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编纂中档案资料的利用研究

　　作者：黄伟

　　摘 要：地方志与档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文明、服务大局中肩负着特殊使命。档案作为第一手的原始记录，为地方志编纂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基础和历史依据。在梳理档案资料与地方志编纂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档案资料在地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并总结提炼了新时代档案资源服务地方志编纂的创新路径。新时代要坚持守正创新，利用数智赋能，推动档案事业与地方志事业的深度融合，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繁荣，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地方志;地方志编纂;档案利用;档案资源

　　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档案是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记录着鲜活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修志撰史的权威素材和重要来源。档案与地方志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一方面，档案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最基本、最核心的文献依据；另一方面，地方志的编纂又极大地促进了档案资料的整理、利用和价值发掘，充分体现了档案存史资政的功能。

　　目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地方志在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1]。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和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一次把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修史修志”“盛世修文”“盛世修典”“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些重要指示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地方志事业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对地方志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档案资料的利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志书的品质。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利用档案资源，用好用活档案这座资源宝库，全面提升地方志编纂质量，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2]。对此进行探索，对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档案资料与地方志编纂的关系

　　1.1 档案资料是地方志编纂的基础和素材来源

　　档案之所以在地方志编纂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在于其作为原始记录所具有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权威性。档案是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原貌，在真实性方面远胜于其他文献史料。通过系统搜集、甄别档案，志书编纂者能客观呈现一个地区的发展面貌，而不凭主观臆断、道听途说，使得方志失之于考据。此外，档案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也是其价值所在。各门类、载体的档案资料，既有中央到地方的重大决策文件，又有普通百姓的日常文书；既有反映政治、经济、军事的，又有关于民俗、艺术、宗教的；时间跨度从古到今，空间涉及方方面面，是志书编纂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

　　1.2 地方志编纂对档案资料的组织、开发和利用

　　地方志编纂对档案资料的组织、开发和利用是多维度且系统的。其一，重视全面收集。编纂者要尽可能广泛地收集来自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相关档案，以确保档案资料的权威性、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二，注重科学整理。收集到的档案资料要经过严格鉴别与系统梳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编纂工作奠定基础。其三，强调深度挖掘。编纂者要从纷繁复杂的档案中提炼出具有历史价值的信息，通过严谨的比较分析和逻辑演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其四，致力于融会贯通。对于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档案，编纂者要深入分析其内在联系，将其置于地区历史发展的时空坐标中进行综合考量，以形成源流贯通、纵横交错的立体叙述体系。最后是创新表达。编纂人员对档案资料形成的认识和见解要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力求使志书既严谨权威又生动有趣，从而提升其文学价值与可读性，满足社会各界的阅读需求。

　　1.3 档案与地方志工作的共性

　　档案和地方志同属史学范畴，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承、资政育人等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档案事业亦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则被誉为关乎中华民族千秋大业的“民族之典”，承载着记录历史、启迪未来的崇高使命。档案工作者肩负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而地方志工作者则秉持着“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使命，两者最终目标殊途同归，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档案记录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奋斗发展的足迹，承载着中华优秀文化基因。方志则通过系统性地搜集、整理与分析档案等史料，构建起一脉相承、有机统一的历史叙事体系，成为中华文明传承与弘扬的重要载体。从资政育人的角度看，档案作为国家治理与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如实记录了国计民生、政事得失，为领导决策提供借鉴；而地方志则以编年体、纪传体等形式，全面系统反映地情民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同时发挥着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功能。

　　档案作为静态的资政资源宝库，为各项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数据与信息支撑；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则通过对档案等史料的深度挖掘与系统化呈现，赋予了这些资源更为生动、具体的实践意义与应用价值。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2  档案资源对地方志编纂的支撑作用

　　2.1 提供丰富、可靠的地情资料

　　地方志，作为全面记述一个行政区域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式著作，其编纂过程需要海量的基础材料为支撑。在此过程中，档案无疑构成了编纂志书最直接且核心的资料来源，为志书立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行政文书档案全面反映了地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及其履职实践的轨迹；城建档案、水利档案等专门档案，则详细记录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内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历程；而统计、产业、农业等领域的档案，更是直接提供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数据资料；至于报刊中的相关报道、图书中的档案性内容以及音像档案资料则生动地展现了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丰富成果。档案之所以在编纂地方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其所固有的原始性、规范性及系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确保了档案内容的真实可靠与条理清晰，进而为志书提供了翔实准确、系统全面的素材基础。尤其是中央、省市的重要文件和工作部署，为正确认识和评价一个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权威依据。因此，档案部门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全面收集整理档案资源、深入开展编研开发工作，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科学的导向和有力的参考。

　　2.2 展现地方特色，彰显文化底蕴

　　地方志的编纂需深刻体现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并彰显出该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此，必须充分利用档案资源，深入挖掘并整理那些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的历史人物、文化遗产、红色记忆、风土人情等相关的档案资料。革命历史档案、名人档案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等，均蕴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记忆，是彰显地方特质与个性的宝贵资源。

　　在各民族地区的志书编纂工作中，尤其需要注重系统挖掘和整理本民族独有的历史档案资料，以此充实志书中的民族特色内容，全面且深入地展现该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精髓。此外，各地的馆藏名人档案与文物档案，作为记录当地历史名人事迹和重要文物历史渊源的珍贵资料，更是彰显城市悠久文脉与独特魅力的标志性名片。因此，充分利用档案资源，从浩瀚的档案中发掘独具特色的珍贵史料，对于增强地方志的文化底蕴、提升其学术品位和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2.3 厘清历史脉络，把握发展规律

