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构想

　　作   者：袁蕾涵 任越

　　摘   要：档案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既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也是工作模式的转型，更是对民生水平的关注。新质生产力因其具备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推动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基于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特征和内在逻辑的分析，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秉持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素，在数智嵌入、主体协作、总体开放、全面高效等要素有机结合中增强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助推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1]，党的二十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更好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档案公共服务作为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部门释放档案价值，拉近与公众距离的主要方式，在提升档案事业社会认可度，促进档案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公共服务的研究已较为成熟。胡吉明等[3-4]对档案公共服务相关政策进行系统量化分析，陈娟[5]、杨静[6]、赵雪芹[7]等从不同视角分析国外档案公共服务模式及其成效，黄霄羽等[8-10]从文化惠民、休闲娱乐等方面对档案公共服务展开系列论述，谢鑫[11]、庄莉[12]、王爱辉等[13]探讨了档案公共服务的城乡融合与均等化发展问题，王向女[14]、聂二辉[15]、陈泳欣等[16]从社会治理视角以及常大伟[17]基于精准治理视角探讨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供给及创新路径，罗宝勇等[18]构建起社交媒体视域下的档案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宋帆帆等[19]探讨了数智技术驱动下的档案公共服务价值共创问题。总的来看，我国档案公共服务研究多围绕政策法规分析、服务模式优化探讨、国内外经验借鉴等方面展开。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政策话语融入档案公共服务研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赋予档案公共服务研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新质生产力告别传统技术体系，摆脱传统发展路径，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的生产力[20]。在当前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浪潮下，档案公共服务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将更多目光转向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我国档案事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1  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特征

　　1.1 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

　　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期重塑和发展档案公共服务的重要思想指引，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高质量档案公共服务不单指服务质量的提升，更包含档案公共服务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档案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长期以来，我国档案事业受“重管轻用”思想的影响，在档案资源的积累、管理和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导致了档案资源开发水平不高、档案公共服务形式粗放等问题。新时代推进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档案事业的现代化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要达成这一目标既要解决当前档案公共服务粗放发展带来的问题，又要为未来档案公共服务发展指明新方向。新发展理念为化解我国档案事业当前发展矛盾提供了新视角。因此，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在重视新质生产力赋能作用的同时，将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原则，将实现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档案事业现代化格局有机统一起来。始终以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理念作为把握、平衡和推动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加速推动档案公共服务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变革，积极解决档案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给档案公共服务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高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让档案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地惠及社会各主体，保障档案公共服务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1.2 以科技创新为重要驱动力

　　以新科技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给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提供新的机遇。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创新驱动的，我国的档案公共服务尚未完全摆脱粗放型、外延式的发展态势，提高创新能力是促进档案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的关键，应促进新科技、新产品、新业态的出现，推动档案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在档案工作中广泛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档案管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基本实现数字化转型[21]。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与档案工作各环节融合，档案数据资源成为新的管理和开发对象，改变了传统档案事业形态和档案工作模式，并由此催生新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档案资源数量丰富、类型多样、时间跨度大、内容涵盖领域广泛，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档案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庞大的数据量和多样化的实践场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性地与档案事业特别是档案公共服务事业的融合不仅是新时代的需求，还成为当前重塑档案服务价值链，以智慧服务引领档案工作结构调整，建设现代化档案事业的突破口。尤其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与档案公共服务发生深度融合，使档案服务产品、过程、模式、业态等发生深刻变化，进一步促使档案事业发展步入新阶段。从需求侧来看，技术创新能够实现需求对于供给的引领作用，推动需求导向型的智慧化档案公共服务产品不断出现。我国有着庞大的档案服务需求和用户基础，这也意味着能够产生更多原创性档案服务创新成果。只有以创新为动力，才能不断增强供给侧体系对需求的适应能力，基于公众档案需求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产生基于需求的新模式和新机遇，才能推动我国档案公共服务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2]。

　　1.3 以提升要素质量为发展基础

　　高质量的档案公共服务发展不但关注产出质量，而且重视投入质量。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公众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升级，消费需求升级对质量的要求与日俱增。从档案公共服务现状来看，目前的档案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质量很难满足需求侧消费升级的要求[23]。由于档案资源开发程度的不足，档案公共服务的创新动力不足，供给和需求较难在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从档案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来看，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传统档案工作模式与智慧化、知识化的新型档案服务发展态势之间匹配程度有限，急需向数据化、智能化方向升级。档案公共服务供给要素不高制约着供给体系质量，造成档案公共服务产品质量不高，缺乏高品质和个性化的档案公共服务产品，对档案公共服务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造成一定影响。因此，需要不断提升档案公共服务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质量，加快推动档案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传统档案公共服务模式，减少无效供给，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提高档案公共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提升档案公共服务供给要素质量，包括复合型的档案人才、数据化的档案资源、数智设备的投入使用等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其适应性和满足性。提升档案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质量，包括档案公共服务线上平台、档案信息智慧服务、数字档案文化服务等，提升对需求的满足性。只有不断推进档案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质量，才能实现档案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2  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

