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档案的体系构建与传播策略

　　作   者：陈黎 韩英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国家级“活态文化名片”，加强传承人档案的管理与利用，对于促进非遗活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立足数字环境，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内涵特点、体系构建、传播策略等问题。融合新时代技术构建一体化的传承人档案体系，能够实现档案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在传播策略上，坚持数智化、协同化传播模式，打造属于新时代的沉浸式体验、全媒体传播的格局，并提出优化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的具体路径，能够为传承人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数字环境；体系构建；传播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和人文价值。作为非遗的重要载体，非遗传承人在非遗的保护、传承、弘扬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经济条件受限、同质化严重、传承断层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来加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抢救性收集、系统化管理和创新性传播。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国家文化战略视角下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要求“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加大对传承人支持扶持力度”“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先进科技赋能，能够有效克服传统馆藏档案存储空间有限、检索利用不便等局限，从而健全档案工作的新模式。然而，当前非遗传承人档案数字化建设还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实现非遗传承人档案的活化与传承，是当前档案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1]。本研究分析了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内涵特点与体系构建的必要性，明确档案收集整理、长期保管、开发利用的具体环节，构建一套科学规范的非遗传承人档案数字化管理方案，深入探讨非遗传承人档案的数智化传播、多方协同传播的策略，拓展创新型传播渠道与模式，实现非遗传承人档案文明社会效益和数字经济效益的双赢局面。

　　1  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内涵界定

　　1.1 非遗传承人档案的概念与特点

　　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非遗传承人是指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责任，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且经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传承人。首先，非遗传承人档案主要包括传承人的基本信息，参加学习培训、开展传承活动、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情况，反映传承人生平事迹、传承技艺、代表作品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以及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其内容根据非遗的不同种类涵盖了口述历史资料、珍贵书籍手稿、曲谱剧本、重要信函日记、绘画作品、音像资料等形态。通过总结当前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档案主要呈现出载体多元性、内容独特性、价值综合性、版权敏感性等主要特点。例如在载体方面，非遗项目的表现形式有口头性、表演性、技艺性等多重维度，包含文书档案、传统道具、口述史、图像视频等多模态载体。其次，非遗传承人档案兼具多重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还可为非遗传承、学术研究、文化产业等提供素材，具有综合开发利用的前景。显然，与其他档案不同的是，非遗传承人档案涉及传承人及其家族的隐私以及传承人对其独特技艺的知识产权，部分档案甚至涉及传承人的商业秘密。因此，本研究认为，非遗传承人档案兼具非遗档案和个人档案的双重属性，涵盖传承人在非遗传承和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以各种载体真实记录其生平、技艺和代表作品等的档案材料。

　　1.2 数字环境对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催生了以数字化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倡导加大运用先进技术对非遗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力度。我国《“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也明确探索非遗保护的创新发展模式、寻找可复制的非遗保护利用方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理论；同时，强调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促进内容生产和传播手段现代化。因此，数字环境为非遗传承人档案管理与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运用数字技术对非遗传承人档案资源实现全方位的采集，有利于通过构建数智化档案管理系统实现多元异构档案资源的融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促使海量非遗传承人档案资源得以长期安全存储，大大降低了自然灾害等意外原因造成的档案损毁风险和非遗传承的断档。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多种媒体类型的档案通过数字档案平台多维立体集成展示，赋能档案新模式，实现智能检索、关联分析、知识发现等应用[2]。

　　1.3 构建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的必要性

　　一是加强非遗传承的客观需要。非遗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其传承依托特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族群关系等。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的口传身教式传承模式难以为继，导致一些非遗项目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建立传承人档案体系，是实现非遗活化与再造，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现实举措[3]。二是彰显传承人历史地位的重要途径。建立完善的传承人档案，全面系统地记录他们的生平轨迹、技艺特色、代表作品等珍贵资源，有助于扩大宣传，传承复兴大业中的楷模力量，弘扬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三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力保障。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在守正创新中实现符合当代的表现形式，方能重现经典的震撼力。从实践角度考虑，通过传承人档案体系的构建，能够充分挖掘非遗的当代价值，为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数字内容等产业赋能，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2  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档案的体系构建