　　档案资源以其连续且详尽的记录特性，为梳理地方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系统地利用这些档案，可以客观而全面地展现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发展变迁与演进过程。尤其是那些关于重大决策、重要活动、关键时间节点的档案，往往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与鲜明特点，是编纂志书不可或缺的核心素材。全面而深入地利用涵盖不同时期的统计档案、产业发展档案等专项档案，能够准确展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历程与内在规律。同时，借助一批反映重大事件或重点工作的专题档案，能够使得历史叙述更加鲜活生动，增强叙述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才能确保志书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进而发挥其作为历史记载与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价值与作用。因此，丰富翔实的档案资料为地方志编纂工作提供了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发展规律的坚实基础与可靠保障，对于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开创地方未来发展新局面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3  新时代背景下档案资料在地方志编纂中的利用路径

　　3.1 强化数智赋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各领域蓬勃兴起，为档案资源的利用和地方志的编纂带来了新的机遇。一方面，各级档案部门正积极推进档案数字化工作，并积累了海量的电子档案资源，而数字化是发挥大数据技术潜能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数字化档案资源的深度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档案部门和地方志工作者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推动数字档案资源与方志编纂的深度融合。具体来说，可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数字档案进行内容挖掘和关联分析，快速识别并提取对方志编纂有价值的档案线索；同时，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发智能档案辅助编纂系统，提高志书撰写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还应探索开发虚拟助手等新型交互工具，以增强档案检索的针对性和便捷性，实现编纂者“问档即答”的便捷体验。

　　3.2 创新整合方式

　　随着各级地情资料的日益丰富，档案整理与编研利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特色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直接关系到志书鲜明特色的彰显。因此，亟须探索并创新档案资料的整合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发掘档案中蕴含的特色资源。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拓宽档案征集渠道。积极征集民间档案、非遗档案、口述档案等，丰富特色档案资源库。二是革新档案编研方式。坚持以用为先，紧密围绕编纂方志的选题需求，组织并开展专题档案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工作。三是建立特色档案资源库。围绕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等主题，精心策划并建设一批专题档案资料库，为方志编纂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点单式服务。四是创新档案开发利用模式。针对志书编纂的实际需求，提供包括专题档案汇编、大事记、简报等多样化的档案信息产品，以增强档案资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3 推动协作共享

　　地方志书应具有开阔的视野，既立足本地，又放眼全局。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区域内外的档案资源，弥补单一地区档案的不足，拓展志书记述的深度和广度。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历史沿革等因素，很多珍贵档案已流散到区域外，给志书编纂带来困难。因此，应建立健全跨区域档案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实现优质档案资源的互联互通。具体来说，一是加强协调对接。建立省内外档案部门与地方志编纂机构的定期交流机制，畅通资源互访互借渠道。二是共建资源平台。依托国家数字方志馆等平台，推动各地特色档案资源的汇交与共享，实现“网上查档、网上用档”。三是联合开发档案。围绕共同主题，整合区域内外档案，在确保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尊重档案原始权利的前提下，联合开展专题档案的编研开发。四是创新利用方式。实行总分馆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异地档案的异地利用。可以预见，跨区域的档案协作共享，将有力推动志书记述视野的拓展，增强新编地方志的系统性、权威性。

　　3.4 建构“互联网 + 档案 + 方志”新模式

　　互联网日益成为信息传播和知识普及的主阵地，各领域都在加快“触网”步伐，方志工作同样面临着全媒体时代所带来的深刻挑战。传统纸质方志已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因此，创新表现形式、提升传播效能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建构“互联网 + 档案 + 方志”的新模式，大力推进融媒体方志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3]。具体而言，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整合新媒体资源，搭建包含微博、微信、客户端及官方网站在内的“两微一端一网”传播矩阵，打造集纸质志书、数字方志、音视频志、H5方志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性、立体化方志资源库。二是创新方志编纂方式，引入在线编纂、众包编修等机制，实现方志编纂工作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志书编纂效率与质量。三是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独特优势，深入挖掘档案内涵，开发具有档案特色的融媒体方志产品，如系列微纪录片、VR实景方志等，以丰富方志产品的表现形式，提升公众兴趣与参与度。四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公众需求进行精准分析，为个性化方志产品的定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4  结语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记述某一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一方地情的百科全书。而档案资料作为直接来源于历史事件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构成了编纂高质量地方志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基础。本文在梳理档案资料与地方志编纂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档案资料在充实方志内容、彰显地域特色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结了新时代背景下档案资源服务于志书编纂的创新路径。档案文献凭借其翔实性、权威性、系统性等特点，为高质量地方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方志编纂也为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提供了广阔空间。新时代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大势，善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资源整合模式，打通区域壁垒，深化跨界协作，不断开创档案助力地方志编纂的新格局、新境界。同时，档案部门要进一步优化资源建设，完善利用机制，强化服务保障，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为方志编纂提供优质高效的档案资源支持。随着档案事业与地方志事业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化，二者将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在文化传承创新中书写崭新篇章。一方面，丰富的档案资源为志书质量的全面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另一方面，编纂出版的高质量志书将进一步提升档案的社会影响力，形成档案事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马仁杰 , 沙洲 . 合作·协同·融合 : 大数据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建机制的三重境界 [J]. 山西档案 ,2018(2):9-13.

　　[2] 刘玉宏 . 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经验、问题及对策 [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4):48-57.

　　[3] 卢丹丹 , 聂云霞 . 数字人文视角下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路径 [J]. 山西档案 ,2020(4):29-3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项目“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疫灾防治及其当代启示”（项目编号：20VYJ010）；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LS16）。

　　【作者简介】 黄伟（1991—），男，安徽桐城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典章制度史和江南区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