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对“记忆”与“遗忘”关系的再审视

　　作者：孙良玉 耿德炎

　　摘要：对后数字时代背景下档案记忆观“记忆”与“遗忘”的关系进行了再审视。首先，基于社会记忆理论和信息生态学理论，分析了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的新特征，包括全息化、动态性、交互性、智能化和去中心化。其次，深入探讨了数据驱动下“记忆”过载、信息洪流中“遗忘”能力退化、“后真相”语境下档案“记忆”维护以及“数字遗忘权”时代档案“遗忘”界限等问题。最后，提出了树立动态均衡的档案记忆观、构建科学的档案评价与鉴别机制、强化公众参与以及完善档案数字司法与法治保障等治理路径，旨在为后数字时代档案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记忆与遗忘；档案管理

　　后数字时代是指数字技术已经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成熟且使用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常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数字与实体、线上与线下的界限日益模糊，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档案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历史记忆载体，同样面临着后数字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档案记忆观是指人们对档案记忆本质、特征和功能的认知与理解。在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正在发生变革，呈现出新的特征。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档案事业的发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强调了“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并采取措施保障档案信息安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要求“档案信息化发展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档案信息化建设进一步融入数字中国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更为广泛，信息化与档案事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档案管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提升，档案工作基本实现数字转型”。一系列法规、政策为后数字时代档案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档案“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档案的永久保存提供了可能，但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遗忘权”等新概念的出现，对传统的档案永久保存理念提出了挑战。如何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后数字时代档案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1  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的新特征

　　1.1 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基础

　　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的形成植根于社会记忆理论和信息生态学理论。社会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社会性，认为个体记忆总是嵌入在社会框架之中，其为理解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角色提供了基础[1]。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记忆与档案的关系[2]，为理解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的社会化和动态性特征提供了理论支撑。

　　信息生态学理论为理解数字环境下的档案记忆提供了新的视角。信息生态系统的概念强调了信息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3]，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的系统性和适应性特征。

　　1.2 后数字时代的技术环境

　　后数字时代的技术环境主要由3个方面构成：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新兴技术的融合应用以及虚实结合的信息空间。

　　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使得数字原生档案大量产生，传统档案加速数字化转换。全球数字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其中大部分可能构成未来的档案资源，为传统的档案定义带来挑战。

　　新兴技术的融合应用，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拓展了档案管理的能力。例如，机器学习算法在档案自动分类和知识发现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区块链技术为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了新的保障机制。然而，这些技术也带来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新问题。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发展正在创造一个虚实结合的信息空间。扩展现实技术不仅改变了档案的呈现方式，还可能产生新形式的档案，如虚拟体验记录，这就需要对档案的物质性和边界进行重新思考。

　　1.3 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的核心特征

　　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呈现出一系列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整体。在这个新的范式中，档案记忆不再是静态的、孤立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系统。

　　首先，全息化和动态性成为档案记忆的基本属性。档案记忆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信息记录，而是趋向多维度、全方位的捕捉和保存。它不仅包含内容本身，还涵盖了元数据、使用历史、关联信息等多个层面。全息化的特征使得档案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其所记录事件或主题的复杂性。与此同时，档案内容的动态更新成为可能，版本控制成为档案管理的重要环节。档案不再是一次性完成的产品，而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档案能够根据新的信息和理解不断调整和扩展。

　　其次，交互性和智能化深刻改变了档案的创建、管理和使用方式。档案记忆的构建日益社会化和民主化，多元主体参与成为常态。用户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档案创建和解释的参与者。交互性使得档案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多元声音和视角。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使得智能化成为档案记忆的重要特征。从自动分类、智能检索到知识发现，AI技术正在重塑档案工作的方方面面，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再次，去中心化趋势正在改变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的应用，为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性提供了新的保障机制。档案不再仅仅依赖于中心化的权威机构，而是通过分布式网络来维护其可信度。去中心化的特征不仅增强了档案的安全性，也为跨机构、跨地域的档案协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2  后数字时代“记忆”与“遗忘”关系的再审视

　　2.1 数据驱动下“记忆”过载的困境

　　后数字时代，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海量信息不断充斥档案管理领域。档案部门在大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由于过度追求数据“记忆”的完整性和永恒性，致使许多冗余、无价值的信息大量积累，加剧了档案“记忆”的负担。同时，信息过载现象导致档案工作者“记忆”能力下降，难以从庞大的档案数据中准确识别和提取关键信息。档案“记忆”过载不仅消耗了档案部门的人力物力资源，也使档案“记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降低。因此，后数字时代亟须反思档案“记忆”的取舍标准，探寻“记忆”优化与减负的治理路径。

　　2.2 信息洪流中“遗忘”能力的退化

　　数字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社交网络、即时通讯等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使信息洪流渗透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信息过剩和碎片化阅读习惯削弱了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数字环境下人们倾向于快速浏览而非深入阅读，这种趋势同样影响了档案工作者，使其在评估档案价值和辨识档案真伪时，难以探寻档案的真实价值。持续的信息轰炸降低了主动“遗忘”无用信息的能力。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类记忆的本质，使得“遗忘”成为高负担的行为。在档案管理领域，这表现为难以有效筛选和淘汰过时或冗余的档案信息，导致档案库存不断膨胀。“遗忘”能力的退化影响了档案的开发利用。大量冗余信息的存在可能会掩盖真正有价值的档案资料，降低档案利用的效率和质量。为此，档案工作者需要重新思考“遗忘”在档案管理中的角色和价值。

