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特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以红色档案为例

　　作者：王璇
　　摘要：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各地加快推进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进程，而如何准确把握红色档案数字化开发内涵、系统开展革命文化资源分级开发仍有待深入探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内涵与价值，进而围绕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典型场景三条主线提出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整体框架，并从分层分类推进、科学把握开发节奏、统筹经济技术人才等方面提出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的梯度推进策略。拟在丰富档案学“数字化转型”理论内涵的同时，为新时代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实践启示，进一步推动红色基因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关键词：红色档案；数字化；区域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策略选择
　　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影响和重塑档案事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进国家数字平台建设，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要建设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重要领域国家数据资源库。因此，加快推进区域档案资源的数字化进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的推动下，档案数字化建设快速发展，档案数字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数字档案相关服务也得到有效的创新。然而，当前我国档案数字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数字资源开发层次不深入等问题，尤其是地方特色性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开发相对滞后[1]。大力开发地方特色档案不仅有利于传承和弘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地方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而且有助于构建地方文化认同、凝聚发展正能量。相比而言，红色档案无疑是地方特色档案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类资源。红色档案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是传承红色基因、续红色血脉的宝贵资源。当前，学界围绕档案资源尤其是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已开展了诸多有益探索。一些学者就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利用的范式迁移、路径选择等进行了理论思考；一些学者结合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实践案例总结了具体做法和经验启示[2]；一些学者提出从资源体系建设、开发主体协同、内容深度挖掘等方面入手，打造区域性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新格局[3]。但必须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尚未从宏观层面厘清区域红色档案数字化开发的系统框架，同时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红色档案数字化开发的差异化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实施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程。红色档案作为重要档案资源，如何顺应数字化发展大趋势，创新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开发手段，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首先界定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内涵，阐述其特点和独特价值，进而探讨红色档案资源围绕不同历史主线进行数字化开发的整体框架，并提出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梯度推进的策略，以期为新时代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实践启示。
　　1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内涵、特点与价值
　　1.1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内涵界定
　　所谓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是指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对特定区域保存和收集的中国共产党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活动中形成的一手原始记录进行全方位、系统性开发，实现对数字化管理、信息挖掘、知识重构、价值创新的动态信息资源管理过程。具体而言，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过程通常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资源数据化，主要侧重于对档案载体形态的数字化转换，通过扫描、录入、著录、建库等方式实现从模拟载体到数字对象的迁移；第二层次是数据知识化，即在数据化的基础上加强对档案内容、档案关联信息的语义标引、链接融合等知识组织，并通过可视化、故事化的智能化应用，建立集档案管理、整合、分析、利用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4]。总体来看，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融合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对红色档案资源的全新组织和表达，放大红色档案的利用效能，开拓红色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传承的新领域。
　　1.2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特点分析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宏观来看，其开发运作呈现出协同化态势。在宏大叙事转向多元表达的语境下，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主体日益多元。各地档案部门积极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开发，通过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打造区域化、共享化、一体化的档案资源开发格局。同时，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数字技术的迭代为红色档案资源赋予了多元化的表现力，基于VR、AR、全息影像等交互式技术打造的沉浸式红色档案体验日益成为主流，催生了“云展览”“档案剧场”等新颖的开发形式。此外，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也呈现出开发内容丰富的特点。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红色档案资源的信息内涵被不断释放和放大，由静态到动态，由平面到立体，红色档案资源的知识特性、情感特性更容易被大众感知，为开发红色革命故事、弘扬红色家风、传承红色基因等注入了新活力。
　　1.3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价值阐释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是新时代传承革命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路径。首先，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有利于更好地传承红色记忆。数字化能使分散于各地的红色档案“活”起来，革命先烈的音容笑貌、嵘岁月的战争场景都能以数字化的方式再现于世人面前，让新一代青少年铭记红色历史、接受革命洗礼。其次，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新平台和新载体。通过沉浸式体验、交互式传播等方式，红色档案资源能够吸引更多青少年走近革命、学习党史，为党史学习教育增添了鲜活生动的素材。最后，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是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的新动能。通过挖掘整合各类红色档案资源，嵌入红色旅游体验场景，能够极大丰富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满足大众亲历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革命老区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5]。由此可见，区域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及其孕育的文化传承、知识普及、经济拉动等多重价值功能，正成为重塑城市记忆、提升区域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2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实践路径与框架
