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1-16 18:21:10被阅览数:104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作者：张东华 钟福平
摘要：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是大数据时代档案公共服务的必要转型，是档案数据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公共服务可及性理论，构建可及性视域下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的维度框架，阐述其实践机理，即资源获得“质”与“量”的统一、平台接近“城”与“乡”的统一、服务接受“情”与“理”的统一、文化适应“动”与“静”的统一。据此，分析当前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各维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可及性；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公共服务
大数据时代，数据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扮演着驱动引擎的关键角色。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档案载体形态随之发生数据化转向，传统档案利用公共服务加速步入数据化轨道，在档案数据共享中更加注重释放档案数据的公共效能，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已成为现代化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系到档案公共服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是指以馆藏开放档案数据为资产、以综合档案馆（以下简称档案馆）和社会公众（包括个人、团体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供需双方为主体、以共享利用为连接，在公共服务中推动档案数据共享式供给和需求式利用，从而形成“数据生值—数据保值—数据增值—数据赋能”[1]的档案数据价值释放和级差能量，最终形成广泛均等的社会公共效益，也即可及性。
作为已经在公共服务领域达成广泛共识的科学理论，可及性常被用来衡量公共服务的社会成效，这也是公共服务实践的任务和目标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上指出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2]，公共服务可及性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利用服务是档案事业的目的与旨归，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是档案数据公共服务体系的必要环节，其可及性水平与档案利用服务惠民暖民实效相挂钩，相关领域应当予以关注和重视。当前，国内档案学界对于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研究探讨更多地围绕管理[3]、平 台[4]、叙 事[5]等视角展开，鲜有研究从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把握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是评判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善用与否的重要指标，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有利于推动档案数据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实现档案数据治理效能的提升和公共价值的发挥。
1 可及性的分析视角
可及性的概念最初出现于西方医疗卫生领域，作为评价公众健康权利得到平等维护与否的标准而被美国学者罗纳德·安德森（Ronald Andersen）提出，之后逐渐向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拓展。可及性涵义指向公共服务官方提供者与被服务对象之间的“适合度”或“亲和力”[6]，强调主体间的供需调适和双向链接，表现为公共服务部门与获取服务的公民群众在官方柔性供给与个体弹性需求的有机契合中对彼此的亲和力。换言之，公共服务可及性不是单向的，而是供需双方相互协调的结果，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良性平衡中起着结构性支点的作用。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着眼于共享与利用的结合，注重共同开放享有、利于发挥效用，强调档案数据在档案管理体制内部与外部社会公众之间的可信、高效流通，这一流通过程无疑涉及以档案馆为核心的档案数据供给侧和以公众为主体的档案数据需求侧，实现以有效供给与需求满足为特征的供需适配，契合档案开放和档案数据共享利用。事实上，公共尺度上的利用服务离不开可及性的限制，其中就包括图书馆[7]和博物馆[8]公共利用服务可及性，档案数据共享利用自然同样无法避免。
具体来说，可及性是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4个维度的统一（见表1）。其中，可获得性侧重于资源层面，发挥基层底座支撑的作用；可接近性侧重于平台层面，具有空间载体的功能；可接受性则以服务效益为旨归，是可及性的核心枢纽所在；可适应性则表现为文化层面的可持续性生活方式和持久潜在的行为习惯，扮演着为系统机体进行调控的角色（见图1）。4个维度互为一体，共同构建起公平均等、亲民惠民的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框架。
表1 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内涵侧重
