的重要驱动力。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成为档案开发利用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针对技术应用、人才短缺、信息安全、资金支持和用户需求多样化等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问题，深入分析了抑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从构筑坚实的档案数据基础、打造功能完善的共享平台、创新拓展档案开发利用场景这三个方面着手，以期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档案开发利用中的驱动作用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档案开发利用；档案公共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质变跃迁，呈现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宗旨的一般特征，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与创新性的生产力。档案作为承载数据要素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1]。档案开发利用是档案工作的中心任务，而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是档案工作的重要使命，也是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档案开发利用作为以档案内容或档案知识为中心的信息服务类生产活动，相应地具备生产力的相关特征，因此也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与建设要求。

　　目前，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已较为深入。魏华[2]、车昊珈[3]、马俊月[4]对档案开发利用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量化分析；聂勇浩等[5]、陈慧等[6]、周林兴等[7]、彭庆红等[8]、朱翠明[9]从红色档案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的角度展开了论述；牛力等[10-12]探讨了面向政府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以及数字人文和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资源的创新开发利用；林妍歆等[13]、陈子丹等[14-16]、胡莹等[17]、郑慧[18]从不同视角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进行了探索；杨静[19]从外国文学档案收集整理出发，提出了数字化转化与智能化管理的创新模式；李家和等[20]则探析了档案数智化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和优化对策，并关注了推动档案多元化价值实现的新媒体传播问题。综上，这些研究主要围绕档案开发利用相关政策法规分析、不同类型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创新开发等方面展开。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政策话语融入档案开发利用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并赋予档案开发利用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当前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档案工作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将更多目光转向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成果与档案开发利用的深度融合，利用科技创新的牵引力，开辟档案开发利用的新领域、新赛道。同时，应着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体系，促进档案新优势和新动能的发挥，以推动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新质生产力驱动档案开发利用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科技创新、数据共享、服务转型等途径，为档案开发利用提供关键动力，并有力支撑档案的多维度开发、深层价值的挖掘和阐释。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在科技与分工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为拓展档案开发利用内涵和外延、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在用户与档案部门、档案资源之间搭建一条无缝连接的纽带，促使档案开发利用在思维、内容、方式及方法上发生革新，可以说它重构了档案开发利用的格局，使得基于档案数据资源开发的档案知识服务成为可能，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档案的深层价值，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持，进而将这些价值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1.1 科技创新激发档案开发利用模式变革

　　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变革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它以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为驱动，引领档案开发利用模式的变革。档案数据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的新形态新载体，凭借其真实可靠、完整可用、权威可信的特性，在数据资源体系中展现出巨大的优势潜力，亟待进一步挖掘与释放。

　　一是新技术培育高端生产要素。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为档案开发利用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培育了高端生产要素，还使档案数据成为与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者、生产工具等并列的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然而，档案数据的挖掘利用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且突出的要素即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档案信息交互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传统的以物至人的模式转变为先将实物转化为数字，再由数字传递至人的模式。档案信息资源也不再单纯以案卷、全宗等为单位进行简单整理分类，而是深入到档案信息内部，以档案内容联系为基础重新整合档案资源[21]。

　　二是新技术提升利用效率与价值。新技术以信息共享为目标，将档案中的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通过电脑进行识别和处理，实现档案的“数据化”。这不仅突破了传统“档案信息获取”途径中的瓶颈，还弥补了人类现有深度学习的局限性。新技术逐渐将跨领域的碎片知识融合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并采用最新的数据挖掘技术（如AI技术）构建档案语言大模型，使档案中的所有有用信息都产生关联。通过对所有档案数据进行“搜索+生成”式的智慧性开发，有效提升了档案开发利用的工作效率。

　　三是新技术催生开发利用新形态。《“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规划》明确提出：“积极探索知识管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在档案信息深层加工和利用中的应用。”技术应用的深度直接决定了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丰富程度，高端智慧的档案利用服务需要将利用渠道从实体端扩展到网络端、移动端、云端等，实现档案资源的在线展示与便捷利用，进一步推进资源共享与整合，这有助于优化资源呈现方式、拓宽利用渠道、满足多样化利用需求、提升用户体验。

　　1.2 社会需求旺盛激活档案开发利用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对档案信息的需求量持续增长，社会各界对档案信息的需求愈发旺盛且多元。档案用户不仅希望获得便捷、高效、多样的档案利用服务，还期待获得精细化、个性化、知识化、可视化的档案信息内容服务体验。为适应社会变化，档案开发利用需不断创新，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

