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未来展望——基于中美档案合作项目的案例分析

　　作者：刘舒婷

　　摘要：在梳理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交流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对未来交流合作路径的选择进行了前瞻性探讨。通过历史考察，将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历程划分为初步交流、交流中断、交流恢复与深化三个阶段，总结了各阶段交流的主要特点。在现实困境方面，指出中美档案界在档案认知、管理体制、数字化发展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制约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展望未来，提出要推进中美档案界在学术交流、数字化合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构建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历史脉络；现实困境；未来展望

　　档案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事业，需要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交流互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边、双边的对话与合作。中美两国作为世界重要的档案大国，两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水平代表了世界档案事业的最高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档案界交往日益频繁，在档案文化交流、档案学术研究、档案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的来看，中美档案界业已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跨文化交流格局。然而，受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美档案界在交往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观念差异、体制隔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美档案界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推动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实现新的突破和飞跃，是摆在两国档案人面前的重大课题。这既需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总结经验，又需要立足现实问题剖析根源，更需要着眼未来趋势谋划路径。

　　1  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

　　1.1   初步交流阶段（20 世纪上半叶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20世纪上半叶，中美档案界的交流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档案整理处，曾派蒋廷黻、傅振伦、朱士嘉等人到美、英、苏、法、德等国考察档案管理，汲取先进经验，并撰写相关文章，介绍这些国家的档案工作情况、经验、做法以及档案法规和学术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两国关系影响，中美档案界交流基本中断。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双方档案界才逐步恢复接触。这一时期，中美档案交流以个人往来为主，规模较小，频率较低，内容主要侧重于档案管理实务层面。

　　1.2   稳步发展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美档案界的交流步入稳步发展阶段。1981年，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并成为中国档案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此后，中美两国档案主管部门、档案学会等机构间的互访日益频繁。自1999年起，中国国家档案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共同开展了长期的档案交流项目。通过该项目，中方派遣了多批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赴美进行培训和交流，同时美方也有专业档案人员来华访问，促进了两国档案管理理念和实践的深入交流。

　　1.3   深化拓展阶段（21 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中美档案界的交流进一步深化拓展。在军事档案合作方面，双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200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查找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涉美档案信息，为中美军事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2010年，中美民间学者自筹经费，亲赴美国档案馆整理出了所有的中国远征军及盟军影像资料，包括23  000余张战地照片和超过100小时的动态影像记录。2024年2月29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美两军档案合作的新进展。在数字时代档案管理发展领域，中美档案界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201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中美数字时代档案管理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新一代档案馆：数字时代的变革与合作之道”，此次研讨会增进了中美两国在电子档案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中美档案界的良性互动，有力推动了两国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也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档案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2  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的现实困境解析

　　2.1   观念差异：档案认知与利用理念的差异

　　中美两国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认知和利用理念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国档案界的深度交流与合作。美国档案界较早确立了现代档案管理理念，强调档案的开放利用和社会服务功能。在美国，档案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信息资源，档案机构肩负着为公众提供优质档案信息服务的责任。这种理念驱动下，美国档案界致力于创新档案开放利用方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档案资源共享。相比之下，中国档案界受传统档案保密观念影响较深，长期以来更加重视档案的收集、保管和保密工作，对档案的开放利用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档案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调档案工作的政治属性，因此档案开放程度总体偏低。中美两国档案工作者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文化交流的效果。美国档案工作者普遍具有开放、务实的思维特点，倾向于在交流中直接表达观点看法，希望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档案工作者普遍采用含蓄的表达方式，更加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对误解和分歧的处理方式更加委婉。

　　2.2   体制障碍：档案管理体制的差异与冲突

　　中美两国档案管理体制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奉行分权制衡的治理理念，档案管理体制呈现出分散化特点。联邦、州、地方各级档案机构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责任。这种体制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开展档案管理工作，调动各方积极性，但也对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出了挑战。中国实行“统分结合、分级管理”的档案管理体制。在中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地方档案工作机构分级负责，部门档案工作机构各司其职。这种体制强调统筹协调和全局观念，有利于档案资源的集中管理和有序开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条块分割、管理碎片化等问题[3]。

　　中美档案管理体制的差异给两国档案界的交流合作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不同的体制环境导致两国在档案管理理念、制度、标准等方面存在分歧，一些具体工作难以直接对接，影响了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和业务的深度合作。同时，两国在保密观念、利用方式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的交流合作。此外，中美在行政管理文化、工作流程等方面的差异，有时也会引发误解和摩擦。面对这些挑战，中美档案界应加强体制机制层面的沟通对话，增进互信，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彼此国情、发展阶段和管理传统的基础上，本着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的原则，探索符合两国实际的交流合作路径，逐步化解体制分歧，消除机制障碍。这不仅需要两国档案主管部门加强政策引导和统筹谋划，也离不开各档案机构在具体实践中的灵活应对和务实合作。