图1 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的分析框架
2 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的实践机理
可及性为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框架，使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朝着公共价值最大化的方向深化转型，塑造着现代化档案数据生态系统和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旨在实现资源获得“质”与“量”的统一、推动平台接近“城”与“乡”的统一、增强服务接受“情”与“理”的统一、贯彻文化适应“动”与“静”的统一，最终达成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公共价值效益的系统强化。
2.1 资源获得“质”与“量”的统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数量丰富、质量上乘的档案数据资源始终是可获得性的内核所在，为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奠定支撑底座。数量与质量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将“质”与“量”统一，才能打下坚实可靠的地基，满足公众量多质优的档案数据资源获取需求。一方面，当前通过存量档案数字化、增量档案电子化，可供社会公众开放共享利用的档案数据资源无疑“浩如烟海”，据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多达11亿卷、数字档案达3万多TB[9]，为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服务中档案数据资源的获得提供了大量级的底层基础。另一方面，仅仅只有数量还不够，“大量”之中的“高质”也同样重要，关系到档案数据资源能否同公众实际利用需求无缝对接，为公众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提供优等的资源参考。档案数据质量是将大量的档案数据从无序混乱变得有序规范的实时性控制过程，这一过程以数据生命周期为脉络线索，涵盖档案数据形式统一、冗余筛选、著录完整准确、语义抽取编排、关联整合封装等多个层次，大量级只有经过实时且高质量控制，才能真正转化为可用、能用、好用的档案数据资源，夯实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获得性的质量生命线，防止出现“质量门”的问题。2019年美国智库Experian做的一份调研显示，“美国企业档案中平均有29%的数据存在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数字化进程。”[10]由此可见，数据质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重要性。
2.2 平台接近“城”与“乡”的统一
有了“大量级”与“高质性”相统一的档案数据资源后，就要为档案数据资源提供共享利用的容器空间或者场所载体，即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作为空间、场域或载体的象征[11]，平台也是可接近性的物质表征，只有可供接近的共享利用平台，才能获得容器或场所内“质”与“量”相统一的档案数据资源，因为“空间是公共服务的存在方式”[12]。从宏观上看，可接近性指向一种开放性的空间度量，表现为空间分布的结构性样态；从微观上看，可接近性则指向空间对公众个体或群体的兼容性承载，表现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视同仁”。总之，可接近性是“物”与“人”为一体的可接近，通过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所有人都能接近并进入到该空间中获得自身实际所需的档案数据资源，而不会受到差别性阻碍。立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背景，城市与乡村构成了社会空间，市民与乡民组成了社会公众，因此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平台接近应充分考虑到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一体化融合，以及市民与乡民群体平等接近的权利，尤其是市民乡民中的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即可接近“城”与“乡”的统一。例如，自2006年起至今，每年5月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常态化举行犹太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等特殊公众群体活动的传统月，在活动中可以令这些公众感受到浓厚的人文关怀[13]。可见，档案馆作为一般的可接近性平台，应从外到里体现出平易近人、关怀包容的人文主义精神，而非给人只可远观的清冷疏离感。总之，避免宏观城乡空间与微观城乡分众形成中心与边缘的不良分异、打破固有印象正是提升档案馆可接近性的意义所在。
2.3 服务接受“情”与“理”的统一
