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赋能视域下的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协同建设模式研究

　　作者：贾建瑞

　　摘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影响和重塑着档案馆与图书馆的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数智环境，这两个机构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通过分析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在技术驱动、业务转型、用户需求、管理变革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提出加强两个机构的协同建设对于应对“数字鸿沟”、推动知识服务创新、深化文献资源利用、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档案馆与图书馆一体化知识中心的协同建设框架，从资源协同、服务协同、人才协同等层面设计了协同建设的具体模式，以期为两个机构深化合作、实现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智赋能；档案馆；图书馆；协同建设

　　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在转型发展的进程中，既面临诸多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优势和短板。作为记录人类文明和传播知识信息的重要机构，两者在历史渊源、社会职能、业务属性等方面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但由于管理体制分散、资源建设目标不协调、服务架构与体系标准不一等，两者在资源建设、知识组织、信息服务、数字化应用等方面又各有侧重、互有优劣。可以说，促进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协同发展，已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升知识服务效能的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提到：“国家统筹规划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库，实现基层网络服务共建共享。”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管理体制、业务考核等因素的制约，档案馆与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发展态势。这不仅导致两个机构服务主体、服务目标、服务资源、服务平台的碎片化问题[1]，也制约了彼此间的业务协作和优势互补。近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开放共享理念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档案馆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促进两个机构间的交流合作。例如，《“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推动档案馆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在档案文献资源共享方面加强合作。”在此背景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为纽带，以知识服务能力提升为目标，加快推进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协同建设，已成为业界的广泛共识和普遍诉求。

　　1  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分析

　　1.1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驱动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档案馆和图书馆实现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利用，挖掘数据背后的隐藏价值，从而提升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发现的效率。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组织、检索、推荐等方面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用户的检索体验和知识获取效率。区块链技术则为档案的溯源、版权保护、信息共享提供了可信环境，有助于增强档案的公信力和使用价值。

　　1.2   知识组织、资源建设、服务创新等方面的转型需求

　　在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迫切需要在知识组织、资源建设、服务创新等方面实现转型升级。由于受到传统管理体制、管理系统、机构协作和技术方法的局限，保存于各机构的文献资源整合建设问题日益凸显[2]，且难以适应数字资源爆炸式增长的趋势，亟须探索基于语义关联、知识图谱等技术的新型组织模式。在资源建设方面，数字资源大规模汇聚与开放共享已成为必然要求，而单一机构难以独立承担这一任务，需要加强机构间的协同，实现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在服务创新方面，数字人文、智慧学习、个性化知识推送等新型服务需求不断涌现，要求档案馆和图书馆及时改造升级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供更加智能、精准、便捷的知识服务。

　　1.3   数字人文、知识发现、沉浸式体验等新需求的涌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用户对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服务需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要求档案馆和图书馆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数据服务与工具支持，助力学术研究向数据密集型方向发展。用户对知识发现的需求日益强烈，他们期待档案馆和图书馆能够利用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知识关联与推荐服务。此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发展，也让用户对沉浸式阅读、互动式展示等新型体验提出了更高期待。用户需求的转变，要求档案馆和图书馆及时调整服务理念，创新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新要求。

　　1.4   体制机制、人才队伍、绩效评估等方面的变革趋势

　　数智环境下，档案馆和图书馆的管理模式面临深刻变革。传统的“条块分割、单打独斗”的管理体制已经不可持续，亟须建立开放融合、协同创新的新型管理机制。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需要突破学科壁垒，培养既懂档案、图书业务，又精通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绩效评估体系也需要进行重构，建立注重创新性、协同性、服务性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可以预见，体制机制创新、人才队伍优化、绩效评估改革将成为档案馆和图书馆适应数智环境的关键举措，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2  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协同建设的必要性

　　2.1   应对数字鸿沟，促进信息资源公平共享

　　加强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协同建设，对于破解资源数字化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促进信息资源的公平共享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通过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在更高层面推动两个机构的数字化建设，能够逐步缩小数字资源建设的差距，为开展深层次业务协同奠定基础[3]。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探索适应数字时代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开放获取路径，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优质档案与图书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共享，有效弥合“数字鸿沟”。三是发挥两个机构的资源优势与服务专长，通过建立统一检索平台、开发个性化服务工具等方式，能够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精准化的一站式档案与图书信息资源服务，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广大人群。

　　2.2   顺应智能革命，推动知识服务模式创新

　　受制于传统的管理体制与业务模式，档案馆与图书馆对新技术应用的认知不足，对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识淡薄，同时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和人才保障，导致智能化水平总体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此背景下，加强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协同建设，可以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集中力量突破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环节。通过联合攻关，能够促进两个机构在人工智能辅助编目、语义关联挖掘、跨库知识发现等方面的发展；通过强强联合，能够集中优势资源建设开放共享的大数据中心，促进数据资源的融合应用；通过深度合作，能够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媒体技术，创新打造沉浸式档案展厅、智慧图书空间等新型服务场景。