　　2.3 “后真相”语境下档案“记忆”的维护

　　“后真相”时代，客观事实和理性讨论逐渐失去吸引力，情绪化和非理性言论大行其道，大众更容易被符合自身情感和信念的信息所影响，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公众对档案记载的历史事实产生怀疑或误解。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和“假记忆”的形成。在档案领域，这种效应可能导致某些历史史实被放大或扭曲，对社会的集体记忆构成潜在威胁。档案部门作为社会记忆的守护者，理应挺身而出，用鲜活翔实的档案事实，消解公众误解，澄清历史真相，抵制“后真相”对社会集体记忆的侵蚀。

　　2.4 “数字遗忘权”时代档案“遗忘”的界限

　　随着“数字遗忘权”概念的提出，个人隐私保护与档案永久保存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4]。传统档案学强调对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记录进行长期甚至永久保存。然而，“数字遗忘权”赋予了个人要求删除或限制访问其个人数据的权利。保存与遗忘的冲突要求档案工作者重新思考档案收集和保存的范围与方式。档案的价值部分来自其完整性和连续性，而选择性删除或限制某些信息可能导致历史研究的偏差，因为研究者可能无法获取完整的历史记录。为此，档案机构需要制定明确的评估标准，以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历史记录保存的需求。对此，档案部门要在法律框架下，尽快厘清“数字遗忘权”的行使规则和界限，明确档案信息的长期保存期限及销毁范围和边界。通过科学分类、分级管理，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社会知情权，理性看待“记忆”与“遗忘”。

　　3  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与“遗忘”的治理路径

　　3.1 树立动态均衡的档案记忆观

　　后数字时代，面对数据洪流的冲击，档案部门要转变思维定势，树立动态均衡的档案记忆观。这种档案记忆观强调“记忆”与“遗忘”的辩证统一，既重视档案的永久保存价值，也注重对无用信息的及时甄别和清理。档案部门要明确区分档案信息的价值层次，对不同价值的档案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对于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重要档案，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优质档案资源的长期留存和持久利用。对于暂时保管和无保存价值的档案，则要根据档案保存标准，适时进行鉴别、清理和销毁。通过动态调整档案“记忆”与“遗忘”的比重，实现两者的均衡统一，促进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

　　3.2 构建科学的档案评价与鉴别机制

　　档案价值评估是平衡“记忆”与“遗忘”的关键。档案部门要按照科学规范，构建完善的档案评价与鉴别机制。首先，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档案评价标准，从内容、材料、载体、形式等方面，全面评估档案的历史证据、信息资源和现实服务价值。其次，要丰富档案鉴定方法，综合运用内容分析、专家论证、社会调查等手段，提高档案鉴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再次，要建立档案价值复审机制，根据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变化，定期开展档案复评工作，动态调整档案的保管期限和管理措施。最后，要搭建跨部门、跨行业的档案鉴定合作网络，借助外部力量，促进档案鉴定工作的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3.3 强化公众参与档案遴选与销毁

　　档案“记忆”与“遗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档案部门要转变“馆藏为本”的传统理念，充分尊重并发挥公众在档案遴选和销毁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邀请社会公众参与档案管理事务，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档案保管利用的真知灼见。同时，要创新服务方式，搭建线上互动平台，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提升档案工作的透明度。要积极吸纳公众意见，优化档案遴选和销毁流程，形成政府监管、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良性互动。通过构建开放、透明、互信的档案治理生态，赋予民众档案“记忆”与“遗忘”的话语权，增进公众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档案治理的社会基础。

　　3.4 完善档案数字司法与法治保障

　　后数字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档案管理加速融合，催生出一系列亟待厘清的法律伦理问题。档案部门要与时俱进，加快推进档案领域数字司法建设，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节“记忆”与“遗忘”的边界。要积极争取立法支持，加快档案法律制度“立改废释”步伐，推动数字档案管理法规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的衔接配套，在法律框架内明晰公民的“数字遗忘权”及其行使规则。要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体系，细化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业务规范，为档案工作提供严密的制度保障。要加强档案执法队伍建设，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协调联动机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通过强化档案法治，规范档案行为，更好地维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筑牢社会文明进步的制度根基。

　　参考文献

　　[1] 王玉珏 , 许佳欣 .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理论及其档案学思想 [J]. 档案学研究 ,2021(3):10-17.

　　[2] 应峻 , 赵宇翔 , 吴大伟 , 等 .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GLAM集体记忆建构 : 以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信息实践为例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6):76-95.

　　[3] 郭若涵 , 潘禹辰 , 王兴广 .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档案馆集体记忆建构 : 角色定位、行动策略与未来向度[J]. 档案学通讯 ,2023(4):58-66.

　　[4] 加小双 , 徐拥军 . 档案与身份认同 : 背景、内容与影响 [J]. 档案学研究 ,2019(5):16-21.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公安院校通识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A8800）; 教育部就业育人项目“公安院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4010901450）。

　　【作者简介】孙良玉（1981—），女，汉族，河南信阳人，河南警察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学、公安学；通讯作者：耿德炎（1974—），女，汉族，河南桐柏人，河南警察学院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方向：档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