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采集整理业务研究——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为例

　　文/孙哲

　　在2018年国家档案局发布实施了行业推荐标准《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后，《“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又提出，要鼓励开展口述材料的采集。口述史料作为记录历史进程的“活字典”，是一种特殊记录方式的档案资源，它不仅是史料资源的有力补充，也是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保存利用及研究价值。做好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工作对抢救历史史料、充实馆藏档案资源、填补地方历史空白、传播地方声音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参与的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具体工作实践为例，对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存在的突出问题

　　如何开展好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工作并利用好、开发好口述史料成果，是众多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面临的一张“文化考卷”。目前，这张“考卷”中还存在许多突出共性问题。

　　1.口述内容辨别难度较大

　　真实性是档案的基本属性，也是口述史料的根基所在。部分口述史料采集过程仅需4～５个小时即可完成，但在后续真伪辨别阶段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求证核实，有的半真半假，有的鱼目混珠，有的最终也无从定论，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记忆混乱。有的口述者受历史事件较为久远、个人年龄较大、记忆模糊等因素影响，导致口述信息不准确，从而导致口述史料不准确。二是带有主观色彩。个别口述者受人生经历、工作安排等因素影响，有时在口述中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甚至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如一些老战士对战斗场景描述时，不能够准确客观地叙述事实，有过分美化、虚化、丑化等情况。

　　2.采集者业务能力不强

　　口述史料采集者业务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口述史料质量的好坏。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采集者特别是刚接触档案工作的“新人”，存在着诸如专业知识能力欠缺、交流沟通能力较弱、无法理清采集流程等通病。一些采集者缺乏对采集主题的深入研究，没有学深弄懂就仓促进行采集，加之专业知识并不精通，致使工作“毫无章法”，找不到切入点。口述史料是采集者与口述者互动的过程，部分采集者交流能力较弱，甚至害羞胆怯，特别是面对一些曾经身居要职的口述者时，更加不知所措、畏畏缩缩，最终成了老老实实的旁观者，只能照本宣科地采集录制。部分采集者，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采集者，运用信息技术能力不强，对录音笔、扫描仪、数码相机、摄录机等设备的使用不够娴熟，后期对采集到的图片、录音、录像等进行剪辑、转换处理不熟练、不细致，致使工作虎头蛇尾，成效大打折扣。

　　3.采集利用范围不够广泛且存在重复采集现象

　　口述史料门类更丰富、涉猎范围更广，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鲜活可用的素材。一些档案机构在进行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工作时存在采集范围不广泛、采集者视角固化、采集特色不突出等问题，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了口述史料整理利用工作的推进。如口述史料采集范围多局限于上级工作要求且多以政府事务为主，缺少对地区特色文化口述史料的采集。在采集过程中大多也是“报喜不报忧”，习惯总结经验成绩，对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甚至是惨痛的教训有意忽略或刻意回避；同时，还存在档案机构内部部门间“各自为战”的情况，甚至出现重复采集，未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在口述史料整理利用方面，存在“散、乱、低”情况，编研完成后便“鸣金收兵”，只是简单的归档、出版后便长期束之高阁，没有发挥出口述史料应有的价值；有的口述史料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较低，只有在有查阅资料需求时拿出来应急，没有做到常态化长效化融合利用。

　　主要做法

　　口述史料采集整理是一项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要求非常强的工作。口述史料成果以多载体的形式，从多领域促进档案文化发展，对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此，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将口述史料采集整理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实，根据区内历史资源现状和馆藏档案情况，结合工作安排，在注意避免出现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先后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市（地）、县委书记口述史料”“抗日战争口述史料”“抗美援朝口述史料”“改革开放以来区委书记口述史料”“脱贫攻坚口述史料”5个主题的口述史料采集整理，采集照片、音视频等资料900余份，形成采访稿件80余篇，在此基础上整理编研，形成了一批具有资政育人作用的口述史料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史料资源，传播了档案文化声音，不断推动口述史料工作高质量发展。

