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档案记忆观研究

　　作者：韦顺国 韦杰程

　　摘要：档案记忆观是21世纪档案学理论的新范式。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档案记忆观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提出了新课题。梳理了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内涵和发展脉络，分析了数字时代对档案记忆观的影响，提出了从构建主题档案数字资源库、拓展新形态档案记忆功能、参与社会治理、倡导记忆正义等方面来深化拓展档案记忆观的路径，旨在推动档案记忆观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为档案工作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引。

　　关键词：档案记忆观；数字时代；全球数字记忆；社会记忆；中国记忆

　　20世纪末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和各国诸多相关文化记忆工程的实施，“记忆”成为档案学界的一个高频词，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进而促进了“档案记忆观”的逐步形成[1]。档案记忆观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视角认识档案性质与价值，设计档案工作内容与机制，定位档案工作者功能与角色。档案记忆观的形成标志着档案学研究从关注档案的“证据”价值，逐渐拓展到关注档案的“记忆”功能，体现了档案工作从国家向社会转型的趋势。

　　随着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数字记忆成为跨学科的研究热点。首先，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数字环境下集体记忆构建方式的变革，以及数字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角色定位；其次，多数学者关注社会记忆存在形态的数字化演化趋势，为档案记忆观研究提出了新课题。那么，数字时代给档案记忆观的内涵和外延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数字环境下档案记忆观如何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亟须学界进行探究。通过对当前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记忆理论出发，探讨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论证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2]；二是结合数字化环境，就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数字档案叙事策略等提出对策建议[3]。但目前学界对于数字环境对档案记忆观的影响的系统分析较为缺乏，对如何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深化拓展档案记忆观的路径探讨也有待加强。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档案记忆观形成、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数字技术、新媒体以及记忆全球化趋势对档案记忆观产生影响，并在数字资源建设、新形态档案开发、社会治理参与等方面深化拓展档案记忆观的路径，旨在推动档案记忆观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为档案工作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引。

　　1  档案记忆观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1.1  档案记忆观的主要内涵

　　档案记忆观是指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视角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的系统认知，同时也包括从档案学视角对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及其建构的独特认知。通过梳理相关理论文献，档案记忆观的内涵可概括为三点：第一，档案作为“物质的文献”和固化的信息，是一种承载社会记忆的工具与传递社会记忆的媒介。相对于其他社会记忆要素，档案所建构的社会记忆更为可靠和真实，具有不可代替性。第二，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馆需要通过档案鉴定与筛选，决定档案的存留，从而选择性地建构社会记忆。第三，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中有意或无意地决定了社会的哪些方面、哪些群体将被记忆[1]。因此，档案工作者应成为积极的社会记忆建构者，而不是被动的文件保管者。

　　1.2  档案记忆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1.2.1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哲学反思

　　后现代主义思潮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哲学和方法论指导。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开始将档案视为一种历史记录和社会现象，探讨档案与权力、社会控制的关系，这使学界开始反思传统档案观念，关注档案的社会责任[2]。在此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学界开始关注档案的记忆功能、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主张档案工作从国家向社会转型。

　　1.2.2 社会记忆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此后基于“集体记忆”的社会记忆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成为诸多学科研究“社会如何记忆”的理论场域。社会记忆理论与档案有着天然的关联，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理论基础[4]。因此，档案学者受其启发，将档案视为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开始思考档案如何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此外，社会记忆理论还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如记忆与遗忘并存、记忆建构受权力影响、档案工作要关注边缘群体记忆等。

　　1.2.3 后保管时代档案理论的学科支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档案学理论进入后保管时代。库克提出后保管范式理论，阿普沃德构建了文件连续体理论，这些理论突破了传统档案生命周期理论局限，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学科支撑。在证据与记忆并重的后保管范式下，档案工作者逐渐把焦点放在了档案的社会责任上，并积极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此外，丁华东等学者还从本体论角度论证了“记忆”作为档案学理论范式的地位[2]。可见，后保管时代理论为档案记忆观奠定了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

　　2  数字时代对档案记忆观的影响与挑战

　　2.1数字技术重塑档案记忆的再现方式

　　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正在重塑档案记忆的再现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突破了档案记忆的时空限制，使其呈现出去时空化的特点，促使数字档案资源能够随时随地被检索、阅读和利用，档案记忆由此获得更为自由的流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丰富了档案记忆再现的媒介形式，使其呈现出跨媒介化的特点。例如，数字档案可通过文本、图像、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再现，并实现不同媒介间的融合与转化。此外，数字技术还强化了档案记忆再现的可视化特点。当前，在诸多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中，运用信息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生动再现了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历史记忆，为档案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方式。