　　2.1 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构建的总体框架

　　构建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根据档案经典业务流程，需要从非遗档案的目标、主体、对象、内容、流程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实现全面的体系构建。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应坚持非遗传承人的系统采集、分类编目、智能管理、共享利用的原则，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覆盖”的一体化档案体系[4]。具体而言，在目标定位上，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建设要紧密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实现档案治理模式创新、管理手段智能化、服务形式多样化，充分彰显档案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建设主体上，要形成以文化、档案主管部门为主导，非遗保护单位、高校、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工作格局，调动各方积极性。在服务对象上，要重点围绕各级代表性传承人，扩大到更广泛的非遗从业者，兼顾各类社会公众需求。在档案内容上，全面系统地采集传承人的文本、口述、图像、实物、数字对象等多种载体资料，涵盖其成长经历、传承谱系、技艺特点、代表作、影响贡献等内容。在工作流程上，要注重档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集征集、整理、编目、保管、鉴定、统计、提供、利用为一体的业务链，强化过程管控，实现闭环管理。

　　2.2 非遗传承人的档案收集

　　在档案收集方面，档案工作人员要坚持主动征集与被动接收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采集传承人档案。首先，由于非遗传承人的档案形式比较独特，要建立档案收集清单，引导传承人有的放矢地开展档案征集。其次，档案部门主动全面地搜集相关档案资源，可通过采取与传承人签订捐赠或寄存协议、设立档案捐赠地点等方式采集。本文主要强调在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的档案收集，充分利用数字音频、视频、3D图像扫描等先进技术，抢救性地收集各地区传承人的口述史、技艺录像、实物复原模型等特色档案。同时，在档案全生命周期中，要发挥传承人主体作用，通过培训、指导等方式，提高传承人档案意识，引导其在日常传承中注重档案的形成和积累，从源头保障档案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2.3 非遗传承人的档案整理

　　档案整理是档案工作流程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接下来档案的利用与服务效果。非遗传承人档案具有门类众多、载体多样、数量庞大等特点，传统的人工方式难以应对海量的异构档案资源。其一，基于数字时代的背景，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改造升级档案整理流程，实现高效规范化管理。例如，构建不同传承人之间的知识图谱，对传承人、非遗项目、技艺门类、代表作等档案要素进行规范化、语义化表示，构建档案分类框架，实现档案的精准、细粒度分类。其二，通过引入深度学习、词向量等技术，实现档案相似度计算，辅助档案组卷，从而实现对多模态档案数据进行视频分割、关键帧提取、语音转文字、人脸识别等多媒体处理手段，自动提取音视频档案中的人物、场景、事件等内容要素，为档案标引提供多维度的切入点。

　　2.4 非遗传承人的档案保管

　　档案长期、安全、有序的保管是确保档案价值永续传承的关键保障。数字技术高速发展，针对不同载体类型、保管期限的传承人档案，量身定制存储方案，采用磁盘阵列、磁带库分级存储，统一档案数字化标准和元数据规范，提高数字档案的互操作性和长期可用性。鉴于传承人档案的隐私机密性，对涉密、敏感的传承人档案采取加密措施，通过基于区块链的档案保护手段，实现档案全生命周期过程数据上链，档案处置全程留痕，确保档案安全、可信。

　　2.5 非遗传承人的档案利用

　　充分开发利用传承人档案的价值，让历史记忆赓续当下、启迪未来，是构建传承人档案体系的根本目的。在数字时代，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档案利用带来颠覆性的创新。档案部门应及时归集整理传承人的申报材料、认定文件、培训记录等，为传承人申报、评定提供档案支撑。同时，档案部门应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定向开发档案资源，为非遗学术研究、传承发展提供原始材料与数据支持，并通过影视、动漫、游戏、创意设计等新颖形式拓展档案的文化创意利用，打造和开发具有传承人特色的文创产品。此外，档案部门应利用元宇宙技术打造智慧档案利用平台，为用户提供精准、关联的档案推送服务。