　　2.3   技术鸿沟：档案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

　　中美两国在档案数字化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档案数字化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启动了档案数字化进程。经过数十年的持续推进，美国档案数字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此同时，美国档案界在档案数字资源管理、数字档案长期保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档案管理体系。相比之下，中国档案数字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美国。中国档案界直至21世纪初才开始探索数字化道路。受到信息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以及专业人才等因素制约，中国档案数字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中国档案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建设相对薄弱，数字档案资源的汇聚共享程度不高，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机制尚待健全。中美两国在档案数字化人才培养和专业能力建设方面也有一定差距。美国档案学教育较早就开始重视数字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许多高校开设了数字档案方向的课程和项目，为美国档案数字化实践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4]。而中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在数字档案课程体系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有待加强，中国档案机构数字化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不足，专业能力亟待提升。

　　3  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的路径选择与未来展望

　　3.1   加强学术交流：搭建中美档案学术交流平台

　　当前，中美两国档案界虽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但仍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学术交流，搭建交流平台，是推动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美两国档案学术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档案学会与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等一批权威性组织应进一步加强合作，通过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研讨会等方式，为两国档案学者搭建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应支持和鼓励两国档案学术期刊开辟中美档案交流专栏，刊发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增进学术界的互动与交流。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档案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中美两国大学档案学专业应深化教育交流与人才培养合作，推动教师互访、学生交换等项目，共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中美两国国情的高层次档案人才。同时，要鼓励两国高校的档案学专业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在档案理论、方法、实践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为两国档案界跨文化交流提供智力支持；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中美档案界线上交流合作平台。例如，可整合两国档案门户网站、数据库资源，建立中美档案资源与服务的检索平台，实现中美档案信息的一站式发现、获取和利用。

　　3.2   深化数字合作：推进中美档案数字化协同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已经成为档案事业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化数字合作，推进档案数字化协同发展，是破解中美档案界技术鸿沟难题、开创交流合作新局面的必由之路。首先，中美两国应加强档案数字化标准规范方面的交流与协调。标准规范是实现档案数字化资源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中美两国档案界应以开放、务实的态度，在元数据、数字对象格式、数字档案管理接口等方面开展深入对话，寻求彼此标准规范的契合点，制定两国数字档案互操作的统一规范，为中美数字档案资源的汇聚共享扫清技术障碍。其次，中美两国应加强数字档案管理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档案管理的方式。中美两国档案界应发挥各自技术优势，联合开展数字档案管理关键技术攻关，在数字档案存储、检索、利用、长期保存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共同研发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档案管理系统，建立中美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的新型平台，提升数字档案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5]。再次，中美两国应深化数字档案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中美两国档案界要进一步拓展数字档案资源交换渠道，建立常态化的数字档案资源交换机制。

　　3.3   完善制度建设：构建中美档案交流长效机制

　　制度建设是深化中美档案界跨文化交流、保障交流成果转化的重要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美档案界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机制，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制度短板。新时代中美档案界要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建设，以创新的思维和务实的举措构建跨文化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为两国档案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动力源泉。制度建设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中美两国档案界共同参与，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在宏观层面，要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间档案事务磋商和政策对话，将档案交流合作纳入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议程。可考虑签署档案交流合作备忘录或协定，为交流合作提供政策指引和行动框架。在中观层面，要不断完善档案学术交流机制，建立健全科研项目资助、学术成果共享、人才培养交流等配套政策，营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学术生态环境。在微观层面，要创新档案业务交流形式，拓展档案资源共建渠道，健全人才互访培训、工作经验分享等机制，增强交流合作的灵活性和实效性。同时，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跨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破时空界限，提升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1]刘守华.魂兮魂兮胡不归:解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项目[J].档案春秋,2010(8):4-7.

　　[2]《中国档案》编辑部.视点[J].中国档案,2011(11):12-15.

　　[3]曾静怡.中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述评[J].山西档案,2019(5):13-23.

　　[4]曹玉.中美档案学形成阶段与发展因素的相通性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6(1):11-17.

　　[5]李淑莲,张文霞,卢言昆.中美数字人文教育对比研究[J].山西档案,2024(3):97-100.

　　【作者简介】刘舒婷（1987—），女，汉族，河南商丘人，商丘学院外语学院讲师 ,学士，研究方向：英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