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传播研究

　　作者：马麟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档案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数智化传播方面大有可为。基于档案学视角，系统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数智化传播的内涵特征、实践探索、优化路径及其深远的发展意义。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档案数智化传播过程中，应立足多元主体协同，加强内容供给，拓展传播渠道，优化传播效果评估，以有效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从而为中华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提供坚实的档案支撑。传统文化档案数智化传播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因此，档案工作应顺应数字变革大势，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档案资源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传播，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与力量。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传播;档案数智化传播;档案文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旨在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加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指出“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的任务。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内在蕴含着将“在地文化中国”提升为“数字文化中国”、建设“数字文化强国”的时代母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智能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诸多领域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其中，档案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真实记录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化艺术成就以及科学技术遗产，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档案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传承文明、塑造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然而，传统档案大多为纸质形式，由于时间久远，加之保存条件有限，鲜为公众所知，亟须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破解传统档案保护与传播的瓶颈[1]。

　　将数字技术、智能手段与传统档案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数智化传播进程。一方面，有利于永久保存珍贵档案，有效防止其损毁流失；另一方面，可让深藏于档案中的传统知识、文化符号破壁而出，在新的时空里焕发生机与活力[2]。通过数智化手段赋能传统档案传播，可为弘扬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源头活水，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本文拟从档案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数智化传播问题。首先，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内涵，分析其特点和全面价值；然后，基于档案视角提出数智化传播的具体路径，分别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多个角度进行阐述，以期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特点及价值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界定与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是指记载中华传统文化历史进程与发展成果的各类档案文献。从载体形式上看，其涵盖了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质等多种介质形态，内容涉及儒家经典、佛道典籍、古代科技典籍、传统艺术、民俗风情等诸多领域。从时间跨度看，这些档案文献上溯至先秦，下至近现代，跨越数千年，勾勒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卷。这些珍贵档案真实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审美情趣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古代社会、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珍贵史料[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并不局限于正式的制度化档案，还应包括广泛分散于社会、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民族特色的各类文献史料，如家谱、账册、日记、书信、谱牒、地契等。这些档案虽然形式松散，但它们同样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历史信息，折射出特定时期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和文化风貌，是研究区域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微观材料。

　　1.2  传统文化档案的真实性、权威性特点

　　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档案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真实反映历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档案的形成大多源于特定的社会活动，如统治阶层的文书档案、地方志书等，经过严格的程序制作而成，客观记录了社会生活的原貌。而文学、艺术作品虽也是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可避免地加入创作者个人的主观想象和艺术加工，这可能导致与历史真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此外，众多重要档案文献还具有权威性的特征，如官修的正史、颁布的诏令、上呈的奏章等，这些档案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更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尤其是帝王将相等统治阶层形成的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些权威档案，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风貌。

　　1.3  传统文化档案的多维独特价值

　　传统文化档案是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根脉所在。档案文献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思想观念的演变、价值理念的传承以及审美情趣的传承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4]。通过档案这一历史的棱镜，能更立体地认识民族的过去，传承并发展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历史动力。

　　传统文化档案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传统档案真实记录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通过梳理这些跨文化交流的档案，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总结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这对于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传统文化档案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档案不仅蕴含着思想理念层面的智慧结晶，还保存了大量的科技发明、工艺流程等物质文化遗存。这些智慧结晶有着巨大的创新潜力和转化应用价值。通过系统整理和创新开发传统档案资源，能为许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也能催生出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新业态[5]。

　　传统文化档案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参考。千百年来形成的档案文献，如朝廷奏议、地方志书、乡规民约等，翔实记录了历代国家治理的方略、制度和经验，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通过对传统档案的研究阐发，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启示。

　　2  档案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智化传播的路径

　　2.1  传播主体：发挥多元主体创新活力

　　档案部门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档案资源的主要收藏和管理机构，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积极与文化、教育、科技、媒体等部门加强交流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为传统文化档案的创新传播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档案部门也要转变服务理念，从被动提供档案查阅向主动开展特色档案文化产品研发转变，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策划者、组织者。

　　文化机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主体，应充分利用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专业优势，深入挖掘档案中蕴含的历史知识、人文精神，提炼其当代价值，用生动鲜活的现代表达方式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可利用自身展陈空间和数字平台，策划推出以珍贵档案为核心的主题展览和数字化产品，吸引更多受众走进传统文化档案的时空场域。

　　媒体作为专业传播力量，应发挥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的优势，依托新媒体平台和先进传播技术，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档案的呈现方式，通过沉浸式体验、交互式设计等手段吸引新生代用户的关注与参与。一些主流媒体与档案机构联合推出的大型档案文化纪录片、动画、H5等新媒体产品，已在年轻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传播效果突出。未来，媒体应进一步加强与档案、文博机构的融合，在IP孵化、产品研发、渠道运营等方面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