　　3  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档案的传播策略

　　3.1 传播现状

　　纵观当前，传承人档案的传播利用仍面临着传播手段相对单一、传播渠道较为封闭、数字化传播水平偏低、传播内容趣味性与互动性不强等诸多困境。例如，多数档案机构仍习惯于通过档案展览、编研出版等传统方式进行档案传播，创新性不足，导致公众难以深入体会其本质内容；此外，部分档案机构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对当前新型媒介平台应用的重视度不够，对档案的数字化转型缺乏积极的态度，导致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以上所阐述的问题制约了传承人档案的传播效果，亟待从理念、手段、内容等方面创新突破。在数字融合时代，技术迭代迅速，日新月异，大众传播生态与时俱进，样式层出不穷。因此，要借助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智能媒体平台等新型传播媒介，打造沉浸式体验、寓教于乐的独特非遗传承人的档案传播模式，是新时期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5]。

　　3.2 数智化传播

　　数智化是新时代档案传播的大势所趋。传承人档案具有鲜明的感性形象特征，借助数字化手段塑造沉浸式、多维度的传播样态，能充分激发档案的情感共鸣力和审美感染力。可利用以“元宇宙”为核心的数字孪生技术，精心设计线上虚拟展馆，融入非遗传承人的数字档案故事，利用AR、VR、MR等沉浸式应用，再现传承人的技艺场景。用户可通过交互体验，感受传承技艺的精湛与传奇。在优化智能投放环节中，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的兴趣特征、地域分布、社交关系等，分析用户偏好，刻画用户的兴趣特征、行为习惯，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并结合内容语义分析，借助算法实现传承人档案“千人千面”的精准分发，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3 多方协同传播

　　在媒体融合、产业融合的宏观背景下,档案部门传播非遗传承人档案方式单一，力量十分有限，亟须整合政府、高校、图书馆等多方力量，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创意产业等跨界融合，形成协同传播合力，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共同创造传播价值[6]。具体融合策略如下：一是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文化和旅游、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部门在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对非遗传承人档案传播应予以大力支持，配合各方开展宣传工作；二是开展校地协作，发挥高校学科、人才、平台等方面的优势，为档案传播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实现传承人事迹数字化展示，讲述技艺渊源；三是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传播矩阵。统筹线上线下资源，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实现网上网下同频共振、互为补充，实现精准分发、互动传播。

　　4  结语

　　在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迭代使非遗传承人档案体系的颠覆性重构和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创新传播成为新时期档案工作的紧迫任务。本文以数字环境下非遗传承人档案为研究对象，围绕其内涵界定、体系构建、传播策略等方面展开系统探讨，力求为传承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南。本研究认为，数字环境既给非遗传承人档案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又为非遗文化传播提出了诸多挑战。档案部门应立足时代特点，转变观念，在内涵外延、管理模式等方面与时俱进，推动传承人档案体系向系统化、规范化、智慧化升级。在未来的时代发展中，档案部门要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非遗传承人档案管理，肩负起为优秀传统文化扬帆远航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档案力量。

　　参考文献

　　[1]彭鑫,王云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个人存档SWOT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7(5):99-104.

　　[2]黄体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J].档案学研究,2018(3):61-67.

　　[3]王云庆.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立档保护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8(2):62-65.

　　[4]林琰,李惠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活化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3):151-160.

　　[5]陈慧,乐茜,罗慧玉,等.基于5W模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分众传播策略研究[J].山西档案,2020(5):105-112.

　　[6]谢海洋.档案学语境下直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策略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8(4):97-101.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地方依恋理论视角下山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重塑” （课题编号：2022YY193）。

　　【作者简介】陈黎（1981—），女，汉族，浙江海宁人，太原学院文化与旅游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挖掘与开发研究；韩英（1980—），女，汉族，山西临汾人，太原学院文化与旅游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