　　2.3   发挥学科优势，深化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档案馆与图书馆分别拥有大量珍贵的文献信息资源，这些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档案馆馆藏以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档案为主，这些档案资源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是开展区域发展史、机构沿革史等领域研究的权威史料。而图书馆馆藏则包罗万象、类型齐全，包括古籍善本、学术专著等，它们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领域各有侧重。从学科分布来看，档案馆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独特优势，而图书馆则在哲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领域的馆藏更为丰富。

　　档案馆与图书馆协同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盘活两个机构的文献信息资源，激发其蕴含的学术价值。通过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深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有助于打造主题明确、内容全面、功能强大的复合型学科知识服务平台，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文献信息资源支持，进而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催生新的学术增长点，为知识创新提供持久动力。

　　2.4   彰显社会效益，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

　　档案馆与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在传承人类文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档案馆与图书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通过古籍档案的整理出版、革命文献的征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抢救性收集等方式，两个机构的协同建设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支撑。同时，发挥两个机构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引领作用，创新开展档案展览、国学讲座等精品阅读推广活动，能够传播中华文化正能量，提高国民文化素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凝聚磅礴力量。

　　3  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协同建设的模式设计

　　3.1   一体化知识中心协同建设框架

　　在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协同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打造集档案信息资源保存、图书知识服务提供于一体的知识中心，实现档案资源与图书资源的无缝整合、协调服务。为实现这一目标，协同建设应采取多层级的网状架构模式。在宏观层面，应通过跨部门的政策协同，建立统筹档案馆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体化管理体制。在中观层面，应通过跨区域、跨系统的业务协同，构建覆盖中央和地方、连接公众与高校的档案与图书协作网络。在微观层面，应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聚焦核心业务，实现档案馆与图书馆在资源、服务、人才、平台等方面的精准对接和深度融合，推动两个机构协同建设向纵深发展[4]。

　　3.2   档案馆与图书馆的资源协同模式

　　首先，要加快档案资源与图书文献的数字化进程，提高资源的数字化水平与深度。其次，要扩大数字资源的开放获取范围，统筹制定开放获取的标准规范，并建立资源共建共享的激励机制。再次，要推进档案资源与图书资源的知识关联，综合运用元数据、语义分析、知识图谱等技术，挖掘资源内在联系，实现多维度、动态化的知识链接。通过资源数字化、开放获取、知识关联的无缝对接，形成档案馆与图书馆资源协同建设的强大合力，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知识发现与获取服务。

　　3.3   档案馆与图书馆的服务协同模式

　　一方面，档案馆与图书馆要加强数字人文项目的合作开发，聚焦区域文化、机构历史、名人档案等特色资源，共同开展主题数据库、数字展览、在线教育等数字人文产品的研发，以创新人文知识服务模式。另一方面，档案馆与图书馆要发挥各自的场馆优势，联合打造兼具档案开发与图书利用功能的智慧学习空间，为用户提供沉浸式体验、交互式学习的融合服务。同时，档案馆与图书馆还要在知识组织层面深化协作，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知识抽取、语义关联等技术，协同构建基于档案和图书资源的知识图谱，为智能检索、知识推荐等创新服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3.4   档案馆与图书馆的人才协同模式

　　数智环境下，档案馆与图书馆协同发展，迫切需要一支跨学科、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传统的档案、图书专业教育已难以适应数智化发展需求，因此亟须建立跨学科、跨机构的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一是鼓励档案学、图书情报学与计算机、数据科学等专业的交叉融合，以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贯通与集成。二是推动档案馆与图书馆联合设立人才培训项目，为在职人员提供进修和提升的机会。三是建立档案馆与图书馆之间的人才交流与轮岗机制，促进两个机构人才的思想碰撞与经验分享。四是完善档案馆与图书馆人才激励机制，为青年拔尖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通过“育用并举”等人才培养机制，打造一支既精通专业知识又掌握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两个机构的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常大伟,刘菁菁.LAM(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协同服务的“碎片化”困境及其治理策略[J].山西档案,2022(1):21-26,39.

　　[2]陈海玉,赵冉,万小玥.基于LAM的西南联大文献资源整合与实现路径探析[J].档案学通讯,2020(4):28-35.

　　[3]方雯灿,王协舟.链接之内，视域之外:档案馆跨界合作研究述评[J].档案学研究,2023(2):12-19.

　　[4]贾琼,王萍.数字人文视角下LAM资源整合路径研究[J].情报科学,2021(4):157-164.

　　【作者简介】贾建瑞（1988—），女，汉族，山西晋城人，成都师范学院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信息素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