　　大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既是传统文化档案传播的受众，又应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人人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智能设备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再创作。文化类短视频、微纪录片等在网络平台走红，正是大众创意与传播活力的生动写照。档案馆和文博机构应进一步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开放更多档案资源，鼓励大众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创新，形成机构引导与大众创造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局面。

　　2.2  传播内容：档案知识内涵挖掘与鲜活呈现

　　优质内容是传统文化档案传播的立足之本。要深入发掘档案文献中蕴藏的珍贵历史知识和文化精髓，阐发其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利用新时代语境重新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就需要档案工作者跳出档案内容本身，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的解读。例如，一份描绘农耕生产的古代绘画档案，不仅蕴含农业科技史料，而且体现了中国人勤劳智慧的优秀品格，也折射出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审美情趣。

　　优秀的传播内容还应兼具思想性与趣味性。传统文化档案内容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性，需要用生动的叙事手法，创设贴近现实生活的情境，以加强受众的代入感和认同感。档案中记载的人物故事、家国情怀，都可以成为触动人心的叙事元素。通过微视频、动漫、交互设计等新媒体形态，将枯燥的档案内容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数字叙事产品，用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激发受众的传播兴趣，进而促进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传承。

　　2.3  传播渠道：构建沉浸式、参与式传播新场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传播要主动触达大众视野，借助数字平台优势，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虚拟现实相结合的全方位传播格局。线上的门户网站、数字展厅、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可以打破时空限制，通过精美的视觉设计和趣味的互动体验，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观赏档案内容，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线下的展览、讲座、体验活动等，则要注重沉浸式、参与式的场景营造。通过VR、AR、全息投影、裸眼3D等数字多媒体手段，生动再现传统文化档案所承载的历史场景，让历史记忆栩栩如生。

　　未来，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数字化传播还可进一步拓展社交场域和商业空间。在短视频平台上持续发力，与网红MCN机构、文创企业等深度合作，共同开发IP衍生品，用创意互动活动来引爆话题传播。同时，新零售、数字文旅等领域探索创新应用，将传统文化档案IP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商业、以商业反哺文化，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4  传播效果：形成可持续优化传播闭环

　　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传播要重视实效性。要以国内外受众需求为导向，加强受众研究和效果评估机制，及时调整和优化传播策略。针对国内受众，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和接受习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设计传播产品。例如，对于青少年群体，可侧重开发寓教于乐的动画、游戏等产品，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同时，还要关注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状况，用他们能听得懂、易接受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文化形象。

　　效果评估是优化传播的必由之路。通过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焦点访谈等多种方式，全面评估受众的参与度、满意度、认同度等关键指标，发现传播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升。评估工作要贯穿传播活动始终，实现事前调研、事中监测、事后复盘的有效结合。此外，要重视受众的即时反馈，通过互动交流及时了解受众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传播闭环，让受众成为传播过程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3  结语

　　本文基于档案学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智化传播这一前沿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首先，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档案的内涵、特征与多维价值；其次，阐释了传统文化档案数智化传播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多维度优化传统文化档案数智化传播的路径举措；再次，展望了数智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未来图景。

　　可以预见，随着数字人文、智慧档案等学科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档案与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还将带来诸多创新可能。数字技术为优秀传统文化档案持续深度赋能，也为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崭新的路径。档案工作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顺应信息革命、数字变革的时代大势，持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档案资源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传播，为坚定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档案力量。

　　参考文献

　　[1] 傅予 , 李博然 , 李宜芳 . 档案文化资源数字化国际传播机制探析 [J]. 档案学通讯 ,2024(2):48-56.

　　[2]冯佳芪,加小双,吴佳佳.叙事转向背景下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策略研究[J].山西档案,2022(4):27-33.

　　[3] 张东华,韩婧如,钟小昆.媒介生态视域下档案数字化传播的价值、挑战与策略[J].档案学研究,2023(6):136-142.

　　[4] 马仁杰 , 殳圣薇 . 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叙事要素的构成及其优化路径 [J]. 山西档案 ,2023(5):5-11.

　　[5] 周林兴 , 崔云萍 .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文化的建设路径探析 [J]. 档案学通讯 ,2023(2):10-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资助项目“‘慧文-银能秘书事务所’创新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编号：231004157092249）；校级重点课题“银川能源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3-KY-Z-9）。

　　【作者简介】马麟（1981—），男，汉族，宁夏同心人，银川能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