　　2.2 记忆全球化趋势催生全球数字记忆

　　记忆研究经历了从民族国家框架到世界主义视野的范式转向。在数字全球化时代，记忆在全球范围内更加频繁地流动、交互，逐渐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呈现出全球化特点。雷丁提出“全球数字记忆”概念，强调数字化和全球化对记忆建构的协同塑造作用。“全球数字记忆”理论指出，一方面需要关注数字环境中记忆建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强调数字媒介下记忆在全球范围的广泛连接。“全球数字记忆场域”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记忆在电子、算法、地理、生物等维度被调动、流通和证券化的过程，意味着档案记忆研究需要从全球视野审视数字环境下记忆的生产、传播和建构机制[4]。

　　2.3 数字时代档案记忆建构面临新挑战

　　当前数字环境下，档案参与社会记忆建构面临着诸多新挑战。首先，海量信息和媒介融合对档案记忆叙事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档案工作者需要提升数字环境下的信息组织与叙事能力，创新数字档案叙事的内容与形式，打造沉浸式的档案记忆体验。其次，数字环境下社会记忆的生产日益呈现主体分散化、过程动态化特点。档案工作者需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通过数字人文项目、众包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档案记忆建构。再次，数字平台已成为记忆生产和传播的核心阵地，档案工作要积极占领数字舆论场，提升全球视野下的记忆话语权。此外，档案如何应对记忆竞争加剧和数字遗产“遗忘权”问题，也是数字时代档案记忆建构需审慎对待的现实挑战。

　　3  数字时代深化拓展档案记忆观的路径

　　3.1 构建主题档案数字资源库，服务集体记忆建构

　　档案工作者应发挥主动性，整合海量数字档案资源，聚焦重大历史事件、关键历史人物等，构建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档案数字资源库，为集体记忆建构提供档案支撑。例如，根据地方需求，可构建“中国记忆”“地方记忆”“民族记忆”等大型数字档案资源库。这些资源库应突出档案资源优势，提供原始档案文本，强化档案资源描述，实现档案的多样化、关联化、可视化展现，为公众便捷利用档案、参与集体记忆建构创造条件。要重视基于档案资源库的二次开发，通过编研、展览、影视等多种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自信[5]。档案数字资源库建设要立足本土实际，体现时代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3.2 拓展新形态档案的记忆功能

　　档案记忆建构要适应新技术发展趋势，拓展数字档案、口述档案、实物档案等新形态档案的记忆功能。在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数字档案还要突出交互性、非线性、动态性等特点。数字档案管理应以服务社会记忆需求为导向，探索数字档案分类、组配、描述、检索等环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衔接机制。口述档案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应以口述采集为重点，拓宽档案获取渠道，丰富反映社会生活、民间记忆的档案资源，让普通民众参与集体记忆建构。此外，还应重视个人、家庭档案的记忆价值。管理好、利用好个人档案资源，对保护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反映社会风貌变迁，丰富集体记忆具有重要意义[6]。

　　3.3 发挥档案记忆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档案记忆通过强化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价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固本。展开来讲，档案记忆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化解社会矛盾、反腐倡廉等社会治理实践中也发挥着独特优势。因此，档案工作要立足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主动服务于城市精神塑造、乡村记忆传承、企业文化建设等，推动档案记忆资源开发利用，延伸服务触角，拓展服务领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此外，档案工作的开展要注重多元主体协同，通过档案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唤醒民众记忆自觉，提升全社会档案记忆意识，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档案记忆建构。

　　3.4 倡导记忆正义，彰显档案伦理担当

　　档案记忆的完整建构要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要既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多元化，还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彰显档案的伦理担当。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档案工作者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档案记录和见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其次，在档案管理过程中，要切实加强革命历史题材档案的抢救、保护和利用，完整、准确、生动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伟大贡献和宝贵经验。再次，从公众角度切入，档案部门要重视少数民族、妇女、残障人士、弱势群体等人员档案的征集与保护，克服记忆的不对称现象，实现档案记忆主体的多元和档案记忆内容的丰富。最后，从辩证的思维出发，要正视档案遗产中历史创伤记忆的客观存在，注重发挥其警示教育作用，同时妥善处理好历史事实与社会情感的关系，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拥军.档案记忆观:21世纪档案学理论的新范式[J].山西档案,2017(4):5-12.

　　[2]丁华东,张燕.探寻意义:档案记忆观的学术脉络与研究图景[J].档案学研究,2018(1):22-28.

　　[3]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

　　[4]王玉珏,王倩媛.全球数字记忆:历史缘起、时代内涵与未来展望[J].档案学研究,2024(1):12-19.

　　[5]展晓鸣,吴志杰.档案记忆观视野下的社群档案开发利用策略研究[J].山西档案,2021(1):94-99.

　　[6]谢啊英,丁华东.社交媒体对社会记忆建构传承的影响与思考[J].山西档案,2021(1):14-20.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西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2103）。

　　【作者简介】韦顺国（1969—），男，壮族，广西河池人，百色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韦杰程（1993— ），男，壮族，广西河池人，百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