　　2.1 依托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档案公共服务发展目标

　　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档案服务需求。首先，实现档案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档案资源增长速度和规模优势依然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数据形态存在的档案大量产生，档案资源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同时，区块链、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档案数据资源应收尽收、应归尽归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档案数据资源体系有利于反映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貌，只有保持一定的档案资源规模才能支撑各种档案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进而保障档案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正义，更好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档案服务需求。在充分发展“量”的同时，还需解决“质”的问题。当前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成为优化档案资源配置、激发档案资源社会价值和提升档案公共服务竞争力的关键动力。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增量效益，这种增量不仅是数量的增长，更是质量的整体提升。依托新质生产力能够使档案资源社会价值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极大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质量实现质的飞跃，促进档案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同步提升。同时，新质生产力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够在保障档案公共服务公共性的同时，持续创造档案公共服务综合效益，进而实现档案事业与社会各项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2.2 依托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改善档案公共服务发展结构

　　档案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包括提供丰富的档案服务类型，还包括培育档案服务品牌和打造品牌影响力，同时也包括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促进传统档案公共服务实现质的飞跃，实现档案公共服务模式的更新换代。首先，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一方面能够促进传统档案公共服务中成熟模式的转型升级，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新模式、新业态；另一方面能够将传统档案公共服务中不适应当前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适当清除，这将为档案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向着新兴产业聚集，数智技术赋能的智慧化档案公共服务将成为档案部门和社会的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领域，并逐渐发展为未来档案公共服务的主导形式。最后，高质量的档案公共服务不是若干档案服务类型的简单拼盘，而是一个内部存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复杂生态系统。随着新技术、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技术间的跨领域交叉融合日益明显，行业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档案数据的来源越来越广泛，档案公共服务结构升级需要综合考虑档案机构内部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协同发展。借助新质生产力推动档案公共服务向着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带动档案公共服务结构高端化转型。

　　2.3 依托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优化档案公共服务发展要素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质态的生产力，能够高效聚集创新要素并自主拓展发展新赛道，实现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变，创造新业态、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24]。首先，档案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供给流程的优化离不开技术赋能档案资源价值发掘和档案服务模式升级，而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生产动力、效率和质量发生根本性变革。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为档案公共服务建设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支持以及数字化、数据化后的细粒度的档案资源；高素质的人才能够更好地运用各类数智技术对档案数据资源进行挖掘开发，推动档案公共服务向智慧化、个性化推进。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发展是建设高质量档案公共服务的关键，例如运用数据挖掘、数据关联、知识图谱、用户画像、人工智能技术等，能够实现档案资源的语义关联重组，档案知识的聚合发现，档案信息服务的智慧问答、个性化推荐，档案文化服务的沉浸式再现等，极大提高了档案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和智能化。其次，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竞争压力的增加促使档案公共服务不断挖掘自身创新优势和潜力，追求差异化服务模式；随之，档案公共服务建设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进一步深化，在化解档案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同时形成了正向迭代的档案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机制。档案公共服务是档案价值实践的中间环节。在新质生产力推动的数智时代下，加速了各类信息的传播，使得档案机构能够通过对各种信息的整合分析及时了解公众需求动向和发展趋势，精准匹配符合公众档案服务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同时，新质生产力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档案公共服务推广模式，有效拓宽了档案公共服务的获取渠道和服务范围，公众也能便捷地选择不同类型档案服务，形成良性的供需互动，提高档案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25]。

　　3  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3.1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 数智嵌入的智慧档案公共服务智慧手段

　　数据和科技要素的强化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档案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借助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工具，重构档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业务流程，弥补传统工具难以适应当前档案公共服务需要的不足。推动档案公共服务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有效贯通衔接，拓宽档案公共服务范围，提升档案公共服务的合意性、沉浸性和智慧性，优化档案公共服务体验[26]。

　　在数智技术的支持下，通过数字化扫描、OCR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能够将类型多样、存储分散的传统档案资源转化为可以被机器识读的细粒度数据形态，并与直接产生的档案数据资源统一存入档案库中，为档案资源的深度挖掘开发奠定基础。通过元数据、本体、关联数据等构建规范化模型，分析档案数据语义间的复杂关系，对数据态档案资源进行组织重构、知识发现，深入解读档案内容，并在知识图谱技术的辅助下加速档案资源的社会化传播、共享。同时，推广智能感知、智能检索、专家系统等技术在档案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运用，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分析挖掘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习惯，制作用户画像，预测用户对于档案服务的需求，关注个体对档案服务的特定需求，填补档案公共服务与用户现实需求之间的信息差。推动档案信息服务由传统的咨询、证明等被动化、粗放型的服务形式向知识问答、智慧预测等用户导向型的主动化、细节化、个性化服务形式转变，简化服务手续，减少用户跑动次数，提高服务品质。