　　一是经济建设对档案价值的利用要求逐渐提高。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共享经济的兴起，区域间的协同共建共享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各行各业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档案资源也从传统纸质档案向数字资源转型，传统的服务视野和服务范围已难以满足社会各界对档案的需求。因此，需要对档案数据信息进行深入开发和利用，将档案资源转化为现实价值，充分发挥档案所蕴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信息公开增强了社会公众对档案的需求。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信息公开力度日益加大，人们迫切需要从档案中汲取历史智慧与经验。由于学历、职业背景的差异，公众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档案的信息化为公众使用档案提供了功能强大的便利平台，降低了利用档案的成本，使得档案使用者足不出户就能迅速检索并获得所需的档案材料，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档案的使用范围，提升了档案的利用价值。

　　三是档案的实体管理逐步向知识管理转变，推动了档案需求的增长。在知识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以数据开发利用为引擎，推动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和融合驱动，发挥数字资源的乘数效应。这使得档案的社会利用和知识管理成为提升档案价值的重要方面。通过充分运用各类技术手段，实现从馆藏档案数字化到数据智慧化的转变，对所有档案信息进行感知、挖掘、综合分析和提炼萃取，形成智慧信息[22]。同时，对所有档案数据进行挖掘、整合和自主推送，实现文档数据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流转与共享，打破“数据孤岛”，为群众提供更加精准、便捷的服务。新质生产力驱动档案开发利用的具体逻辑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新质生产力驱动档案开发利用的逻辑结构

　　1.3 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档案开发利用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来，档案工作呈现出日益开放的良好态势，档案事业也步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推动了档案机构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优化服务水平，以提供高质量的档案信息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查档用档的需求。一是推动档案服务理念转变。传统的档案开发利用主要通过档案编研文化产品、档案展览等传统途径。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智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催生了海量原生档案资源，并带动了档案领域的数字化、数据化转型，形成了更多数据态档案资源。档案工作因此更加关注当下和未来，先行介入，提前服务，由传统“末位观念”逐步向“前端控制”迈进。这一转变体现在存取导向思维向开发导向思维、信息服务思维向知识服务思维、开放档案思维向开放数据思维的转变上[23]。二是推动档案信息共享服务水平提升。通过数据治理赋能档案服务能力，搭建档案部门与各业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平台，积极探索传统载体管理向数字管理转型升级的途径。加强档案与信息科技应用的融合发展，打造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的档案查询利用场景。利用线上查档APP，实现档案服务从线下到“网上办”，再到“掌上办”的升级，深化“一站式服务”机制，优化“档案保护开发+档案查询利用”的服务流程，加速将优化服务转化为惠民的实际成果。三是推动档案数智赋能价值彰显。基于高质量的档案数据，开发档案数据类产品和服务，成为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的重要途径。档案机构通过“档案+信息”“档案+知识”“档案+记忆”“档案+文化”等一系列方式，在挖掘内容深度和强化知识属性的同时，兼顾形式的多样性、互动性和可体验性，增强了档案与公众之间的亲近感，打破了档案本身固有的圈层限制，推动了档案衍生品的出圈。档案数据的知识价值得到了充分呈现和阐释，既为公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基础和知识支撑，也通过数据驱动、技术引领、效率提升、服务升级创造了新的驱动力。

　　2  新质生产力驱动档案开发利用的现实困境

　　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亟须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现实需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阻碍新质生产力在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中的有效赋能。

　　2.1 技术应用困境

　　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档案管理水平尚未与技术变革的步伐完全同步。当前，数字档案馆（室）对纸质档案的扫描结果仅为一张与档案原件完全相同的电子扫描图像。而计算机目前还无法直接识别和处理这些图像上的文字信息，仍需人工阅读和处理。档案内容信息的管理方式和开发深度，依然受到“检索档案目录—利用档案内容信息”这一传统模式的制约。即使进行了全文检索，也仅仅是实现了检索关键词的匹配[24]，而无法对档案内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挖掘。此外，受部门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制约，推进档案馆（室）增量电子化面临较大困难。目前，这一工作更多依赖于自主探索的个案做法，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大多档案馆（室）在推进工作时，往往采取渐进式、即兴的策略，而非明确、长远的发展规范。这种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工作方式，很难制定出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实施方案，最终将影响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2.2 人才短缺困境

