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AM理论的档案机构对人工智能的接受意愿研究

　　作者：党喜灵

　　摘要：接受意愿反映个体对新事物或新技术的心理接受程度和态度，与心理学紧密相关。基于TAM理论，探讨档案机构对人工智能的接受意愿。通过构建模型与实证调查发现：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越强烈，其使用态度越积极，进而增强使用意愿；个人背景因素是影响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接受意愿的重要变量；感知有用性对档案从业人员人工智能接受意愿的影响大于感知易用性。基于此，就促进档案机构人员接受人工智能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TAM模型；接受意愿；档案机构；人工智能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档案管理工作迎来了智能化变革的新契机。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凭借快速检索、智能分类、自动识别、深度挖掘等优势，提升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拓展档案服务渠道，提高档案工作效率，催生创新业务模式。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加速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为新时代档案管理现代化、智能化指明了方向。

　　然而，当前人工智能在国内档案管理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档案机构在引入人工智能系统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档案数据资源的非结构化特征给智能化处理带来技术难题；二是人工智能系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影响档案从业人员的接受意愿；三是档案智能平台对用户的隐私保护意识缺乏[1]，以上都制约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档案机构能否顺利实现智能化转型，关键在于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受程度。只有档案从业人员真正认可和接纳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和系统才能在档案管理实践中落地生根。

　　1  档案机构接受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档案机构是开展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的专门机构，在档案事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数字时代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的变革，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数字档案资源爆发式增长的需求。档案机构呕需引入新技术，创新管理手段，实现档案管理的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技术为档案工作带来诸多机遇，能有效提升档案管理和服务的精细化、自动化、个性化水平。档案机构应当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加速推进智能档案管理进程。

　　档案机构实现智能化变革，离不开档案从业人员的支持和参与。档案从业人员作为档案管理活动的主体，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智能档案管理的推进力度和成效。只有档案从业人员积极接受人工智能理念，掌握人工智能技能，人工智能才能真正融入档案业务实践，发挥促进档案管理现代化的作用。反之，如果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抱有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缺乏使用动机，那么再先进的系统也可能沦为摆设。因此，档案管理机构应当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接受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认可度，营造支持创新的应用环境，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的推广应用扫清障碍。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研究模型与假设

　　2.1.1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提出的一种用来识别和解释用户对于新技术接受程度的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影响个人使用新技术的主要因素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反映使用者对系统有用程度的主观感受，感知易用性反映使用者对系统操作难易程度的主观感受。二者共同影响使用者对系统的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

　　2.1.2  研究模型基于TAM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

图1  研究模型

　　该模型包括4个潜变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其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自变量，使用态度是中介变量，使用意愿是因变量。

　　2.1.3  研究假设

　　感知有用性反映档案从业人员主观上认为采用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其工作绩效的程度。当档案从业人员认为应用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档案管理与服务效率、优化业务流程以及为用户提供更智能、更精准的档案服务时，就可能产生积极的使用意愿。反之，如果档案从业人员主观上认为人工智能与档案工作实际需求脱节、实用价值有限，则可能降低其接受意愿。已有研究证实，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领域，感知有用性与用户使用意愿呈显著正相关[2]。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意愿。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的基本假定，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可能共同影响个人的使用态度。当用户既认为系统有用，又感到容易使用时，往往对系统持积极正面的评价倾向，否则可能形成消极态度。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使用态度呈正相关[3-4]。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H2：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态度。

　　H3：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态度。使用态度反映档案从业人员对于使用人工智能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倾向。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使用态度是决定使用行为的先行因素。档案从业人员对于人工智能应用越持肯定、赞同的态度，就越可能接受和使用相关系统；反之，越持否定、抗拒的态度，接受意愿可能越低。已有文献表明，用户对信息系统和新技术的使用态度直接影响其使用意愿[5]。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使用态度正向影响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意愿。

　　2.2  问卷设计

　　根据研究模型，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主要包括个人背景信息和4个潜变量的测量指标。问卷共涉及14个测量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数值1～5分别代表不同的态度强度：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2.3  调研过程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全国档案机构工作人员为调查对象，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调查问卷通过档案行业协会、档案管理QQ群、微信群等渠道发放，邀请档案界同仁参与填答。共回收有效问卷308份。样本的男女比例为37.3%和62.7%，年龄在25～45岁的占比85.4%，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92.5%，中级及以上职称占比58.1%，工作10年以上的占比60.8%。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首先，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cronbach's α系数常用于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值越接近1，说明量表的信度越高。本研究4个潜变量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5、0.89和0.91，均大于临界值0.7，说明量表信度良好。

　　其次，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比值×ldf为2.156，RMSEA为0.062，CFI为0.973，GFI为0.929，均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测量模型拟合度较好，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此外，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平均提取方差AVE均大于0.5，说明聚合效度达标。