公众是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服务对象，公众对服务可接受程度的高低构成了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公共服务效益的主要内容，即可接受性的评判标准。可接受性根植于公众自身在档案数据利用过程中的私人体验，涉及公众对档案数据资源利用准度、效率与成本（技术、交通、货币等）的价值感知，具有个性化和功利性的显著特征，集中反映了公众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理的互嵌统一，即用户感知价值是功利要求和情感要求的结合[14]。从客观事理上看，公众利用档案馆平台的档案数据带有客观的目的，或为休闲，或为查考，已然有相应的预想和期待，实际利用档案数据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这一预想和期待的理性验证过程，当实际与预想之间越无缝贴合，公众可接受性就越强，反之亦然。从主观情感上看，感性是“一种以自我体验的形式反映客体与主体需要关系的心理现象”[15]，心理体验由感官引起，贯穿公众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全过程，覆盖从平台内部设计到人工引导的各个环节，是对自我身心愉悦和简易便捷以及放松舒适与否的习惯性衡量。总之，“情”与“理”共同影响可接受性，可接受性越强，代表公众的感知满意度和黏度越高，也就更容易形成忠实用户群，创造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公共价值。例如，北京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就依托市政务网对接民政局等其他部门，开通本市民生类档案跨馆利用系统，与周边省份签订异地跨馆协议，2020年初，疫情严重期间应市民需求启用“楼门送档”服务，不断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从而在“通情达理”中高效满足了公众对民生类档案的利用需求，提升了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收获了广大的公共效益[16]。
2.4 文化适应“动”与“静”的统一
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是一个系统性机体，机体“经脉”的畅通对整个系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扮演着“生命线”的角色。可适应性是对外界环境变化及时主动作出调节和应对的能力，它具有显著的外向性特征，这意味着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方式、内容等并非是停滞僵硬的，而是与外在环境变化始终保持同频共振的状态，由内而外生发出可持续的长尾效应。可适应性强调在社会化环境因素的诱发下，档案数据内部供给同外部公众需求之间步调一致的关系张力，这种张力总归是人与档案交互的过程和结果。面对公众利用需求的外力施压，档案数据共享系统需要锻造与外力相当的内力以做好抵御，提升韧性以达到内外压强的相等耦合，而这离不开文化的自组织性驱动和牵引（如档案数据技术与紧跟潮流热点的精神意识），通过“文化内力”纾解“经络梗阻”，从而获得从容应对环境外力的能力，达到可适应性维度下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和合统一。一方面，由于外界环境时刻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决定了文化适应的动态属性，需要根据时代发展、技术更新、公众喜好等环境变化作出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思想观念、技术方式与内容主题等的及时有效调整，形成动势；另一方面，动态适应并非盲目求新求变，同时也具有凝练和沉淀档案特色的定力，发挥档案自身独有的功能价值，在绝对变化中贯彻相对固定不变的档案基因，熔铸静势，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总之，可适应性聚焦“文化经络”对系统机体的疏通调适，以动静结合为原则锻炼“筋骨”的强韧性，从而达到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适应与进化。例如，加拿大高尔特档案馆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潮流，与企业合作耗时9个月开发档案人工智能模型Archipanion[17]，使档案图片记录、检索和访问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实现了图像描述信息的有效利用，这体现了可适应性的文化内涵。
3 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的问题检视
基于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的实践机理，从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的维度分析了当前档案数据共享利用资源控制、平台交融、服务效益与文化构筑等层面要素存在的相关问题，这反映了档案数据共享供给端回应力不足与档案数据利用需求端表达力受限的双重困境，对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可及性提升造成阻碍。
3.1 质量控制欠佳，资源可获得性不强
从国家档案局的统计结果来看，档案数据资源的总体体量十分庞大，且处于指数级增长的膨胀状态，不同类型的档案数据都较为丰富，能够满足可获得性的大数量级要求。但质量问题却较为突出，对档案数据资源可获得性造成负面影响，显得力有不逮，难以为继。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201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开放数据格式、动态更新、优质数据、数据集容量、数据集总量等方面整体水平较低”[18]，档案数据目录差错率也远高于标准差错率[19]，可见，档案数据质量失控的问题不容忽视，档案数据集中呈现出数据污染、数据孤岛、数据碎片的困境。
在数据污染方面，档案数据著录存在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如2018年福建省档案馆会同第三方监理民国档案文件集目录38.1万条，共发现错处4.1万条，合格率为89.24%[20]。而在归档时元数据被遗漏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造成档案数据的失时失效，档案全文数据库尚未完整建立。在数据孤岛方面，档案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一定程度上造成档案数据资源被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行政部门，形成档案数据跨域流通的体制壁垒，导致“国家和地方大数据、政务信息资源管理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中，档案部门基本被忽视”[21]。且囿于职能等级的金字塔结构，数据呈现多源异构的孤岛式现状，不容乐观，数据格式混乱，常常使档案数据文本的OCR识别率较低，如“繁体横版手写文字的识别率仅为75.3%”[22]。在数据碎片方面，档案数据资源数量庞大、类别繁杂，其中结构化数据较少，图像、网页、音视频等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较多，呈现出粗放无序、游离零散的碎片化状态，各档案数据单元间的语义抽取、串联整合、知识重组仍然比较匮乏，导致很多档案数据质量较低，实际上并不可用，无法形成全局性、分布式、集约化的档案数据资源体系，加剧了档案数据的质量失控。