　　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档案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凸显出档案领域人才短缺的现实困境。档案工作正逐步从传统的纸质管理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模式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亟须精通档案专业知识且具备信息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然而，档案部门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却面临诸多挑战，如人才培养周期长、专业培训机会有限、档案职业吸引力不足等。

　　2.3 信息安全困境

　　随着档案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推进，传统档案的准确性和原始记录性这两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去实体化后的档案数据资源的可信度和安全性降低，大量敏感和重要的档案信息被存储在电子设备和网络系统中，这使得档案数据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如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病毒入侵等。档案部门必须积极应对这些新型安全挑战，确保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和机密性。同时，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档案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增加了数据管理和数据保护的难度。此外，档案数据标准不一、数据交流不顺畅、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影响了档案开发利用的质量。

　　2.4 资金支持困境

　　档案数字化、信息化不仅需要购买先进的硬件设备，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软件开发、系统维护、数据管理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然而，许多档案机构常常面临财政预算有限、资金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档案工作现代化的进程。资金不足导致技术设施无法及时更新，影响了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也限制了档案服务模式的创新。此外，资金短缺还可能影响档案的长期保存和安全保护，增加了档案损毁、丢失的风险。

　　2.5 用户需求多样化困境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用户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用户不仅需要快速、便捷的档案查询服务，还期望获取深度分析、个性化推荐和互动体验。而档案部门在满足这些多样化需求时却面临着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的压力。一方面，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开发和维护用户友好的档案信息检索系统；另一方面，服务模式的创新不仅涉及线下服务的优化，还包括线上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完善。为提升服务能力，档案工作人员不仅要有专业的档案管理能力，还需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以提供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因此，档案部门需要培养专业人才来分析和响应用户的复杂需求，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和反馈机制，以便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

　　3  新质生产力驱动档案开发利用的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驱动档案开发利用应融入并服务于数字化发展大势和改革发展大局，特别是要助力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应以创新思维和前瞻视野，构筑坚实的数据基础设施、打造功能完善的档案共享平台、创新拓展档案开发利用场景，多维度、精细化、全方位地推进档案的开发利用变革，不断开创档案开发利用实践的新局面。

　　3.1 构筑坚实的数据基础设施

　　加快以数字资源为主导的档案资源体系建设[25]。庞大丰富的档案资源是开发利用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当前，层级式、分散式的档案资源分布难以满足对档案数据精细化、个性化的利用“增值需求”。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推动档案与数据深度关联融合，使档案数字资源成为支撑档案开发利用的重要内容。从法治层面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已明确“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从实践层面看，电子档案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是要按照“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的要求，加快推进档案资源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资源在档案资源中的比重。利用数字技术，将已经归集的实体档案资源进行数字化、数据化处理，形成对应的数字目录与全文数据。同时，要在办公自动化系统、各行业部门业务系统中增设电子文件归档功能模块，建立健全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移交机制，推进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和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在线归档[26]。二是推进“全领域”电子档案规范建档。加快推进电子档案单套管理，将具有保存价值的数据赋予档案属性，构建日益完善的数字档案管理网络体系[27]。例如，浙江省嘉兴市的“原生数据归档管理系统”就对原生数据归档的路径、方式、标准、流程等进行了全面探索，实现了原生数据归档管理，为推动资源整合和数据共享打下了坚实基础。

　　推动档案数据质量管控标准规范和制度建设。不同维度的档案数据汇集在一起才能创造新价值，许多馆（室）建立的档案目录数据库、全文及多媒体数据库等各具特色，但由于标准不一，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一方面，要制定并推行档案数据管理标准，明确档案数据化、数据档案化的数据质量管理要求，严格规范档案数据的分类、录入、元数据封装等方面，形成有效的规范机制进行管控[28]。另一方面，要建设全面系统的档案数据质量标准规范体系，加强档案数据在产生、存储、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建设，实现对档案数据的全流程、全过程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制，保证档案数据规范，并落实到相关应用系统中，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就档案领域而言，技术转化的主体和实际应用主要集中在档案服务企业。因此，要着力构建以创新开发为导向的档案服务综合体，吸引众多科研实力较强的企业参与进来，发挥档案服务企业在档案开发利用与自主创新技术深度融合中的重要作用。要围绕档案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开展多主体、高层次的深度合作，以更先进的软件管理系统为支撑，不断发展档案自动化处理和分析工具及系统，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档案开发利用服务。例如，科大讯飞利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对声像档案（音频、视频）进行转译文本等结构化处理，再结合图像识别和知识图谱技术，方便快捷地解决了群众无法利用声像档案查档的难题。

