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要素及其启示

　　作者：隋鑫

　　摘要：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档案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契机。通过对中国大陆地区档案产业化发展历程的回溯，总结以往档案产业化发展的重点与困境，以我国台湾地区数位典藏产业发展为实验案例，分析其产业发展中的政策要素、规范要素、市场要素及技术要素，为新时代档案产业化发展提供启示：借力政策，发挥基石作用；产业规范，推动产业运行；奠基市场，整合营销推广；技术支撑，搭建共享平台。

　　关键词：数位典藏；档案产业化；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档案开发利用

　　2022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文化领域提出明确工作要求，“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1]。档案是高质量的文化资源，档案馆作为档案的保存地，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资源体系的时代使命、是推动均衡均质国家文化资源供给的社会责任，也是档案馆服务升级的现实需求[2]。

　　国家文化数字化包含“文化事业数字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两个发展阶段[3]，即当第一阶段“文化事业数字化”的资源基础构建完成，数字化服务体系和数字化管理相继开展，就会考虑第二阶段“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资源增值开发、长久应用、扩大影响力等问题。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建成72家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4]，通过建设项目，“数字档案馆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备、档案资源更加丰富、档案服务更加多样”[5]。2022年7月6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社会大众提供了跨域跨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可见，我国档案事业的数字化发展已在第一阶段“文化事业数字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将向第二阶段“文化产业数字化”迈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档案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与发展契机。

　　档案产业化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理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档案学界、业界就开始对档案产业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索。然而时至今日，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要求再来检视档案产业化发展成果，发现其与成熟产业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台湾地区在数位典藏（digital  archive）产业发展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6]，其发展经验值得借鉴。档案产业化如同其他产业发展一样，是各发展要素共同作用下的战略趋势选择。本文试图总结我国台湾地区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的经验，为新时代档案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1  中国大陆地区档案产业化发展历程回溯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大陆地区档案产业化发展历程为：1993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档案部门响应政策也开始了向市场方向迈进的实践探索[7-8]，将档案资源视为可以投入生产的产业资源[9]；1997年，档案界开始出现是否应将档案信息推向市场的议题争论[10]，学界开始反思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思路是否正确；201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召开主题为“档案与文化产业”的年会[11]，正式认定文化创意产业与档案之间的关联，学界开始讨论如何学习其他领域或境外同行的产业发展经验[12]；2022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出台，学界开始探索如何提升档案文化传播力[13]、促进档案数字藏品产业链形成及新业态发展[14]。总体来讲，在政策的倡导推动下，学界逐渐从文化产业角度探讨档案产业化发展，比之前从经济角度看待问题更加理性，也更加切实可行，规避了以营利为重心而导致公益性不足的问题。但目前档案产业化发展仍缺乏实践性强、可落地的案例经验以供借鉴。

　　2  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要素

　　我国台湾地区数位典藏自1998年“数位博物馆专案计划”开展至2012年“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全岛级科技计划”执行结束后，即进入永续经营阶段，政府不再给予专项补助[15]，因而无需做专题报告向社会大众汇报投入产出比，同时又因数位典藏逐渐与数字学习、数字内容等领域融合，也不便专门从融合领域中抽取数位典藏产业化成效。但计划执行最后一年（2012年）的成果报告显示，数位典藏产业的产值自2008年的149亿元（新台币，下同）增长至2009年的172亿元、2010年的290亿元、2011年的366亿元[16]。我国台湾地区的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是多重因素交互推动的结果。从其具体的发展过程[15]来看，影响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政策、规范、市场及技术4个层面，每一个要素都必不可少，以下从此4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2.1 政策要素提供背景

　　数位典藏之所以在我国台湾地区得到大力推动，与其地区发展定位密切相关。我国台湾地区自“晶圆代工”提升经济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强调的是内容、创意及开发，我国台湾地区拥有丰富的典藏，除了台湾地区的珍贵文献与历史文物外，还有蒋介石迁台时带去的大量档案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利用这些档案资源，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进而发展出产业独特利器，成为我国台湾地区发展的时代命题。

　　2.1.1 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

　　为应对全球资讯与知识经济发展潮流，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于2002年5月发布“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目的在于对“未来”做强力投资，选定了十大重点投资计划，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国际创新研发基地、产业高值化、数字台湾等[17]。数位典藏作为重点投资计划核心内容资源，嵌入台湾地区的重点投资计划中，发挥着提供基础资源的重要作用。政策为数位典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数位典藏资源也会赋能产业发展。

