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0-25 10:07:37被阅览数:93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作者：赵雪芹 张雯
摘要：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对其进行叙事化开发是激活档案资源文化价值和记忆价值的重要手段。为此，首先分析了文化记忆理论融入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适用性，设计了包含档案分解与重组、故事建构与呈现、记忆重构与再生产3个环节的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模式，并提出了时间变化和空间迁移相配合、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客观历史和主观叙事相结合等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策略，以期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记忆；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
党的二十大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其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主张与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一一建构身份认同是相契合的，即以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为知识储备，通过有组织的、周期性的社会交往活动不断激活和传达巩固身份认同的知识和意义。因此，以文化记忆为价值导向符合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
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阵地，而且是构建社会记忆、提高国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依托。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无疑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键任务之一。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界主要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且多从非遗档案的保护、价值、管理、建设和开发利用等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与探讨。在实践成果方面，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以某一具体项目为基础，总结非遗档案保护和管理的经验或探究非遗档案资源的建设方案，如王晋[3]结合大本曲非遗的现状，提出了以“社会协同参与”的工作模式，以“共建共享平台”为具体方式开展大本曲非遗的建档工作。而作为一种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方法，档案叙事有助于提升档案资源的开发效能，促进记忆构建和文化传承。近年来，利用档案进行叙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主要集中于档案展览中的叙事研究、红色档案资源的叙事应用、新技术背景下的档案叙事和档案叙事的发展历程4个方面，很少有从文化记忆视角分析文化遗产档案叙事化开发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文化记忆为理论基础，尝试将档案叙事应用于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首先，分析了文化记忆理论融入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可行性；其次，通过分解与重组档案、建构与呈现故事、重构与再生产记忆3步，构建叙事视角下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的模式；最后，结合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和档案叙事的价值取向，提出叙事视角下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的策略，试图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提供新思路。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1.1 文化记忆理论
学者对记忆的研究经历了从心理学到社会学和文化学、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再到文化记忆的演变过程[4]。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记忆展开系统研究，第一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指出个体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文化框架的影响。随后，保罗·康纳顿指出，社会与个体一样拥有记忆，并通过纪念仪式来传递自已的记忆。文化记忆概念由社会记忆延伸而来，最早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扬·阿斯曼将记忆（同时发生的过去）、文化和群体（社会）这3个维度关联起来[5]，强调从记忆的视角研究文化的传承。他认为，正是承载着记忆的文化象征使得人类社会绵延至今，并塑造着人类，最终成为实现集体认同的纽带。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6]。
目前，档案学界已有学者从文化记忆视角探讨档案相关问题，如丁华东等[6]提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并指出从记忆再生产角度有助于考察沟通记忆与文化记忆、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例如，可以通过档案记忆资源开发，将存储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7]；郭胜溶等[8]指出，一方面，档案是固化的文化记忆载体，另一方面，文化记忆是由群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的对记忆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档案性再阐释；单旭东等[9]指出，档案的媒介记忆属性以及建构属性描述符合文化记忆的特征；丁宁[10]指出，档案资源建设应满足文化记忆对身份认同构建的需要。然而，目前尚无将文化记忆理论用于指导档案叙事方面的研究。基于此，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指导，结合档案叙事的原则和特点探究档案叙事化开发的策略与模式，能够为档案叙事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
1.2 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
线性文化遗产是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等相近概念衍生而来，在不同文化背景和语境下的内涵不同，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线性文化遗产”一词最早由单雾翔提出，他指出线性文化遗产是“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的活动，以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此后，学界从各个方面对此概念进行分析和阐释，大多数学者认同线性文化遗产具有3个特征：呈现跨区域的线性或带状空间、具备特殊的文化内涵、拥有文化遗产族群[11]。
目前，学界尚未统一对线性文化遗产档案的定义。通过对线性文化遗产相关概念的梳理，本文将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定义为：以传承和构建文化记忆为目的，通过将分散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线性或带状的文化遗存，还原并再现一定时期内某一区域的人类社会活动和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反映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集合。
1.3 档案叙事