3.2 城乡二元分隔，平台可接近性不足
在我国，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由来已久，重城轻乡的结构性欠账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存在较大的落差，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往往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城乡社会关系的二元割裂导致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缺乏广域覆盖，空间承载出现不容忽视的漏洞，从而陷入可接近性不足的境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速度加快，逐渐形成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并因制度设计而渐渐固化，时至今日亦显得积重难返，影响了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的可接近性。
从空间布局上看，公共档案馆布局仅局限于省市区域，县乡、村镇等下级行政区并没有设立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馆平台的缺位使乡镇或乡村这一层级落后于城市，造成档案数据资源在城乡空间分布上的配置失衡，对乡镇居民缺乏普惠性覆盖。从微观群体上看，受制于档案保密属性的历史观念，城市居民对档案馆并不十分亲近，反而具有较强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普遍认为档案馆是神秘庄严的。一项档案馆的普通公众认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60%的公众认为档案馆“严肃封闭”、64.4%的公众表示不知晓档案馆的存在、95.2%的公众选择图书馆而非档案馆查阅资料增长见识[23]，由此可见，公众普遍对档案及档案馆存在心理认知上的固有误解，不愿意或不敢接近档案馆，导致档案馆日均人流量偏低，普通公众尚且如此，弱势群体更可见一斑。事实上，针对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档案数据服务不成系统，较为零散，没有形成全面覆盖。例如，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网络平台以及高校档案查询利用平台网站都缺少无障碍浏览和关怀版（长辈版）模式，这使得档案馆在分众群体上缺乏足够的包容并蓄，降低了档案的可接近性。
3.3 情理感知薄弱，服务可接受性不高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带动现代人公共服务消费的升级更新。在这一语境下，档案部门的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实践尚未与之全面对接，公众预期与实际情况之间产生偏差、隔阂甚至背离，导致公众客观事理或主观情感存在期望失验的感知裂缝，满意度与获得感同达到可接受性要求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内容的缺乏和参与式、互动式、体验式情感的缺失造成绩效与期望的“异步”，恰如音符之间不和谐的协奏，丧失了曲调应有的宛转悠扬，背后反映的是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公共价值效益创造与引领的薄弱。
一方面，大多数档案馆对于档案数据资源的开发仅停留在目录编排与字段检索等层面，设备设施难以满足公众日渐增长的个性化知识利用需求，“一刀切”的线性服务模式显得机械有余而灵活不足，内容层次简单，精确度和专业性低，难免给利用者带来低于预期的客观理性落差，降低满意度。例如，遍历各省级档案信息网可以发现，网上展厅大多以红色史话的结集荟萃为主题线索，折射出档案数据资源浅表化堆积的刻板模式，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开发。另一方面，“一供了之”“蜻蜓点水”式的服务过程较为普遍，服务氛围较为凝重严肃，不够轻松活泼，加之体验式互动参与的缺乏带给公众悬空漂浮的情绪感受，导致公众难以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有学者对我国31个省级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93.5%的省级档案馆将红色档案作为主攻方向，而仅有22.6%的档案馆与公众开展了互动体验活动[24]。可见，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存在官方过度把持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对公众显性利用需求和潜藏的隐性利用需求缺乏细致的调查考究，并不了解公众的兴趣爱好等画像定位，以至于2019年“高达72.3%的档案用户对档案馆公共服务现状不满意，比较满意的档案用户仅有3.9%”[25]。
3.4 动静之道缺乏，文化可适应性不强
