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档案文化:内涵、开发与传播

　　作   者：周艳 梁恒睿

　　摘   要：档案文化沉淀了国家、民族最根本的历史底蕴和精神血脉，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数智时代赋予了档案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也为档案文化的开发与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研究数智时代的档案文化开发与传播，对于传承历史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辨析了档案文化的内涵及其在数智时代下的新发展，再结合档案文化开发现状，分析在内容开发、呈现形式和宣传渠道方面的主要问题，然后在总结和借鉴目前我国档案领域对于档案文化开发与传播的成功案例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对策，分别是纵深挖掘档案文化内容，提高内容开发深度与广度；更新档案文化开发理念，创新档案文化呈现形式；拓宽档案文化传播渠道，增大受众覆盖面，以期为档案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档案文化；档案开发；档案传播

　　数智时代的到来赋予了档案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也将助推档案文化的开发与传播。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强调，“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档案文化既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关键内容。本文旨在探究新时代背景下的档案文化内涵，助推档案文化的开发与传播，为社会主义档案文化的全新发展贡献力量。

　　1  数智时代的档案文化内涵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和传承，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血脉。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最直观地保存着社会历史的原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着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档案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基础性内容。胡鸿杰[1]提出，档案文化是“文化的档案”与“档案的文化”的总和，揭示了档案文化的概念范围和内涵特征，这一理念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文化的档案”是将文化内容以档案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是档案保存历史原貌、承载社会记忆功能的体现，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红色革命档案等；而“档案的文化”是从文化视角考虑关于档案的现象和内容，彰显了档案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是由档案形成的精神文化财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档案工作甚至国家档案事业全局都可视作档案文化的一部分[2]。因此，对于档案文化的理解，应将其视为宏观系统，从系统中的要素结构切入，研究档案文化内涵的发展。

　　数智时代的到来为档案文化内涵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档案文化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受到社会性质、文化发展水平、经济生产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档案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在社会信息化全面普及的环境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也成为档案事业的主要发展方向。数字档案是当前档案的主要呈现形态，为适应新兴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的利用需要，档案机构致力于传统载体档案的数字化，如纸质档案的数字化扫描与文字识别、光盘和磁带档案的转录等，这为档案文化内涵的革新提供了现实基础。数智背景下的档案文化应更加强调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新型档案载体形式下，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对档案文化及其内涵的深度分析与挖掘，对档案文化内涵进行全新的阐释。档案元数据的记录、档案的数字化转换工作、数字档案的采集与保管、数字档案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都成为数智时代下档案文化的全新内涵，为档案领域创造了更多思考和探究的空间。

　　2  数智时代下档案文化开发的主要问题

　　2.1 开发内容表象化

　　数字档案文化开发的核心是档案内容挖掘，档案内容挖掘是档案文化传播与利用的基础，对于传承文化基因、深化档案价值具有代表性意义。目前，在海量档案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我国大部分档案机构已形成了数字档案内容开发的意识，广泛开展了探索性开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许多档案机构和相关人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建设时间较早的档案机构和相关人员，对于数字档案文化的开发仍停留在表象化内容中，仅关注档案形成者、形成时间、文字内容等直观显现出的档案内容，通过区分同一人物的相关档案、根据单份档案中的内容进行历史说明，开发内容层次浅显，开发力度和开发深度不够。这种传统的开发形式虽然对开发对象、开发环境、开发人才和开发技术的要求较低，但其成果的档案文化价值和故事表现力较为不足，档案内容开发质量的欠缺会造成后续传播与利用工作的难度加大，影响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呈现形式扁平化

　　呈现形式是档案文化内容的外在表现，是用户直观接触和体验到的呈现效果。当前我国对数字档案文化内容的呈现形式主要停留在专题讲座、图文展示、宣传视频等，相较于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传统呈现形式较为扁平化[3]，较为单一，对内容进行单向输出，表现力略显苍白，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档案的数字化优势，同时用户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较低，容易给用户留下“刻板说教”的印象，呈现效果欠佳。档案文化传播的主要目标对象是青少年群体，对其开展历史文化教育，传播民族红色基因，而青少年群体倾向于形式新颖、创新性强、参与度大的呈现形式，当前扁平化的呈现形式与这一需求倾向背道而驰，亟须适时调整。

　　2.3 宣传渠道单一化

　　宣传渠道是档案文化价值实现的必要路径，直接影响着宣传效果的好坏。我国档案传播工作在线下宣传方面倾向于档案馆实体参观、专题档案展览的展示形式。许多档案馆将馆藏档案内容进行了深度开发，在实体展览中向访问者展示出了多样化的档案及其历史文化，对实体馆访问者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但时间成本、物力成本投入高，单次受众数量有限，投入与效果的比例不均衡，社会效益欠佳。我国档案传播工作在线上宣传方面则倾向于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推文的宣传形式，这对于用户的信息获取习惯、档案关注度都有较高的要求，与当前社会主流媒体不匹配，导致受众面过窄，不利于普通公众获取传播内容，阻碍了档案文化的社会传播。

　　3  数智时代下档案文化创新传播路径

　　3.1 纵深挖掘档案文化内容，提高内容开发深度与广度

　　在我国档案领域中，一些机构在档案文化的深度开发方面率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起到了引领和典范作用。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中央档案馆对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展开专项整理工作，挖掘出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人物的手稿、书信等，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读，并与相关档案结合分析，整理出时间线和历史背景，从而挖掘出档案中隐含的历史文化和人物精神；在此基础上，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打造专题微视频《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发展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充分利用档案文化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对于新时代年轻人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