　　2.1.2 加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推动方案

　　数字内容指将文字、影像、语音等运用信息科技加以数字化并整合运用的产品或服务，数字内容产业范畴包含游戏、动画、数字学习、数字影音、行动内容、网络服务及数字内容软件等重点领域及其他各类多媒体电子数据库的应用[18]。为扶植新兴数字内容产业能顺利领导华文市场以落实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特制定“加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推动方案”，并成立“数字内容产业推动办公室”，作为产业推动与辅导的单一窗口，以期结合各相关部门资源与力量共同构建适合台湾地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法规。作为数字内容核心的数位典藏也在各类高等级的计划案支持下逐步发展成为产业[19]，数位典藏主要发挥如下作用：以开放的档案典藏观念，带动民众参与文化资料的收集和典藏，为民众提供了参与文化并进行诠释与创造的环境；整合全岛文化资源，建立文化数据库，让全民共享；借由文化数据库的整合，扩展文化资料运用层面。民众共享数据库，使文化资料经由不同使用者的开创发展，延伸新的活化与再利用效能。

　　综上，政策要素为数位典藏产业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发展背景。数位典藏产业具有发展知识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指标意义，除了可以促进传统产业提升其知识含量而转型成具有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外，也是一个可以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的基石[20]。在此高层级的认识与推动下，应集合各方力量全力推动数位典藏产业的发展，不管是公营单位还是私人单位都应积极配合。数位典藏计划在总计划、分计划、子计划的推动下，如网络般覆盖各个层面和角落[16]。不只是宏观政策引导，还有技术支撑、人才培育、成果转化等执行层面措施的推进。

　　2.2 规范要素提供基础

　　在行政管理机构开始重视数字内容前，民间已有部分厂商耕耘于内容产业。厂商以营利为目的主动寻求典藏单位的素材授权，从数字化、增值到推广都需其独自完成，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及财力，但因市场尚不成熟，产业收益并不乐观。政府投入大量经费推进典藏数字化工程后，节省了业界数字化的经费，使其专心致力于增值开发工作。然而，在增值开发过程中，典藏单位与业界常因增值目的、动机或思维的不同，而在合作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例如，典藏单位所提供的数字化素材是否符合业界增值所需、业界如何通过合理而顺畅的授权或交易机制取得数字化素材等。为了让典藏单位与业界能相互了解彼此对数字化素材与商业化的需求，二者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而此机制恰恰需要一个合理的规范环境。规范环境中包含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著作权”等法律法规，学界已有讨论，本文着重探讨以下两个强相关的规范要素。

　　2.2.1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定

　　2010年制定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简称“文创法”）是我国台湾地区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有关规定，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构建富含文化及创意的社会环境。“文创法”作为我国台湾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依据，有13个配套子规定与之相辅，对文创产业供给面与需求面产生诸多影响，涵括：租税优惠协助投资文化创意产业；产品研发与创业辅助；健全授权经纪人制度；专业人才培训与招揽；促进招商，拓展市场，并与国际交流；空间再利用，创造产业群聚，丛集与推广产业信息；智慧财产权保护与运用[21]。

　　2.2.2 创用CC“创用CC”

　　（Creative  Commons）由斯坦福大学劳伦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01年创建，意为当使用者浏览契约网页，即默认同意并成立契约，可自由使用该网页授权著作，以此方式简化授权契约的繁杂磋商过程并增加授权契约条款的适用可能性。“创用CC”的想法是建立数种不同著作权授权形式，供不同职业与使用目的的使用者使用。从著作权人通常较希望保留的权利项目中挑选出四种作为授权的核心要素：包括姓名标示（即使用者须依作者或授权人所指定的方式，为其署名，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其为使用者或使用者使用著作的方式背书）、非商业性（即任何人均不得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为商业目的利用）、禁止改作（即使用者不得改变、转变或改作原授权人的作品）、相同方式分享（即允许修改原作品，须采用与原著作相同或类似的创用CC授权条款）。通过排列组合，创作者可搭配出多种合理的CC授权模式，自行标示于其作品外观上，提供给大众使用。而使用者必须符合授权的特定条件，才可以利用著作权人的著作[22]。

　　可见，规范要素为数位典藏产业建置提供了一个基础，从根本上保护了著作权人的权益，构建了保障产业顺利开展的授权磋商机制。

　　2.3 市场要素提供动力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有激发民众对产品的认知喜好与促使其产生消费意愿的营销模式，即“有人”“愿意买”。