文化适应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内生性力量，通过在机体内部建立自我纠偏和批判省思机制，及时打通梗阻、疏通“经络”，拥有抵御外部社会环境压力并借此羽化嬗变的能力。于档案数据共享利用而言，内部思想观念、器物技术、制度安排等文化梗阻并未借助环境互动而得以打通，动静统一的可适应性要求存在失调失适的问题，表现为档案部门共享端滞后并失位于公众消费利用端，形成文化堕距（cultural lag）的现象，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官方供给“经络”同公众需求“脉搏”没有达成实时性同频共和，谐振价值的缺失使官民主体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共生长效的文化适应秩序，最终将会走向停滞和衰亡。
这一问题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受到档案文化“官本位”传统遗留的影响，其在数据化加速推进的今天仍然没有褪去内敛性与封闭性的色彩，显得较为迟钝。2023年一项关于档案数据管理应用区块链技术的调查研究显示，青岛市、深圳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共档案局（馆）仍停留在纸质档案布局的阶段，他们对区块链知之甚少，持犹豫不决的态度[26]。这并非个例，反映了档案机构对2016年早已应用的区块链技术置若罔闻，积极性不高，如此更遑论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社会化适应了。新技术、新方法、新思维的缺乏直接导致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色和创新，品牌效应薄弱，使档案数据本身的文化属性被掩埋，未能充分嵌入人们的生活习惯。截至2024年初，全国333个地市中有171个地市档案部门未建立官方We b网站，占比超过一半，且仅有19个地市档案部门开通了抖音账号，只占5.7%[27]。总之，档案数据共享利用距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紧跟社会环境和公众需求变化，提升洞察力、敏捷力。
4 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可及性的策略路径
4.1 可获得性维度：集成整合与深度开发
集成整合。集成整合是从杂乱无章转变为整齐有序的过程，通过集成式控制手段破解档案数据污染、数据孤岛与数据碎片的困境，实现不同机构、不同类型、不同格式的档案数据资源整合为一体，在保障数量丰富的同时提升质量，建设高品质的档案数据资源仓储。一是技术集成，即综合运用云存储、区块链、元数据、API、RSA、ECC非对称加密等多种数据集成技术，建立健全兼容格式标准，确保数据在清洗、去重和标准化过程中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二是中心集成，即建立档案数据中心，破除档案系统内部各机构主体之间的行政壁垒，推进纵向互联互通，例如，2022年浙江省档案馆全面推进省级档案数据共享中心建设，汇聚全省民生档案、历史档案等开放性档案数据资源[28]；三是跨域整合，档案部门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体和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合作，实现档案数据资源的优势互补，如LAM跨馆合作、长三角异地查档服务等。
深度开发。深度开发是在集成整合的基础上，对档案数据资源进行深层次整理、挖掘和映射的过程，以达到数据集约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档案数据的显性与隐性价值。一是语义化关联，即析出不同档案数据的语义元数据，将相关语义元进行二次重组关联，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深刻内容，形成关联开放数据集（Linked Open Data Set,LODS），如欧洲研究开放获取基础设施的OpenAIRE系列性项目；二是知识化组织，形成档案数据知识库，构建知识组织体系（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KOS）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档案数据知识化利用需求，如中国城市规划知识仓库网（http://www.ccpd.cnki.net）；三是可视化表达，也就是将抽象晦涩的档案数据本体转换为直观清晰的可视化图谱，如美国在线家谱类档案库网（https://www.ancestry.com）开发Ancestry Tree“家族树”功能，直观呈现了同源家族的血缘变迁。
4.2 可接近性维度：数实融合与城乡一体
数实融合。数字虚拟空间与实体物理空间的融合是迎合数字化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打造线上与线下充分结合的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无疑能够很大程度上拓展档案数据共享利用覆盖面，提升可接近性。一方面，实体物理空间外观设计要能够体现档案特色，内部设施要充分展现人性化关怀，从而吸引公众前来“一探究竟”。例如，2022年投入使用的湖北省档案馆花山新馆裙楼借鉴楚国鹿角立鹤造型，似一本铺展的档案史册，主楼则像一枚加盖其上的玉玺印章，馆内环境舒适，绿树成荫，使其成为文化地标[29]。另一方面，数字虚拟空间应着重加强网络平台开发，在保障条理有序的前提下提供无障碍或适老化选项，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便利，方便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档案数据。此外，社交媒体宣传也不能忽视，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渠道打开知名度，消除公众对于档案馆充满神秘感的认知误解。
