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1-12 07:46:21被阅览数:101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作者：朱明龙 孙军
摘要：随着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安全风险增加以及国际地区矛盾突出等问题的出现，重特大事件处置中档案的参考咨询作用日益凸显，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开发成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当前，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呈现出集成数字处理、空间再造及情感互动的实践特征，但在叙事逻辑、叙事场景及叙事情感方面尚存不足。从沉浸数字叙事视角出发，探讨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驱动逻辑，并从任务预设、空间再造、社会情境和情感认同4个驱动要素层面为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的档案开发提供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数字叙事；沉浸数字叙事；重特大事件档案
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频发，为我国人民带来严峻挑战。在对重特大事件的应对处置过程中，档案发挥着参考咨询、重构社会记忆的重要功能。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收集好、保管好、利用好重特大事件档案”。
重特大事件档案是党和国家组织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所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1]。重特大事件本身的突发性、规模性和时效性，使得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具有记录不完整、收集不完全、开发不充分等问题[2]。当前，重特大事件档案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理论研究层面，王兴广等[3]从数字人文视角对日本突发事件档案数字人文项目进行概述，提出对我国档案部门开展突发事件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建设的启示。姚明[4]对我国重特大事件档案法规政策协同化现状进行考察，针对重特大事件档案法规政策协同化升级提出建议。此外，有学者从专题数据库建设[5]、资源整合[6-7]等视角对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展理论研究。实践工作层面，国家档案局蔡盈芳[8]发表系列文章对重特大事件档案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各省级档案主管部门相继发文落实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浙江省档案局从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完善工作机制、数字赋能4个方面对全省加强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9]，云南省档案局与辽宁省档案局也相继通过部门协同联动，对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进行调研和指导。
数字叙事作为故事传播在数字时代的新实践，能够以沉浸式的体验方式进行跨时空模拟在场交流[10]，这一特征为档案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基于沉浸数字叙事的理论视角，对国内外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项目进行分析，总结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的实践特征及不足。结合沉浸数字叙事的理论内涵，归纳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开发的驱动逻辑，并对我国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沉浸数字叙事开发提出可行性建议。
1 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的应用现状
数字叙事（Digital Narrative）也称为数码叙事或数字媒体叙事，由布伦达·劳瑞尔[11]于1986年首次提出，以指代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叙事。数字叙事是在传统叙事规约性阐释框架下借助计算机技术对叙事文本施以交互感知、空间再造以及沉浸体验的一种描述策略。“交互感知”是数字叙事的核心概念，“空间再造”是理解数字叙事的全新视角，“沉浸体验”则是数字叙事传播效果的基本要求。数字叙事是当前重特大事件开发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模式。龙家庆[12]以数字叙事理论为指导框架，从叙事源头、叙事组织、叙事呈现、叙事创新四方面提出红色档案的数字叙事开发策略。朱天梅等[13]在阐释文化场景和档案叙事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工业遗产档案资源叙事行动框架，创设具有复合型体验和情感价值的文化场景，助力工业遗产档案解码。陈萌雨等[14]则以案例分析样式雷图档开发在叙事方式、结构组织以及叙事体验优化中的实践方案，从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成果3个层面提出优化策略。此外，多位学者分别从文化认同[15]、具身交互[16]、身份认同[17]、文化大数据[18]等方面探讨档案数字叙事的相关问题。