　　构筑档案数据质量技术保护屏障。针对档案开发利用特点及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难题，应积极探索其与数字时代新技术、新应用、新理念的有效融合。要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应用支持，建立健全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确保档案数据资料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可以采用加密、备份等前沿的保密技术手段[29]，如MD5加密、数字水印、权限控制、二维码等技术手段，防止数字档案资源被篡改，确保存储载体和网络平台得到妥善维护。首先，要运用物联网、互联网、自动控制等技术搭建满足“收、管、存、用”全流程管理的数字档案综合管理平台，建立健全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实现实体档案到档案数据管理、线下接收到在线接收、资源分散到整合共享、单一利用到多渠道协同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创新升级[30]。其次，要按照局域网、政务网、关联网等不同网络环境，实现不同网络的边界控制。要强化档案数据处理技术、创新档案数据存储技术、完善档案数据安全技术，如云存储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确保电子档案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再次，要构建“制度+技术”的档案工作管理机制，对档案数据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在分析档案数据应用场景的基础上，可以将生成来源、敏感程度、重要程度等多维数据特征作为分类分级的依据[31]。根据不同类型的档案数据开展脱敏、整合等具体的管理和处理工作，这既有助于保障档案数据要素的质量、提升档案数据价值，又能为不同类型数据开放共享和智慧服务提供支撑。

　　3.2  打造功能完善的共享平台

　　搭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在具体实践中，各级各地自建的档案管理系统，因缺乏统一规划，导致不同的档案管理系统之间兼容性相对较差，无法实现有效对接，进而形成档案信息资源“孤岛”，不利于档案共享利用。为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协同发展，应探索构建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局馆一体化、馆际一体化、馆室一体化档案数据共享新格局。一是加强集约管理。应加大集约化建设力度，依托政务云计算中心资源，将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应用，在“云平台+大数据”的有力支撑下[32]，持续开展数据治理和数据挖掘工作，以应对海量电子档案数据的涌入和高效开发利用的需求[33]。二是建立跨馆查询利用服务机制。打通部门间、馆室间的数据壁垒，是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档案查询利用服务的基础[34]。档案馆（室）间可采取“一平台管理、一利用标准”模式搭建共享交换平台，共享档案信息，并制定一套统一的受理流程和受理条件。公众可到就近的档案馆（室）办理查询业务，避免出现“多次跑”“多头跑”的情况。同时，也可借助有影响、有实力的平台技术优势与成熟架构，与其他部门合作共建，利用“云”优势完善功能需求，减少重复开发，实现“大服务”。例如,全国档案查询利用平台建立全国“一网通办”的档案查询利用服务机制，同时开设了“高校档案查询利用平台”链接模块，为社会公众提供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档案查询利用服务。

　　探索建立健全跨界合作机制。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档案协同治理格局，加强档案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的资源共享和业务联系，促进技术应用。一方面，档案部门作为开发利用技术转化和实际应用主体，在新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应以档案数据要素化为根本目的，依照“引进来”的思路，实现归档数据脱离业务系统后的可信可用，更好地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档案资料的采集、储存与计算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从而发掘出不同来源、不同种类档案资料间的联系，扩展数据源并增加存档数据的丰富度。另一方面，档案部门应积极引入社会优势力量，进行合作开发与共享利用。通过各主体间的合作，不断获取可信可用的高质量档案数据资源，实现充分互联互通，利用大数据跨界融合与创新，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和平台专用通道，沟通各档案数据库的资源，将大量档案信息合并与汇总。通过引入新的工作视角和方法，发挥档案数据要素的价值与潜力，推动档案开发利用发展模式“破圈”。

　　强化档案开放审核数字化支撑。传统的档案审核工作主要依赖于档案工作人员的辨别与分析能力，这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为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应用，针对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馆藏档案数据，需开展有效的开放审核，以提供针对性的利用服务。同时，要加强对档案数据内容和流程的审核力度，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辅助理解档案内容的语义，精准识别出涉及敏感信息的段落，并科学预测和判断档案的重要程度，从而帮助工作人员作出更精准的判断。此外，还需判断数据的技术状况是否符合开放要求，确保各类形态的档案数据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齐全。例如，安徽省档案馆通过实践尝试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利用文本分类、语义理解、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开放审核，提供机器鉴定意见，进而提高了档案开放审核工作的效率和准确率。