在后现代档案叙事的话语体系中，档案叙事不仅是一个解构的过程，还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12]。档案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固化的客观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具有沟通作用的人类交流方式参与历史书写和记忆构建[13]。档案叙事是借助一定媒介记录和再现社会实践活动中特定事件的过程和成品。作为一种叙事过程，档案叙事被视为一个建构性的过程，叙事主体、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媒介等共同作用于档案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成品，档案叙事的表现形态有小说、影视、绘画等[2]。档案叙事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历史事件，还是“思想的基本活动，表达人类存在意义的基本方式”[14]。换言之，档案叙事能够传递一定的情感和价值观。
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和档案叙事的理念，本文将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定义为：以文化记忆的重构和再生产为根本目的，以叙事理论和方法对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和开发，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媒介对社会发展脉络进行选择与展演的行为、过程和成品。
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文化记忆理论对档案领域的影响，档案叙事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尚无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探讨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指导，探讨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模式与策略，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2 文化记忆理论融入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可行性
文化记忆既可以被理解为记忆及其传承、保存和延续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架构之后的一个结果[8，这与分析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参与记忆构建的途径不谋而合。
线性文化遗产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和记忆媒介，客观记录了一定历史时期内线性文化遗产区域中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记忆，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过程。阿莱达·阿斯曼将文化记忆进一步细分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并指出档案的存在状态“应介于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间”[10]。而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通过多种叙事资源、多元叙事主体、多维叙事结构和多种叙事手段的结合，赋予档案资源以新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从而使得档案所承载的存储记忆被唤醒，并与新时代背景下的记忆重新结合形成新的功能记忆。因此，文化记忆理论在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具体而言，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通过叙事过程和叙事作品参与文化记忆构建。作为存储记忆的档案只有在被唤醒，并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和社会背景的时候才具有现实意义[15]。而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通过对大量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中叙事元素的挖掘和提取，结合叙事主体个人的知识背景和情感因素，对时间和空间进行考证、校验、推理和分析，将零散的、非线性的历史记录串联成相对完整的社会记忆脉络，最后借由多样化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方式成就丰富的叙事成品。该叙事过程就是文化记忆构建的一部分。此外，叙事成品的传播和再加工也参与了文化记忆的构建。正如荷兰历史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所指出的“倘若一个叙事性解释在长时期内都没有遭到质疑，为所有人接受，并且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它可能就转化为某个（或某类）事物的概念”。[16]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通过这一逻辑路径可以使叙事解释转化为个体记忆乃至集体记忆，并通过叙事过程中的再创造行为赋予存储记忆以其原本所不曾拥有的魅力。
3 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模式
档案资源是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基础，数字化的档案资源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挖掘文化记忆价值提供契机，多模态的档案资源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提供丰富的叙事内容，聚合和集成的档案资源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提供叙事化开发准备。而数字化、多模态的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整合需要多方主体的有效联动。首先，政府机构应完善相关政策体系，设立专项资金，对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整理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共建。其次，档案部门应联合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记忆机构以及社会各方主体协同合作，挖掘和整理具有文化记忆属性和叙事功能的多模态档案资源，对其进行数字化和资源共享，将原本离散的文化资源关联重组，建立面向文化记忆的线性文化遗产档案数据体系。最后，档案部门应牵头为公众提供多元化渠道，鼓励公众对线性文化遗产进行回忆和交流，将照片、书信、录音等各类记忆资源作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资源的补充。公众补充记忆资源是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资源建设的重要部分，以项目为基础可鼓励公众回忆相关记忆主体。例如，芬兰西普市政府与阿尔托大学合作开展了Nikkila Memories项目，该项目通过Instragram、Twitter账户以及发放问卷的方式，鼓励当地人分享老建筑的记忆[17]。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能够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提供丰富且易获取的叙事资源，为后续创作叙事作品提供基础资源。
3.1.2 解构档案内容，提取叙事元素
经过初步加工的线性文化遗产档案数据，无法作为叙事元素被直接加以组织和应用，需要通过统计学或机器学习等方法，结合与领域专家沟通的方法理解数据，并从海量的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中剔除余数据，提取有效的、重要的信息提供给叙事主体[18]。因此，可以结合时空数据模型，从人物、时间、空间、机构、物品五个维度，对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叙事元素进行内容标注、数据清洗和结构提取，为叙事应用做准备。此外，在提取叙事元素时应关注对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符号的挖掘。文化记忆借助神话、舞蹈、服饰、仪式等固定的文化符号，使记忆得到继承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承载了区域记忆传承和文化认同的功能，因此在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叙事元素挖掘过程中，对彰显历史风貌和区域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挖掘与提取十分必要。