通过对国际组织、国家、地区及高校档案馆的官方网站中有关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的实践项目案例进行调研。同时，以“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 “disaster+archiving” “Archives of major events”等为关键词，在谷歌、必应、Wolfram|Alpha、百度等搜索引擎补充检索，共获取10个实践项目典型案例。现有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项目多以跨地域、跨国家、多主体参与的形式，主要涉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内容，如表1所示。结合众多重特大档案开发项目实践，当前的重特大档案资源数字叙事开发凸显出数字集成处理、资源空间再造、社会情感互动等特点，但在叙事逻辑、叙事场景、叙事情感等方面尚显不足，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数字叙事的认知、时空、情境、情感等因素与受众的综合性体验方面仍待进一步加强。
表1 国内外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应用案例
2 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的实践特征及不足
2.1 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的实践特征
2.1.1 集成数字处理
资源集成和数字处理是当前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的常见特征。重特大事件的突发性和规模性使得重特大事件档案来源复杂、收集困难，直接影响重特大事件的档案开发工作。这种类型的开发实践是通过机构合作，将分散在不同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机构的同一重特大事件档案集中进行收集与整理。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通信，对网络环境中相关重特大事件信息进行存档，实现对重特大事件档案各类资源的集成。此外，重特大事件档案还存在大量异构数据，需要对海量的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进行统一标准化和数字化处理，以满足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基本要求。比如，希腊国家档案馆在纪念小亚细亚灾难100周年之际，创建“1922年数字档案门户”项目。该项目汇聚了62家合作方，共收集516份小亚细亚灾难档案资源，形成超2 000个数字项目。“1922年数字档案门户”项目使小亚细亚灾难后社会重建和难民安置的历史原貌得以更完整呈现，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入也有助于分析其发生、发展、处置等规律，同时也使历史事件的呈现形式更为丰富，为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
2.1.2 资源空间再造
空间再造是数字叙事最为突出的特征，打破了传统媒介单向交流的叙事过程，改变了文本内容和意义的流动路线，使叙事呈现出双向交流的结构特征。在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中，叙事主体在一定物理空间或网络空间中，对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从叙事角度进行整合，构建一定的叙事场景，在空间范围内实现对重特大事件档案诸多叙事要素的场景化呈现。3D建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运用，不仅增强了互动感知的效果，而且能够还原重特大事件档案中的历史场景，将历史数据、文献资料等内容以图形、图像、动画等形式呈现出来，让受众更加直观地了解重特大事件的历史进程和演变规律。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达特茅斯洪水观测站联合美国宇航局、日本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构建的“1985年至今全球大型洪水事件档案”专题网站。该网站收集1985年至2017年全球大规模洪灾档案，通过Power BI可视化对洪水多发地区、洪水多发年份、洪水类型及原因、近30年死亡人数最多的10次洪灾等内容进行可视化呈现，基于地理空间信息为地表水测量、绘图和建模研究提供支持，对洪灾地区展开人道主义援助，为优化全球水资源应用提供便利。
2.1.3 社会情感互动
社会情感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培养出来的与人交往并改善自身行为的感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行为进行催化[19]。数字叙事允许受众与内容进行互动，参与故事的发展和决策，使受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在数字叙事中找到与自身相似的角色或者情节，产生对价值观方面的认同感，并通过反馈机制促进数字叙事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重特大事件档案的社会性特征使得受众易与其产生情感链接，通过互动性体验、社区交流与合作、受众生成内容、个性化推荐与定制以及反馈与参与决策等方式，受众深度参与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数字叙事开发过程，自主探索重特大事件档案叙事内容，共同丰富和拓展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叙事内容和利用渠道。例如，卢森堡大学开发的社会参与性项目“数字浩劫纪念馆”，借助数字平台收集受害者的传记和其他档案文件（照片、纪录片和证词的剪辑、各种类型的图像），将大屠杀中每一份个人档案以虚拟鹅卵石的形式进行呈现，受众可以通过点击主页上的相应工具撰写个人传记或传递相关文件，以丰富网站资源。此外，该项目开发了“IWalk”移动地图应用程序，将现实地点与档案中历史事件相联系，受众在使用平板电脑走过不同城市道路的过程中可以观看大屠杀幸存者和目击者讲述个人故事的片段，了解这些地点在其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受众在时空交互中引发情感共鸣，也能更主动地参与项目建设。