　　2.1  围绕不同历史主线开展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内容丰富、线索纷繁，要实现系统化、精准化开发，需要明确资源组织框架。从实践角度分析得出，数字化开发以历史人物、革命事件、特定场景等为主线，系统梳理区域内红色档案资源，形成框架清晰、逻辑严密的数字化开发脉络。
　　首先，以重要历史人物为主线的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能够塑造更加鲜活立体的革命先驱形象。通过系统收集与革命领袖相关的图片、文献、录音、影像等各类档案，数字化再现其革命轨迹和成长历程，引导人们感悟革命伟人的崇高精神和卓越风范。例如，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围绕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通过虚拟展厅、交互多媒体等数字化手段集中展现毛泽东的点点滴滴，使得伟人平易近人的一面更容易被大众感知。其次，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组织开发红色档案资源，则有助于深化大众对某一革命事件始末的理解。通过对与该事件相关的各类档案的集成整合、关联分析，数字化再现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引导大众在身临其境中感悟革命历程。如可通过VR、多媒体互动等数字化手段再现贵州遵义会议盛况，让大众重温这一历史时刻，加深对这一事件重大意义的认知。最后，以典型历史场景为主线进行数字化开发，能更好地培育大众的红色记忆、激发其情感认同。通过对某一革命根据地、革命旧址、烈士陵园等地的红色档案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提炼，再现革命先烈战斗生活的场景，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如江西省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以VR、AR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出发时的场景，使大众身临其境感悟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念。
　　2.2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整体框架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整体谋划。首先，开发主体要坚持全过程参与。从前期档案资源数字化加工到中期平台搭建，再到后期数据分析利用，开发主体要参与数字化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工作流程，统筹推进。其次，开发应坚持全资源整合。打破地区、部门、载体的界限，实现区域内红色档案资源的全方位采集，推动档案资源的横向关联、纵向集成，满足红色主题的深度开发需求。最后，数字化平台建设还要聚焦知识需求，从用户视角出发，通过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智能搜索等技术满足个性化、精准化的档案利用需求，实现从档案数据到知识服务的跨越。总体来看，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要坚持全局视野，统筹兼顾资源建设、平台搭建、数据利用等各个环节，有机衔接“数字化一数据化一智能化”的各个发展阶段[6]。
　　3  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梯度推进的策略选择
　　3.1  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进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
　　当前，我国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基础条件存在较大差距。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已初步建立起集档案收集、整理、编目、检索于一体的数字档案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而欠发达地区的档案资源数字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必要的软硬件支撑。面对这种状况，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分层分类推进。对数字化基础较好的区域，应鼓励其开展更高层次的智能化应用，深化数字档案的知识挖掘和开发利用；而对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应重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夯实数据底座。同时，根据不同类型红色档案资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数字化方案。例如，对文本类档案可侧重元数据著录，扩大信息获取范围：对音视频类档案则要注重数字化环境下的媒体融合呈现；对实物类档案要强化数字化的沉浸式体验效果。这种分类施策的策略选择方式，能够在统筹推进的同时，发挥各区域、各门类红色档案资源的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互为补充的生动局面。
　　3.2  循序渐进，科学把握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程度
　　从发展阶段论的视角出发，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通常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阶段，各地区、各主体应结合自身条件，循序渐进推进数字化进程。初级阶段的数字化侧重于对红色档案的全面搜集整理，通过数字化加工、元数据描述等手段，完成红色档案从实体到数字化对象的转换，建立规范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这是数字化开发的基础阶段，应努力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为后续红色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提供坚实支撑。中级阶段则要注重红色档案资源的全方位呈现，综合运用多媒体、VR、AR等多种数字化手段，通过沉浸式体验、虚拟场景再现等方式，提升红色档案资源的展示效果和传播效能。通过发挥数字技术优势，能够创新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的表现形式。高级阶段的核心是红色档案知识内涵的深度开发，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知识发现、智能搜索等先进技术，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促进红色基因融入大众精神血脉。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科学把握开发节奏，合理安排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才能实现数字技术、资源赋与现实需求的最佳匹配。
　　3.3  统筹兼顾，推动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可持续性
　　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不是一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保障数字化开发行稳致远，必须统筹兼顾经济、技术、人才等多重因素。在经济保障方面，既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加大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专项资金支持，又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数字化平台运营，拓宽投融资渠道。在技术选代方面，既要加强与数字化领军企业合作，引进先进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又要注重自主创新，研发适合区域红色档案资源特点的数字化应用系统。在人才培养方面，既要加强专业队伍培养，提升档案从业者的数字化素养，又要汇聚跨领域人才，推动计算机、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多学科协同。此外，还要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和大众需求，充分挖掘数字化红色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积极开发红色文创产品，打造红色文旅品牌，实现数字化与产业化的良性互动。唯有如此，才能推动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走上内生发展、创新发展的可持续轨道。
　　参考文献
　　[1]王黎．大数据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应用[J].山西档案，2018(4)：31-33.
　　[2]周林兴，崔云萍．区域性红色档案资源的协同开发利用探析：以长三角区域为分析对象[J].档案学通讯，2021 (5) : 4-13.
　　[3]陈艳红，陈晶晶．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J]．档案学研究，2022(3)：68-75.
　　[4]彭庆红，孙晓丹。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利用的路径与梯度[J]．档案学通讯，2022（4：10-16.
　　[5]成浩，我国旅游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基于文旅融合的视角[J].山西档案，2019（5）：128-133.
　　[6]李颖，李桂英．面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京津冀档案资源协同开发研究[J].山西档案，2023（6)：95-1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大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研究一基于“两个结合’的视角”（项目编号：23JDTCA013）；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课堂构建与创新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23GXSZ081）。
　　【作者简介】王璇（1980一），女，汉族，广东潮安人，广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