3.1.3 丰富呈现方式，注重叙事应用
叙事资源的呈现是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资源组织的最后一步，呈现效果影响叙事主体对相关事件的回忆，呈现方式影响叙事主体对叙事内容的选取。一是应呈现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信息，以调动叙事主体视觉、听觉的双感官记忆，唤起叙事主体对相关线性文化遗产的回忆。二是应充分揭示和呈现叙事元素之间的多元关系，以帮助叙事主体对叙事资源的理解和选择。如向帆等[19]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采用RT算法和手工整理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最终生成几个姓氏的视觉化家谱图像，生动地揭示出大家族中微观小家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构。三是应体现叙事元素与档案资源的对应关系，便于叙事主体对叙事元素所对应的档案资源的定位和浏览。如在“跟着档案观上海”数字人文平台中，用户点击地图上的某一地点即可获取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对应的档案影像[20]。总之，应立足于叙事需求，结合多模态知识图谱、GIS地理信息系统、三维仿真建模等技术，选择多种资源呈现方式，助力记忆的唤醒和故事的建构。
3.2 故事建构与呈现
3.2.1 多元主体参与，多视角发掘主题
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故事主题的发现层次得以拓宽。不同叙事主体会依据不同的叙事目的选择叙事主题，从而从不同角度阐释档案资源中所蕴含的文化记忆。基于社会责任和开发目的等方面的考量，本文将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主体分为3类；首先，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作为叙事主体，在开发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过程中侧重于对档案的人文内涵和文化背景进行挖掘和分析，依据不同专题讲述各种历史事件和人文故事，阐释文化记忆，构建记忆价值。其次，文旅局、企业、高校等作为叙事主体，侧重于探究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以档案资源为内容基础，建构叙事主体和场景，打造地区文化旅游品牌，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最后，社会公众作为最具活力的叙事主体，依据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记忆，从不同视角看待档案资源所涉及的时空背景和社会环境，并结合自身情感讲述文化故事，形成多版本的个体记忆，为文化记忆的形成提供条件。此外，相较于档案馆等国家机构更多采用宏大叙事视角，社会公众更擅长从多维度、多层次发掘具有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微观素材，注重情感交流和记忆塑造，能够从微小叙事视角出发发掘个性化、多样化的故事主题。
3.2.2 多种叙事结构，跨时空激发情感
同时，我们总是从当下的社会环境和需要出发对过去进行解读和讲述，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指出的，“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22]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对过去的描述并非被动地提炼和组合档案信息元素，而是基于当下的思想积极地通过叙事将过去的零散记忆片段加以整合汇聚，组织成一段完整的记忆，使得文化记忆拥有以前所不曾有的意义。此外，随着叙事主体范围的扩大，档案资源内容的丰富和叙事作品表达手段的更新，叙事赋予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以新的呈现方式，使线性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传统重新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并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重新激发社会公众的情感，使文化记忆得到传承、建构和重构。
3.3.2 记忆再生产
文化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与再阐释，这个持续的过程即文化记忆的再生产过程。文化记忆再生产过程涉及记忆的触发、传承及增值等活动，与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环节不谋而合，即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通过叙事作品生成、加工、传播、消费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不断生产文化记忆，扩大社会共鸣，持续参与文化记忆的再生产。
首先，档案作为叙事资源经由利用者组织加工的过程，即档案所承载的文化记忆被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叙事者通过情节化的加工赋予档案信息以新的时代内涵、价值隐喻。情节化是“一种将构成故事的事件序列展现为某一种特定类型故事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辨识被讲述故事的类别来确定该故事的意义”[23]。情节化的内涵包括事件的组织、情感基调的奠定、叙事话语的完成，事件由此被编排进入一个有意义和内在关联的故事中，从而被人们所接受。其次，档案叙事产品被持续利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记忆不断被激活、再创造的过程。如加拿大档案学者欧文斯所说，“保存在档案馆里的书面文字具有确定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记忆的力量。"[24] 档案叙事产品也拥有相同的功能。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最终会以产品的形式输出并供社会利用，这一方面是档案叙事产品所再现或建构的文化记忆传递与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档案叙事产品经由记忆主体提取、解读与利用的过程。最后，随着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作品的传播和消费，叙事作品中的文化记忆和个人记忆将重构阅读者的原有记忆而形成新的记忆结构，并因社会个体不同的认知结构而衍生出新的记忆形态。
4 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策略
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以文化记忆的传承和建构为目标导向、以档案叙事为开发手段，不仅需要结合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还需要明确档案叙事的空间与边界。由此，本文根据文化记忆理论的内涵，结合线性文化遗产的资源特征和档案叙事的价值取向，提出时间变化和空间迁移相配合、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客观叙事与主观叙事相平衡等三方面的策略。
4.1 时间变化和空间迁移相配合
文化记忆跨越时空场域，以记忆的符号化形式进行象征性表征与呈现，形成各种纪念性的记忆空间，并在记忆媒介中经历时间绵延，因此对文化记忆进行考察时需要关注其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同时，线性文化遗产经历时间的大跨度，涵盖大范围区域，包含多类型资源，且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呈现出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或规律。基于此，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过程对时间变化和空间迁移的描述不可或缺，构建时空模型能够描述和表现线性文化遗产演化的整个过程，从而在宏观层面把握线性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记忆的发展动态。
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中各叙事对象的形成和演化过程都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如某一项民俗活动形成的时间节点和空间区域、传播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变化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等。