2.2 重特大事件档案数字叙事开发的不足之处
2.2.1 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叙事逻辑模糊
重特大事件档案是对特定重特大事件形成的历史记录，本身具备故事属性。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落脚点是对重特大事件进行客观完整的叙述。由于重特大事件本身的突发性和规模性，大部分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内容并不完整，导致前后内容之间的缺失甚至出现碎片化现象。如果开发者或叙事主体忽视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故事属性，在开发过程中会造成重特大事件档案叙事文本中叙事逻辑的明确性和清晰度不够，重特大事件档案中社会角色缺乏明确的行动目标或动机，多个事件内容间的关系不明确，叙事过程中缺乏对后续内容开展的说明，使得受众在对重特大事件档案的认知和理解中出现困难，从而影响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社会效果。
2.2.2 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叙事场景缺失
重特大事件发生于一定的社会场景，其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受众对重特大事件档案的认知需置身于对应的社会场景中。在现阶段的开发过程中，开发者大多数仅实现对重特大事件档案在空间载体上的转变，而对重特大事件的档案叙事过程缺乏必要的场景描述，叙事场景缺乏必要的人、事、景、物，重特大事件档案内容中未体现人与人、人与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导致重特大事件情节或情境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受到影响。受众无法充分理解或想象重特大事件档案中的叙事情境时，就会产生困惑或无法完全投入其中。
2.2.3 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叙事情感匮乏
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目的是唤醒群众记忆、形成情感激励，充分发挥重特大事件档案的社会教育功能。重特大事件档案除了对事件本身的记录，还包含不同社会群体在面对重特大事件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故事。这些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价值，对启迪和塑造群众的三观具有独特作用。但目前部分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在叙述过程中缺乏情感表达，忽视了情感注入，导致受众无法感受档案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由于缺少对重特大事件档案情感内容的渲染，因此受众无法抛弃主观意识，也无法完全沉浸到重特大事件档案中并产生情感共鸣，而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开发也难以产生持久的情感激励作用。
3 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驱动逻辑
沉浸数字叙事作为数字叙事的一种呈现形态，侧重于技术渲染下为受众提供从外部感官到内在精神转化的数字叙事体验。重特大事件档案蕴含丰富的精神内涵，能够与受众建立较为稳定的情感联系，形成情感共鸣。因此，沉浸数字叙事赋予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新的驱动逻辑。
3.1 沉浸数字叙事的内涵要求
沉浸数字叙事（Immersive Digital Narrative）是指通过数字仿真设备还原叙事场景，构造出具备沉浸式体验的叙事空间，模糊了现场表演、虚拟现实与动画世界边界的一种数字叙事形态[20]。沉浸数字叙事的理论基础源于匈牙利美籍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21]提出的“心流”理论。作为一种心理效应，米哈里认为，当受众通过不同媒介与传播者进行互动，对某种事物或对象产生认知欲望时，受众的行动与心理和环境之间就会形成高密度的互动，而环境变化又在不断促使受众做出新的行为判断和选择，使受众全神贯注，沉浸其中。心流的基本特征包括：清晰明确的目标、适度匹配的认知行为、高度集中的自我意识以及无形消弭的自我感知。结合数字叙事的基本内涵与心流的理论内涵，驱动沉浸数字叙事的有效开展需具备任务驱动、场景驱动、情感驱动3个基本要素。即根据叙事内容，确定清晰的叙事主题和目标，叙事主体围绕相关主题或目标，分阶段设置一系列叙事任务；根据叙事任务与受众之间的互动，通过AR、VR等数字技术，在一定的物理环境中构建对应的叙事场景，通过各类感官技术的刺激，促使受众突破时空界限，摆脱自我意识的控制，在叙事场景中获得临场感；随着临场感的增强，受众能专注于叙事内容，在叙事任务指引和叙事场景刺激相互交织的过程中，个体情绪随之产生变化，形成情感共振，最终达到沉浸数字叙事的效果。