城乡一体。即以城乡一体缓解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的弊端，矫正“城乡两个区域，市民、乡民两个群体”的不良现状，构建城乡均等的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因此，乡村档案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用以补齐乡镇档案馆与城乡互联网络的短板。一方面，在乡镇档案馆建设上，探索构建县域档案中心，以县域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转站，既延长了国家综合档案馆的视角，也降低了乡村档案数据共享工作的难度，拉近了档案数据利用的实地距离。例如，浙江浦江县配合县域档案信息化建设，完善村级档案基础设施建设，全县244个行政村已归档整理数字化扫描文档6 300卷，数字档案库存容量达74.3 GB[30]。另一方面，在城乡互联网络普及上，加强城乡数字网络的互联互通，构建城乡覆盖的一体化网络平台，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例如，浙江湖州市档案馆积极打造试点覆盖、便民覆盖、文化覆盖的无差别城乡档案服务体系[31]。
4.3 可接受性维度：智慧服务与情感体验
智慧服务。智慧服务是识别公众显性需求和激发公众隐性需求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个性化、精准化、专业化对接公众需求的一种服务形式，已成为图档博界开展服务的主攻方向。在智慧服务模式下，通过用户画像绘制预先感知到的实际利用需求，包括科研求索、阅读休闲、检索查询等具体场景，然后通过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准确地提供相关档案数据，并根据公众反馈进一步去粗取精，得到公众满意的利用结果。以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NYPL）为例，该馆根据不同年龄段细分了婴幼儿、儿童、青少年、父母、成人、教育工作者等多类个性化服务对象，不同对象具有不同的服务内容，同时设置“询问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Ask NYPL）功能形成智慧化参考咨询和知识共享模式[32]。可见，档案馆智慧化数据共享利用服务并非天方夜谭，应及时组建起一支高素质的智慧馆员队伍，开展智慧服务。
情感体验。公众感官情绪的调动对于档案数据共享利用服务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尤其用于拓展除检索查询这一服务类型外的休闲科研服务等，在确保智慧化准度的同时植入足够的情感体验，使档案文本阅读转变为档案世界感知。这主要有氛围渲染与具身参与两种方式。氛围渲染指营造沉浸式利用氛围，让用户徜徉在档案数据的海洋里，达到意识与知觉沉浸。例如，2017年新西兰“地图卷轴”（Unfolding the Map）展览项目以20世纪下半叶以来惠灵顿城市兴起及其滨水区的历史档案数据为设计蓝本，使用3D打印技术营造了具有强烈感性冲击的沉浸式氛围，激发了档案数据活力[33]。而具身参与则意在使公众以身临其境的方式获得愉悦舒适的情感体验，如美国的“公民档案员”（Citizen Archivist）项目，以及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第七档案室”爆款项目，都生动体现了具身参与对于档案数据共享利用被公众接受的重要意义。
4.4 可适应性维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34]，即拥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自主地位，而不被动裹挟。这要求档案工作者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警惕，敏锐洞察社会热点，积极主动调研公众需要，了解公众的反馈与诉求，及时改进优化服务内容、方式等，在紧跟显性需求的同时走在公众前面，深挖隐性需求，全面满足公众档案数据利用需求。如2021年11月，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发布的《2030战略：转型和值得信赖的国家档案馆》提到，扩大数字馆藏并提供全新的在线利用服务，建设新一代数字档案馆，支持技能培训以弥补员工老龄化带来的应对用户新需求的能力差距[35]。这体现了文化自觉，有助于保障公众对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信任度。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互为一体，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倚靠，拥有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档案数据具有不同于其他数据资源的独特性，文化自信在于以其独特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档案数据主线，打造档案数据共享利用的专属品牌IP，有利于形成符号化印象。例如，2023年，浙江省嘉兴市档案馆发布嘉兴“禾小档”IP形象，展现了档案品牌特色[36]。这无疑是对当今Q版卡通形象设计潮流的回应，能够推动档案数据资源走进大众，增强档案的魅力与吸引力，从而使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得以拥有长效生命力与可持续性进化力。又如2023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以3D模型、知识图谱、人机交互等时兴方式开发共享1.7亿幅馆藏图片档案数据，上线“跟着档案观上海”数字人文平台PC端和手机移动端（https://dh.archives.sh.cn/），为公众带来独具海派特色的时空打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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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东华（1967—），男，汉族，浙江永康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学士，研究方向：档案信息化；钟福平（1999—），男，汉族，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方向：档案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