　　2.3.1 文化创意消费基础

　　当前大众购买产品时，不再只关注产品的功能与实用性，更加重视产品的品牌与设计，因此产品需要更多的增值内容来吸引消费者，那么，文化创意就成为新的消费标的。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档案典藏单位，适时推出各类文化意象的文创产品，以档案为设计蓝图，结合数字科技及创意，通过数字媒体及其他产业现有的通路，带动周边商品的开发，进而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对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走向产生助益[23]。除此之外，我国台湾地区也注重对国际市场的开发，借助国际厂商及西方时尚圈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对档案典藏素材进行创意增值，将中国文化传递给全世界。其中“法蓝瓷”以中国传统的瓷器文化传入西方市场，Artkey艺奇授权中心（公司）因连续数年参加美国纽约授权展而广受好评。

　　2.3.2 成熟的营销推广模式

　　随着数位典藏单位等文化机构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市场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数位典藏单位不但要与其他休闲产业竞争，争取消费者，同时也必须面对来自同行的压力[24]。因此，数位典藏单位在经营上需设法将自己推销出去，这就必须懂得整合可利用的资源，以达到良好营销推广的效果。目前，数位典藏营销已向“机构使命”“营销分析”“营销STP（Segmentation Targeting Positioning）”“营销组合”“营销策略与方案”“成效评估”等方向发展[25]，整合实体与数位典藏的服务功能，运用营销策略服务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理想的学习与休憩环境，建立全方位的数位典藏服务空间。

　　综上，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需具备充足的市场要素。若一个产业的发展单纯依靠政策，则会面临落地困难等问题，一旦政策结束，产业也即凋落。而市场的存在，会促进产业永续经营，有收益，产业链中的各端才有动力持续下去。

　　2.4 技术要素提供平台

　　数位典藏要发挥其促进人文社会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将原始档案数位化。产业需要有增值过程，基础需要有足够的内容素材、独特的创意及先进的技术等。在技术层面，即先将原始的素材经过数字化处理（拍摄、全文输入及扫描、元数据描述等），形成可以取用的平台基础，方可进一步达到支持产业化发展的程度。

　　2.4.1 原始素材数位化处理

　　互联网飞速发展，扩展了档案收集的方式与类型，音视频、文字、三维图档等不同形态的档案信息均在收集范围之内。针对多媒体的储存、压缩、注解、传输、保护等相关技术难题，我国台湾地区设立数位典藏发展计划技术研发分项[16]，建立技术团队，纳入有关多媒体讯号处理相关议题，一方面希望自给自足研发所需的相关前沿技术，另一方面则通过专利权及技术转让取得永续经营的经费。技术研发团队主要的工作项目如下：

　　典藏工具开发，涵盖检索系统、缺字处理、XML资料转换、多媒体处理、Metadata分析工具及联合目录建置等；系统建置支援，包含“国史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动物所等古籍、古物、标本的典藏系统开发；多媒体处理，包含三维虚拟实境技术、影音处理及检索、图片检索、多媒体转置技术（长久保存）等；语音处理，包含中文断词、文字辨识、语音辨识、智能型检索、跨语言检索等；智慧财产权管理机制，包含内容辨识、智慧财产权标签及管理、智财权交换等。

　　2.4.2 数位典藏联合目录

　　1998年自数位典藏各项计划如火如荼开展以来，各计划皆有其成果数据库与网站等资源，分散于各处，故使用者若欲查询浏览数位典藏资源时，需到各网站进行检索取用，无法一次性获取全部所需资料。考虑到使用者需求，“数位典藏全岛级科技计划”的5个分项计划之一“内容发展分项计划”[16]的1个子计划“数位典藏联合目录系统建置计划”，立意建置一个目录性的展示平台，只要通过这个单一的“数位典藏联合目录”网站窗口，即可检索所有数位典藏的成果。联合目录的建置，达成4个目的，即为“数位典藏全岛级科技计划”建置目录性展示平台；提供单一入口的整合性检索功能；展现“数位典藏全岛级科技计划”的成效；达到资讯共享的目的[26]。

　　综上，技术因素不仅在于档案典藏资源的数位化，还在于通过技术手段搭建产业共享平台，为产业链的分工提供可能。

　　3  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启示

　　《意见》指出，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非遗馆等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关联各文化机构的数据成果，建立集成的文化大数据体系，共同推动文化存量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1]。与此相对照，“digital archive”在我国台湾地区被译为“数位典藏”，其并不局限于“数字档案”，而是将数字化资源都囊括在典藏领域，整合“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化典藏”等所指向的各方资源，同时结合数据库串连，供使用者开发利用。而数位典藏产业，狭义是指利用授权的方式，将数字化的典藏素材，通过产业价值链中的资源转换过程，达到商业化增值的目的。广义的数位典藏产业，则是除了上述将典藏素材进行增值应用外，更着重于人文与科技的结合，通过典藏数字化，有效达到知识累积，并借由传输技术与网络平台特性，发挥市场价值，其应用领域含括数字内容及文创产业、传统的礼品、文具、纪念品，以及现下流行的线上游戏、电子书等[27]。