3.2 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驱动要素
3.2.1 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任务驱动
任务驱动是指受众在叙事主体的引导下，通过内容编导、情节设置，紧扣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叙事核心，以趣味性任务为载体，驱动受众加深对重特大事件档案认知的叙事过程。玛丽 - 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 认为：“要理解故事，跟上故事发展的节奏，读者需要利用文本提供的线索在心理上模拟演练故事世界里发生的变化。”[22]传统叙事环境下，受众需要借助文本、视频、展览等多种媒介的互相配合才能全面了解重特大事件档案。沉浸数字叙事使用大量虚拟现实技术，为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开发提供强大的信息承载能力。叙事主体能够以较低的时空成本，通过任务导向，以线索式或任务式的叙事方式开发重特大事件档案，以使受众突破时空局限对重特大事件档案获得全面认知。而受众基于主客观因素对重特大事件档案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叙事主体围绕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核心内容，可设计分阶段任务，通过任务导向使受众的认知思维与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叙事内涵逐渐契合，以达到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的开发目的。
3.2.2 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场景驱动
场景是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开发的载体，既包含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多维性，又包含文化意识和主观性表达。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开发需要依托一定的场景，借助沉浸式技术和叙事化处理，对重特大事件档案中的内涵进行表达。一方面，场景为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开发提供了集中的社会空间。该空间可以是与重特大事件本身存在联系的，也可以是为了满足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社会需求而开辟的。场景的固定为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打上了空间标识，使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与受众之间形成空间联系。另一方面，特定的叙事情境有助于重特大事件档案蕴含的文化内容、精神内核以及社会价值的集中表达。沉浸数字叙事为受众提供的不仅是重特大事件的历史时空沉浸，还为受众提供了精神沉浸。通过叙事情境，重特大事件档案中相关的象征意义、价值属性以及精神空间得以形象化表达，从而形成独属的叙事符号。叙事与场景相辅相成，重特大事件档案中庞杂的内容需要依托一定的场景才能使受众形成清晰完整的认知，而随着受众对重特大事件档案认知的深入，与重特大事件档案相关联的场景得以进一步扩展，形成新的任务，从而不断驱使受众参与其中。
3.2.3 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情感驱动
沉浸数字叙事环境中，情感驱动是引发受众情感共鸣、塑造价值观的关键。通过任务引导和场景构建，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内在情感通过刺激受众的感官，从表层到深层进行传递。随着对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沉浸式认知，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情感输出，个人情感随即被触动，从而形成情感联系。基于沉浸数字叙事，重特大事件档案的精神内核能够与档案内容共同呈现，易使受众与重特大事件档案展开情感互动。推动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利用最有效的方式是影响受众的情感区域，尤其是与重特大事件档案本身具有联系的受众群体，通过情感驱动行为，再借助沉浸数字叙事，能在较短时间内与重特大事件档案之间产生情感共鸣，唤醒个人记忆，两者的不断交织使个人的价值观逐渐发生改变，进而产生一些相对应的行为。在这种由情感驱动的循环往复中，重特大事件档案融入当前的社会生产活动，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从而使社会价值得以凸显。沉浸数字叙事下重特大事件档案资源开发中情感驱动为受众与叙事主体之间搭建桥梁，重特大事件档案受情感驱动，使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得以传递，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驱动，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
4 沉浸数字叙事视角下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的实现路径
沉浸数字叙事以其全方位叙事认知、任务交互、空间再造、情感共鸣等优势为重特大事件档案提供了开发思路，也为重特大事件档案开发提供了路径指引。
4.1 认知沉浸：提升受众认知的任务预设