　　数字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4]，是档案文化的新型载体。在档案文化开发过程中，档案机构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加大数字档案文化开发力度，提高内容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深度即档案中蕴含的历史故事的内涵，实现档案资源由“浅层开发”向“故事叙述”的转变；广度则是跨馆室、跨馆际、跨地区的数字档案资源的关联与整合，实现数字档案的互联互通和全局把控，从而形成以数字档案资源为主导的开发模式[5]。档案机构在内容开发过程中应从数字档案的历史背景、档案之间的时间线串联以及档案反映的人物关系、人物习性等方面切入，挖掘数字档案深层文化内涵，寻找彰显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档案特色文化，实现数字档案价值的最大化。

　　3.2 更新档案文化开发理念，创新档案文化呈现形式

　　数智化发展浪潮下，我国档案领域积极融入时代发展潮流，主动学习和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档案文化呈现形式，成效显著。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率领团队开展了“北京记忆”专题实践项目，借助现代数据分析、数字建模等新兴技术，在智能分析和关联北京城市建设与历史档案的基础上，构建了北京城区立体虚拟数字模型，使用户通过数字模型直观感受到北京旧城与新貌的差异，并生动了解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故事和时间脉络。这一实践是传承城市历史文化，保存城市记忆的优秀实践，对于档案内容的创新呈现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档案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档案文化的呈现形式也获得了更多选择，档案领域应顺应数智时代的发展趋势，更新档案文化开发理念，创新档案文化呈现形式。这要求档案领域立足于现代技术与用户需求的深度融合，通过多元化手段提升档案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首先，应积极引入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3D成像[6]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新兴档案展示平台，推动档案文化从静态的文献资料转变为动态的、可互动的用户体验，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例如，利用VR技术再现历史场景，让用户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事件，实现互动式文化体验。其次，要大力推动数字档案资源的网络化，建设开放、便捷的在线档案数据库，拓展档案文化的传播覆盖范围，提升公众获取档案资源的便捷性。为满足现代用户即时化、碎片化的信息获取需要，可通过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网络渠道实现档案的互动分享和即时推送。

　　3.3 拓宽档案文化传播渠道，增大受众覆盖面

　　数智时代为档案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更多技术支撑和平台渠道，为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机遇。川渝地区档案馆在全国档案传播事业中率先垂范，勇于创新，产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在线下渠道中，川渝地区档案馆举办了“‘印记100’——川渝地区档案馆馆藏中国共产党红色珍档展”，展出有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珍贵档案，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光辉历程。针对线上渠道，除官网、微信公众号开设的红色故事专栏外，川渝地区档案馆还共同举办“档映巴蜀”线上展览活动，向全社会开放宣传地区特色档案，并借助当地报刊如《四川日报》等进行专题报道，广泛宣传其展览内容，在社会各界获得了巨大反响。川渝地区档案馆还创新性地采用了线上与线下同步宣传的形式，两馆合力举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风采大赛”和“红色故事宣讲大赛”获得了200余家档案馆的关注和参与。上述活动通过《重庆日报》手机APP全程同步在线直播，网络浏览量突破110万[7]，彰显了这一创新性传播渠道的巨大潜力。

　　多媒体融合传播是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因素[8]，也将是档案文化传播的重要发展方向和长期发展任务。档案机构在档案文化传播工作中，既要保障传统实体展览的质量，又要注重拓展线上传播渠道，发展“三微一端”宣传形式，积极尝试与B站、小红书等掌握流量热点的平台展开合作，共同推广和宣传档案文化，让年轻一代更多接触和参与档案文化传播，感受档案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精神内涵。档案机构要充分利用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做到线上与线下宣传相结合，使数字技术赋能档案文化的开发利用与传播[9]，打造全媒体的网络化档案文化传播渠道，实现档案文化宣传全覆盖，让各领域、各地区、各平台的用户都能获得平等的信息获取权，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新时代下碰撞出数字技术与档案文化的全新火花。

　　参考文献

　　[1]胡鸿杰.档案与文化[J].档案学通讯,2004(5):12-14

　　[2]杨千.档案文化社会化:内涵、特征与推进[J].档案学研究,2024(2):38-45.

　　[3]聂勇浩,易慧慧,包惠敏.红色研学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策略[J].档案学研究,2024(2):91-98.

　　[4]倪代川,蔡丽华.数字档案资源文化软实力建设探析[J].山西档案,2021(6):31-37,14.

　　[5]龙家庆,聂云霞.数字记忆建构视域下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模式探析[J].档案学通讯,2020(5):68-76.

　　[6]郑勇,张敏.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整合研究[J].山西档案,2020(2):109-112，32.

　　[7]胡仁浩.跨区域红色档案资源协作开发利用实践与研究:以川渝地区档案馆为例[J].档案学研究,2023(2):87-94.

　　[8]周林兴,崔云萍.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文化的建设路径探析[J].档案学通讯,2023(2):10-17.

　　[9]朋礼青.基于数字赋能的高校红色档案文化传承研究:价值、机制及路径创新[J].山西档案,2023(1):100-106.

　　【作者简介】周艳（1976—），女，汉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硕士， 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产业化经营；梁恒睿 （2005—），男，壮族，广西南宁人，南宁师范大学，学士在读，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