　　3.3 创新拓展档案开发利用场景

　　加强档案数据的智能挖掘。传统档案利用服务主要提供现有档案资源，满足凭证类、辅助说明类的需求。当前，档案服务正逐步向基于数字档案资源整合和内容挖掘的融合知识服务转变，呈现出“档案即数据”“数据即档案”的新态势，以支持服务数据的深度开发和多场景数据应用。一是在智能化服务路径方面，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大语言模型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海量数据资源进行深度分析，提取档案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与知识。二是在开展智慧化档案编研或展陈方面，加强创新技术和档案业务需求的融合，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文本中自动发现、整合相关信息和知识，依据编研脉络关联相关资源[35]，对档案数据进行综合性、专题性、研究性的开发、加工，形成新型编研成果。例如，江苏省昆山市档案馆建设的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AI智能校对系统，实现了档案数据智能校对；安徽省黄山市档案馆利用OCR技术识别馆藏印刷体、手写体、繁体字档案等，生成了档案数字化成果和文本数据资源库，为档案资源的深度挖掘创造了条件。

　　开展精准的智慧信息服务。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档案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开发利用提供了强大支撑。档案开发利用服务不仅包括适应移动化趋势的传播形式，如重组、分类、标记档案信息，对资源进行详细的元数据描述，还包括提供全文检索和全文阅读等移动信息服务[36]。一是探索多样化、个性化与人本化的档案服务模式。从文化层面看，数字时代档案利用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情感化的特点。基于大数据对用户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使档案中的信息成为计算机可以任意检索、深度挖掘、灵活组合、定向推送的大数据资源。并利用用户画像、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深刻把握用户多样化和个性化服务需求，为用户主动推送档案信息知识。二是塑造“档案+”的品牌效应，创新档案“增值”服务。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深度挖掘和分析档案资源，以用户需求或问题解决为导向，进一步重塑和开发档案数据，充分发挥档案数据的再生产功能[37]，关注满足用户在利用过程中的情感需求，强调在交流互动中建立情感链接，关注情感体验和文化认同。例如，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记忆遗产”沉浸式游戏互动产品就深受众多年轻人的喜爱。三是建立反馈互动模块，将档案利用者纳入档案开发利用全过程。档案部门可基于自身网络基础设施，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收集其利用档案数据的体验感受，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并根据公众反馈建议改善数据质量、完善服务流程。鼓励、吸纳和支持更多的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开发、文化产品创作、档案服务提供等环节，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档案价值共创空间，推动档案资源共享与价值创造。

　　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储备。塑造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支撑。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档案工作者正经历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单一的纸质记录守护者，而是成为数据资源的整合者、知识服务的提供者和文化传播的创新者。在知识和能力层面，需掌握一定的信息和技术知识，能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档案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38]，将静态的档案信息转化为动态的知识服务，满足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的多样化需求。首先，在高校层面，应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整体优化，革新核心课程设置，探索数字化特色化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兼具档案专业知识和高新技术能力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其次，档案部门应加强档案业务人员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其理论水平和应用技能；完善档案复合型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考核、流动机制，推动档案社会化传播和知识价值的广泛扩散，以更加开放、互动和创新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便捷、高效的档案信息服务。

　　4  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档案数据资源是档案资源的本质和核心，构成了档案资源的具体内容，是组织、政府和社会的重要资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加强档案数据资源建设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提升政府决策水平、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将新质生产力融入档案开发利用之中，是推动档案开发利用逐步摆脱“人、事、物分门别类”的孤岛式管理运行模式，进入以数据融合与集成、交换与共享为主导的新阶段的关键。然而，在新质生产力应用于档案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技术困境、信息安全、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复合型人才缺失等，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传统档案管理的相对整齐划一相比，新模式通过构筑坚实的数据基础设施、打造功能完善的档案共享平台、创新拓展档案开发利用场景，使得档案数据的各种应用开发和服务更为便捷，从而更有效地激发档案数据的潜能。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

　　[2]魏华.新《档案法》视野下中职学校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J].兰台内外,2024(12):69-71.

　　[3]车昊珈.档案的利用、开发、统计与移交:《企业档案管理规定》解读之七[J].中国档案,2024(7):24-25.

　　[4]马俊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视域下文书档案的开发与利用探讨[J].兰台内外,2024(28):44-46.