认知沉浸是指受众完全投入重特大事件档案认知活动中，在该过程中受众对重特大事件档案逐渐由外部感官接触向内在认知增加转变。随着一系列叙事引导，受众逐渐了解重特大事件档案内涵，进而从认知层面进行思考，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实现认知沉浸的数字叙事需要关注受众的认知体验，通过设计富有深度和启发性的叙事内容，引导受众进行思考和探索。如苏州中国联合解谜大师SEQ共同推出的全国首部档案主题剧本杀《第七档案室·漳锻疑云》，以历史事件为背景，围绕剧本情节，设置相关叙事人物，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设置一系列任务及解谜线索，让受众在实景小剧场里不断寻找线索，推敲搜证，沉浸式感受特定历史年代的波谲云诡。因此，为提升受众的认知沉浸，需明确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内涵及叙事目标，设计富有意义的叙事情节，巧妙地设置问题、提示和引导，激发受众的思考和反思，使受众在深入理解故事背后意义的同时引发其共鸣和情感投入。
4.2 时空沉浸：打造档案内容的空间再造
沉浸数字叙事可以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允许重特大事件档案内容在不同时间节点展开，甚至允许受众自由探索重特大事件档案的不同部分，实现动态时间线和情节交互。首先，需要明确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时空背景，确定沉浸数字叙事的主题、风格和呈现方式。其次，利用强大的数据处理、集成、融合、虚拟重构等技术，将重特大事件档案内容进行现实复刻[23]。借助感官技术，改变受众感官体验，模拟和增强重特大事件档案内容的时空沉浸感。最后，将时间线作为叙事的一部分，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让重特大事件档案内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展开。例如，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共同打造古籍活化项目《古籍寻游记》。该项目以VR互动纪录片为核心，依托PICO的6DoF交互技术以及火山引擎视频云的三维重建及视频扫描技术，还原20世纪初“古文献四大发现”，让受众可以在任意时空场景中进行浏览，并借助感官沉浸技术增强对受众的感官刺激，以达到时空穿梭的沉浸体验。通过数字技术的物理环境渲染，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时空内容得以被模拟，再从叙事逻辑和认知层次两个维度，以任务式叙事方式，有效引导受众在有限的实体空间中逐渐走进重特大事件档案内容中，以穿越时空的体验实现对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沉浸感知。
4.3 情境沉浸：构建身份认同的叙事情境
情境沉浸是受众个体完全投入重特大事件档案所处的叙事情境，并与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叙事要素进行互动、学习和发展，这一过程可以发生在受众个人层面，也可以扩展到群体层面，有助于增强受众对重特大事件档案所属社会环境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沉浸数字叙事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重特大事件档案所处的社会背景、社会范围、社会主体、相关影响等要素，通过构建重特大事件档案的叙事情境，实现重特大事件档案叙事情境的整体再现。如哔哩哔哩网站中的《档案》纪录片，在原始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叙事逻辑对档案内容进行情境组合，将分散游离的档案内容进行整合，通过新媒体技术对档案内容中的社会情境进行复刻，真实还原历史场景，使受众在完整的情境设置下从心理层面对档案内容产生认同，达到自我感知的沉浸。因此，在重特大事件档案社会沉浸的过程中，档案内容再现的叙事情境应与现实世界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互动方式相呼应，促使受众实现从现实个人身份向重特大事件档案中社会身份的转变。
4.4 情感沉浸：融合多维叙事的价值认同
情感沉浸是沉浸数字叙事下以受众情感体验为核心，通过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让受众深入感受重特大事件档案中情感和主题的一种叙事方式。实现情感沉浸应主动适应数字媒体环境，通过微信公众号、档案官方网站、线下线上档案展览、微博推广、短视频推送等多种方式共同发力，实现重特大事件档案与受众的实时互动和良性交流，进而形成情感认同[24]。例如，卢森堡“数字浩劫纪念馆”项目的情感体验设计。该项目以犹太人在所爱之人的墓上留下石头作为永久记忆象征的古老传统作为可视化呈现的逻辑基点，能够与受众短时间内形成情感链接，随着受众沉浸式浏览的深入，情感层面的共振逐渐扩大，最终达到一种忘我的情感认同。因此，在叙事主体上，应鼓励受众成为重特大事件档案沉浸数字叙事的叙事者，深度参与重特大事件档案叙事内容开发的各环节，提高受众的参与感；在叙事内容上，优先开发重特大事件档案中蕴含情感价值的内容，并结合目标受众，选择符合其情感取向的内容展开沉浸数字叙事；在叙事过程中，根据受众的情感反馈调整叙事内容，并逐渐扩大受众群体；在叙事方式上，利用多种数字技术组配，为受众提供更为真实和深入的情感沉浸式体验，增强受众与重特大事件档案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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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明龙（2000—），男，汉族，江苏南通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孙军（1969—），女，汉族，甘肃天水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