　　1.实行“三个一”工作机制，探索创新口述史料采集模式

　　口述史料采集工作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口述史料成果含金量的高低。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综合考虑采集规划、准备、实施等步骤，以及人员力量、知识技能等因素，创新形成了“三个一”口述史料采集模式。采集前实行“一事一案”，即针对不同采集主题一事一议，配套制定个性化的采集工作方案，为采集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提供支撑。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区委书记口述史料”采集过程中，在确定选题之后，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根据区委书记这个特殊岗位角色，综合考虑后形成了由1名副县级领导牵头负责，1名从事过口述史料采集工作的人员为主力，1名普通人员为助手的“人对人”“老带新”专门工作方案。采集中实行“1+N”协同联动机制，即由区委党史研究中心牵头采集，其他机构配合执行，实现协同作战。如在开展“脱贫攻坚口述史料”主题采集工作时，采集者由区委党史研究中心、融媒体中心、扶贫部门人员组成，“改革开放以来区委书记口述史料”主题的采集者则由区委党史研究中心、区委办、曾配合书记工作的人员组成，其他关于档案专业相关事宜，则依靠档案部门辅助。通过各司其职、联动配合，实现了精准快速采集，大大节约了采集时间，提高了采集效率。采集后实行“一审到底”制度，即采集后实行备案审查制度。在采集完成后，由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汇总梳理采集到的口述史料，按照时间脉络排序，对照《中共淄川组织史料》《年度统计公报》等权威资料进行全面核实审查，过程中注重相互印证，尤其是对采集过程中涉及的人名、地名、数据等，经过反复多次查证和口述者签字确认，让严谨的审查制度贯穿始终，确保经得起考验。

　　2.坚持“三个实字”工作原则，保证口述史料整理质量

　　口述史料整理是口述史料成果形成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对采集整理者有着极高的素质要求，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坚持“三个实字”工作原则，坚决落实口述史料整理原则和整理要求。坚持全程真实，对采集者和口述者双方要求共同真实，采集者真实客观记录口述者的叙述，对口述者叙述的录音录像保持“原汁原味”，杜绝“添油加醋”；实事求是地整理口述者的口述内容，认真考证史实，避免“畅想”“联想”，以客观的眼光来审视对待。如在整理淄川区抗美援朝口述史料时，采集者在尊重口述者表述的前提下，对讲述的一些战斗事件、场景等客观记录，既不拔高也不贬低，保证了口述档案的真实性、严肃性。坚持内容详实，针对确定的采集主题，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都全面衡量、仔细推敲，甚至模拟推演，确保内容不空洞、不蜻蜓点水，对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时间跨度较大的，更是按照时间节点，详细阐述每个时间段发生的真实事件，力求实现口述史料的深层价值。如在整理淄川区抗日战争口述史料中，对如同狼牙山五壮士一般壮烈的马鞍山战斗等具有重大现实教育意义的事件，做到全覆盖、无遗漏、全面记录；对修建太河水库、建设鲁中商城等具有重大经济、民生意义的事件，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为日后党委、政府提供更多可供借鉴的思路经验。坚持作风务实，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的采集整理者，经常夜以继日地对口述者的文字记录和录音录像进行核对、校正，为核实一个名字、一个数字、一个日期......进村入户，爬山下乡，不惧辛苦到各级档案馆查阅档案。同时，各采集整理者注重克服本领恐慌，通过自学、交流等途径方式，不断提高沟通交流、采集技巧等能力，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养，保障了口述史料整理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3.注重提升口述史料价值，实现编研利用新飞跃

　　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对口述史料编研坚持动态管理原则，成熟一个，编纂一个，推介一个。口述史料从“采”“整”到“编”，经过校对、送审出版等流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高标准、严要求，保证书稿质量，确保政治正确、确保人民群众放心，紧贴时代要求，注重口述史料的价值提升，切实实现档案资源利用最大化。如依托淄川区“史敢当”志愿服务契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明理胡同等基层阵地，播放《山河吟》《党性光芒》《穿越火线的通讯兵》等采集视频资料，以图片、文字等形式展出“金鸡山的炮声”“鏖战淄河流域”等群众耳熟能详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红色口述史料，进一步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在乡村振兴培训大会等场所，组织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个集体、1名先进个人，以及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表彰的3个先进集体、1名先进个人进行脱贫攻坚艰难历程的现场口述，进一步弘扬了脱贫攻坚精神。同时，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在用好纸质书本、设置展览展出的基础上，依托党史史志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实现网上发布、收听收看口述史料，通过数字化进一步丰富口述史料载体形式，优化视觉听觉效果，切实推动口述史料走进社会公众心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口述史料的需求。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委党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公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