　　[5]聂勇浩,易慧慧,包惠敏.红色研学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策略[J].档案学研究,2024(2):91-98.

　　[6]陈慧,刘赛楠,廖雪琴.全域旅游背景下红色档案资源全景式呈现模式探索:以洪湖市红色档案开发利用为例[J].档案学研究,2023(4):108-117.

　　[7]周林兴,崔云萍.区域性红色档案资源的协同开发利用探析:以长三角区域为分析对象[J].档案学通讯,2021(5):4-13.

　　[8]彭庆红,孙晓丹.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利用的路径与梯度[J].档案学通讯,2022(4):10-16.

　　[9]朱翠明.井冈山时期红色档案的历史价值与保护利用[J].山西档案,2024(8):83-85.

　　[10]牛力,王钰涵.面向政府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综述[J].档案学研究,2016(2):60-66.

　　[11]牛力,刘慧琳,曾静怡,等.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新审视[J].档案学研究,2019(5):67-71.

　　[12]牛力,曾静怡,刘丁君.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创新开发利用“PDU”模型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9(1):65-72.

　　[13]林妍歆,加小双.少数民族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J].档案学刊,2022(1):70-75.

　　[14]陈子丹,谯丹,廖可佳.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8(1):67-70.

　　[15]陈子丹,脱凌.佤族档案文献及其开发利用[J].档案学研究,2010(6):94-96.

　　[16]陈子丹.傈僳族档案文献及其开发利用[J].档案学通讯,2008(3):35-38.

　　[17]胡莹,刘为,朱天梅.面向用户的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实践探索[J].档案学通讯,2017(2):44-48.

　　[18]郑慧.广西壮族历史档案及其开发利用[J].档案学通讯,2007(5):28-31.

　　[19]杨静.外国文学档案的收集、整理与研究[J].山西档案,2024(8):98-100.

　　[20]李家和,郑慧.档案的数智化开发利用:现实背景、主要问题和优化对策[J].山西档案,2024(8):37-42.

　　[21]高琦.数字档案馆智慧化转型研究[J].黑龙江档案,2022(2):289-291.

　　[22]陈晓媛,吴卫丰.高校智慧档案馆建设的思考[J].兰台世界,2022(8):73-75.

　　[23]赵跃，王俊慧．从数字化到数据化:档案管理思维的转变[J]．档案与建设，2020(7):39-42

　　[24]杨来青.再信息化:档案馆发展战略的思考[J].浙江档案,2019(9):15-18.

　　[25] 金培中,慈波. 强化档案数据资源治理提升档案公共服务效能[J]. 浙江档案,2023(12):16-17.

　　[26]“十四五”辽宁省档案事业发展规划[J].兰台世界,2021(11):4-8.

　　[27]毕朋营.网络环境下机关数字档案安全管理研究[J].兰台世界,2022(5):122-124..

　　[28]周林兴,林凯.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质量控制:现状、机制与优化路径[J].档案与建设,2022(2):4-8.

　　[29]贺熠. WS百货公司数字化转型改进策略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23:56.

　　[30]彭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优化途径探讨[J].黑龙江档案,2020(6):44-45.

　　[31]杨智勇,温蓉玉.面向智慧服务的档案数据治理:动因、困境和路径[J].中国档案,2024(6):70-72.

　　[32]过国忠,缪秋君,王鹤鸣.数字化改造让档案管理更高效[N].科技日报,2023-04-07(5).

　　[33]姜璐璐.大数据背景下人才档案高效管理路径研究:以卫生健康系统为例[J].兰台内外,2024(3):44-46.

　　[34]蔡文克.城建档案利用服务现状及新模式展望[J].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浙江省基层档案工作者论文集, 2021:383-388.

　　[35]丁德胜.新时代新征程档案工作呼唤智慧档案战略:智慧档案馆室数字技术创新应用20个典型场景展望[J].中国档案,2023(7):24-26.

　　[36]赵屹,汪艳.档案利用服务的移动化形式与泛在化趋势[J].档案与建设,2015(10):4-7.

　　[37]金波,周枫,杨鹏.档案数据研究进展与研究题域[J].情报科学,2021,39(11):187-193.

　　[38]刘洋.数据挖掘技术在档案信息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5:50.

　　【作者简介】吴与同（2004—），女，汉族，安徽宣城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金波（1962—），男，汉族，安徽全椒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信息化、数字档案馆、档案数据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