第一，时间特征。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始终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而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形成的，并出于某种目的而得以长期保存，因此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具有时间属性。基于此，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中的各叙事主体在时间中形成、验证、发展和重构，与时间密不可分。
第二，空间特征。人类活动总是依托场所空间发生，而场所空间特定的形态秩序反映出社会在不同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关系和作用[25]。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作为反映历史和承载记忆的记录，自然离不开对空间的表述，其蕴含的叙事主体自然也需要对空间背景和特征进行描述。
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以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时空数据模型[26]，以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中的叙事元素为研究对象，以对象发生的事件（如非遗技艺传承活动、族群迁徙活动）、演化过程（如出现、中断、融合、变异等）和各阶段的状态（如更新前后的名称、迁徙前后的所在地）为主线，构建一种面向对象的、以“事件一过程一状态”为主线的时空数据模型，以此描绘线性文化遗产的演化过程和所承载的文化记忆的演变过程。
4.2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
陆邵明先生指出：“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是故事，两者缺一不可。
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27]由此可见，文化记忆不仅保留在诸如地景地貌、建筑遗存等有形之物上，还蕴含在民俗活动、非遗技艺等无形之物之中。
线性文化遗产并非任何一种具体样态的文化遗产类型，而是学界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文化遗产资源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而做出的一种新概括。线性文化遗产本身是一个复合词，包含了一定地理区域内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扩散、融合、继承或消失等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与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无论是民俗传统的形成还是非遗技艺继承人的迁徙，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空间和社会居住空间。这决定了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必须要统筹安排，既要关注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收集和整理，又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挖掘和积累。同时，更要具备整体眼光，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中的叙事元素关联起来，并且依据关联之间的组合、映射与作用，从不同角度出发组织这些叙事元素，最终生成多样化的叙事作品，以更好地为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再生产服务。
4.3 客观叙事与主观叙事相平衡
档案叙事要求叙事者对档案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进行回忆，而回忆一定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是一个复杂的选择和重构过程。档案叙事并非对档案信息的简单组合，而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工和创造的过程，叙事过程的主观性与档案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客观性难免会产生冲突。一方面，叙事的内容不完全等同于档案内容，会受到权限、技术、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叙事的主体也不只局限于档案形成者，还包括其外在的建构者和利用者等主体，如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内容的组织、档案利用者对档案内容的利用和阐释等行为都是档案故事编码和解码过程的组成部分，影响叙事话语表达和内容呈现[12]。
因此，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必须在历史客观性与叙事主观性中实现主客体的平衡，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28]。一方面，叙事主体串联故事情节时应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避免凭空想象和主观臆测，对叙事语言所指的具体历史细节要进行确认和考证，对叙事作品中事件的因果关系、包含关系、承接关系等叙事逻辑进行充分的考察，以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据和叙事原则，讲述正确的情节发展。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作为长时间在多族群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历史记录，对其进行叙事化开发时尤其要注意结合社会语境和文化背景对档案资源进行解读，避免不加考证的随意编造。另一方面，围绕叙事主题的解读和扩充需要充分挖掘具体的故事细节，搭建完整丰富的故事链，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体验感[29]。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涵盖多种类型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故事性，对其进行叙事化开发时可结合多种资源挖掘叙事元素和细节，借助多种手段组织生动有趣的故事，从而助力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再生产。
5 结语
“叙事转向”的理念和方法能够为线性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开发提供新思路，对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文化记忆理念，从“档案分解与重组”“故事建构与呈现”和“记忆重构与再生产”3个环节构建了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模式，并根据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和档案叙事的价值取向提出了线性文化遗产档案叙事的策略，通过档案叙事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提供新方法，并在当前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促进文化记忆的构建和传承。面向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记忆需求，如何有效结合新技术，将档案叙事理念更好地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还需要多方的努力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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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雪芹（1983一），女，汉族，山东青岛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信息服务、档案叙事等；张雯（2002一），女，汉族，湖北咸宁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资源开发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