　　3.2  假设检验

　　运用AMOS24.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各研究假设。研究假设检验结果（见表1）显示，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36(p<0.001)，假设H得到验证；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的路径系数为0.57(p<0.001)，假设H,得到验证；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路径系数为0.26(p<0.01)，假设H,得到验证；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41(p<0.001)，假设H4得到验证。

表1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进一步考察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显示，感知有用性通过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的间接效应为0.233，z值为4.89，p<0.001，即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感知易用性通过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的间接效应为0.101，z值为2.82，p<0.01，中介效应显著。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3.3  人口统计变量差异分析

　　为深入了解不同档案从业人员的人工智能接受意愿差异，本研究还对人口统计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3）。分析结果显示：（1）男性档案从业人员的使用意愿显著高于女性档案从业人员（t=2.384，P<0.05)；（2）35岁及以下青年档案从业人员的使用意愿显著高于36～45岁、46岁及以上中老年档案从业人员（F=13.764，p<0.001)；（3）硕士及以上学历档案从业人员的使用意愿显著高于本科及以下学历档案从业人员（t=4.211，P<0.001)；（4）中高级职称档案从业人员的使用意愿显高于初级职称档案从业人员（t=2.603，p<0.01)；（5）工作10年以下的档案从业人员的使用意愿显著高于工作10年及以上档案从业人员（t=2.955，P< 0. 01)。

表3  人口统计变量差异分析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实证分析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等因素对档案机构人工智能接受意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档案从业人员感知到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越强，就越可能形成积极的使用态度，进而提高使用意愿。感知有用性既能直接正向影响使用意愿，也能通过使用态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使用意愿。感知易用性主要通过使用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使用意愿。可见，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主观认知和情感倾向是影响其实际接受行为的关键。

　　第二，个人背景因素是影响档案从业人员人工智能接受意愿的重要变量。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的档案从业人员在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男性、年轻、高学历、高职称、工作年限较短的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相对积极正面的态度，接受意愿更强。这可能是由于这类人的创新意识较强，学习能力较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第三，感知有用性对档案从业人员人工智能接受意愿的影响大于感知易用性。模型路径系数和效应值均显示，感知有用性无论是对使用态度还是使用意愿的影响都显著高于感知易用性。这表明档案从业人员更看重人工智能系统能否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而操作的难易程度则相对次要。就档案机构而言，在引入人工智能系统时，应当充分考虑系统对于档案业务的促进作用，突出其在实际工作场景中的价值。

　　4.2  对策建议

　　4.2.1  加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

　　档案机构要采取措施提升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加大人工智能知识技能的培训力度，开设专题讲座，组织经验交流，帮助档案从业人员全面了解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应用场景和发展趋势，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能，消除对新技术的陌生感和畏难情绪。另一方面，引用实际的优秀案例，广泛宣传人工智能给档案工作带来的积极变革，增强档案从业人员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提高其应用人工智能的主观能动性。

　　4.2.2  优化人工智能系统功能设计

　　档案机构在引进人工智能系统时，要立足档案工作实际，围绕档案管理各环节，设计开发贴合档案业务需求的应用功能。系统功能要聚焦解决档案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切实为档案从业人员降本增效、提质增速，让其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实用价值。同时，在系统界面设计和交互方式上，要充分考虑档案从业人员的认知特点和行为习惯，遵循简洁友好的设计理念，降低用户的学习和操作难度，让系统真正好用、实用、易用。

　　4.2.3  完善支持鼓励政策

　　档案机构要建立健全支持和激励档案从业人员学习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环境。将人工智能技能纳入档案从业人员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指标体系，把学习应用新技术与个人职业发展联系起来，调动其学习动力。大力宣传表彰档案从业人员在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同时，要建立科学的档案绩效评价机制，完善人工智能应用效果评估办法，及时发现解决应用中的困难和问题。

　　参考文献

　　[1]郑慧，刘思含，人工智能与档案开发利用：应用、愿景与进路[J]．山西档案，2022（5）：5-10,28.

　　[2]张婷婷．企业档案部门对大语言模型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山西档案，2023（5）：112-117,107.

　　[3]冉龙亚，陈涛，孙宁华，技术特性对政务智能聊天机器人初始信任的影响[J]．情报杂志，2022（7)：138-144.

　　[4]李芳，刘新民，王松．个性化推荐的信息呈现、心理距离与消费者接受意愿：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企业经济,2018(5)：109-115.

　　[5]李宗富，郭顺利，档案微信公众号用户持续使用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7(2）：80-88.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名师大师工作室资助项目““心”能源·工匠精神培育工作室”（项目编号：2022-MS004）。

　　【作者简介】党喜灵（1981一），女，汉族，河南商丘人，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