　　可见，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我国台湾地区推行的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的内容有着相似之处。本文试图从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中，为其他区域全面推动档案产业化发展提供借鉴。

　　3.1 借力政策，发挥基石作用

　　从档案产业化发展的政策要素分析，我国一直以来都有高层级政策可促进档案产业化发展的事例（见表1）。若在政策要素具备的情况下，档案产业缘何没有像台湾地区一样发展起来？政策中找到“我是谁”至关重要。无论哪种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28]，但若国家最高层级政策只支持单一部门的产业发展，就会造成政策资源浪费，亦即专门针对档案产业发展的最高层级政策支持在当前无法实现。分析我国台湾地区借助各大政策发展数位典藏产业的内容发现，数位典藏产业的每一步推进，都在于其“嵌入式”发展，也就是数位典藏作为核心基础资源，起到的是基石作用，而非主导作用。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其职能属性尚不具备主导产业发展的条件[29]。档案馆要做的是对其丰富的档案资源进行宣传推广，使档案资源被看见，并将其积极地嵌入其他产业中，提升产业的内容实力，赋能国家发展。

表1  可助力档案产业化的部分政策及相关内容

　　3.2 产业规范，推动产业运行

　　在档案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合法合规，产业链中的各方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发现，档案部门要么突破行业限制，大力发展与档案开发利用本身关联度不大的第三产业；要么以档案安全为考虑，小心谨慎地在档案展览、档案编纂等传统服务范围内开发利用档案资源。而这些都与新时代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要求不符。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档案资源，积极主动为各方服务，提升档案工作水平以及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的地位[30]。

　　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创法”出台后，配套子规定与之相辅，为数位典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规范的环境。而“创用CC”则为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典藏资源平台的自行取用提供自由度规范。档案产业化发展，在倡议加紧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标准规范等健全产业保障机制[31]的同时，档案主管单位也要倡导推广文创法规和“知识共享”平台协议等现有的规范，督促档案部门善用规范。在社会感知和认可档案资源的独特魅力后，倒逼相关规范出台，促进档案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3.3 奠基市场，整合营销推广

　　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在以往的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中，更多的是从社会效益角度看待其成效，淡化了其是否产生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则是从市场和消费者的角度，以更大的基础层面反馈档案开发利用的效用与价值。档案产业化发展最终需要市场来检验，不能一味依赖于政府拨款和专项计划。当初始的扶持政策褪去，若档案中蕴含的经济效益未被有效开发利用，资源未完全转化为产业优势，未形成产业化运作模式，社会和市场认可度较低，则产业化之路注定艰难。当前，我国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博物馆界与以国家图书馆等为代表的图书馆界在基于馆藏开发文创产品方面均有一定进展，培育了大批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档案馆应利用后发优势，充分运用现有的文化创意产品消费基础，适时推出各类具有文化意象的文创产品，渗透百姓日常生活，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强化人们对档案的价值认知。而在营销推广方面，又可着力将档案馆的文创产品与同类产品作区隔。但营销推广并非档案馆所擅长，档案馆可充分利用产业链模式，即档案馆在上游提供优质内容资源，将营销推广交给中下游的专业厂商团队去处理运作，充分借助其成熟的营销推广经验与客户群体，构建源于档案资源的产业生态。

　　3.4 技术支撑，搭建共享平台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分为“文化事业数字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两个发展阶段，即在数字化资源的基础上发展产业。档案的价值实现同样要在数字科技的加持下从工具化阶段向产品化阶段转变[32]。尽管我国已在数字化资源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5]，但新时代档案收集范围逐渐扩大，大量新型档案资源的出现需要运用新技术工具与平台加以管理，需要运用智慧性工具开发利用档案资源[30]。因此，一方面，档案部门要提升配套设备投入，建立新型档案资源数据库，夯实档案数字化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链接国家文化专网”，在现有“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提升可用性、可及性，与国家其他文化资源链接，通过数字档案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制度资源和用户资源的互补性聚合，建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4  结语

　　毋庸置疑，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发展适当的档案产业化可为公众提供最普遍意义的档案资源利用通道，进一步为社会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希冀以我国台湾地区数位典藏产业化发展的经验，厘清档案产业化发展定位与思路，为新时代文化产业数字化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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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迁台记忆档案整理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FJ2024B086）。

　　【作者简介】隋鑫（1983—），女，汉族，黑龙江绥化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台湾档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