　　在档案文化服务方面，档案资源的数据化整合以及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贯通融合为档案文化服务的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提供了底层基础。一方面，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技术的运用，摆脱了原有的独立陈展模式，有利于提升线下档案文化空间的“代入感”。用户借助移动端设备或智能穿戴设备，不仅能够沉浸式穿越到档案文化场景当中，通过云端档案知识库了解历史文化渊源，还能与场景中的实体、人物进行互动，提升档案文化服务中的参与感和体验度。另一方面，运用3D建模、数字孪生等技术，在线上打造具有文化内涵的高质量数字档案文化体验产品，打破档案文化服务的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为公众提供优质档案文化服务，不断丰富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新文创藏品平台“国潮艺数”专栏的网络数字艺术品——“吴门雅扇”，通过数字修复技术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四幅名家扇面画作与虚拟复原的扇骨在数字世界合体，虚拟驱动实现折扇自由开合，展现明式折扇的古朴素雅。同时，基于“文化遗产信息模型”（CHIM）提供“知识图谱”栏目，帮助用户了解作者故事、匠人品格，传承古人的雅趣和智慧；提供“烛光识影”栏目，解读扇面上的题跋与篆刻，让用户可以理解以往难以识别的古文，链接古人的精神世界[27]。

　　3.2 协调成为内生特点：多元协作的档案公共服务主体结构

　　档案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多元协作即档案部门在培育专业人才的同时，积极与社会多元主体展开合作。新质生产力是知识密集型生产力，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一方面，档案部门要积极培育高质量的技能性人才。首先，发挥高校在培育档案人才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档案工作实际需要动态调整课程体系设置，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推进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关注对档案工作者的继续教育，持续追踪档案相关领域的前沿知识和新兴技术，及时开展人才培训活动，不断更新培训内容，促使档案工作者与时俱进地刷新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其次，档案部门应优化人才结构与布局，充分发掘档案工作者的优势，选拔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档案英才，打造从战略型人才、一流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到工匠型人才、技术专家的各类互补性人才体系。最后，档案部门应制定完善的人才评价考核制度，鼓励和支持档案工作者提出新理论、探索新问题，加大对承担前瞻性、基础性重点任务的档案人才的激励力度，加大对优秀档案人才和重大档案成果的表彰和宣传力度，从而使档案人才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双重激励[28]。另一方面，档案公共服务的主体不应局限于档案部门，而是要在档案部门的主导下积极引入社会优势力量，扩展档案公共服务主体范围，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对话实现民主化的档案公共服务运行模式，提升档案社会化服务能力，推动档案公共服务与社会转型的深度融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规范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这与档案公共服务双向互惠的目标相互呼应，是档案公共服务的高级阶段。档案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体现出档案社会化的活力，能够促进档案工作更好地参与社会建构。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档案事务的核心前提即完备制度的支持。在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将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纳入政策法规的总体规划中，可通过专章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释规划，从战略层面体现对于社会主体参与的重视。在实施办法方面，档案部门需要制定《档案服务公众参与手册》《档案志愿服务指南》等明晰的标准规范指导性文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职责和权责关系，同时制定评估标准和反馈机制，保障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从而在赋予各主体参与积极性和主体性的同时，提升各主体的责任意识，有效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科学有序地参与到档案公共服务当中。

　　3.3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以人为本的档案公共服务基本原则

　　档案服务社会化转型背景下的开放不仅包括档案资源的开放，还包括档案工作思维的开放和档案馆的开放。思维模式作为各项工作开展的先导影响因素，深刻影响着实际工作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宏观层面，档案工作应主动服务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现实需求。档案工作肩负着“为国管档、为党守史、为民服务”的重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档案部门更应提高站位，统筹档案事业全局，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国家各项重大战略规划。微观层面，档案部门应切实将以人为本作为各项工作开展的核心思想，不论在档案资源建设方面还是在公共服务方面都应贯穿开放思想，为社会各界提供全面均等的档案服务。一方面，档案馆可以在线上平台开辟档案资源共建模块，通过发布档案征集主题，吸引社会公众在平台上传并分享自身所拥有的档案资源，进而建设多元声音共存、能够充分展现社会整体记忆观的档案资源体系，为档案公共服务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建立广泛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主动对接各类档案形成及保管机构和具有潜在档案利用需求的主体，积极解决档案服务社会化转型中面临的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

　　档案资源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公众能否便利高效地获取档案服务。早在1980年我国就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工作方针，至此档案开放成为档案工作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国馆藏档案数量巨大，且长期缺少档案开放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导致档案开放工作中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主体权责不清、参照标准模糊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开放工作的推进。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档案工作要“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档案服务所体现出的社会化趋势给档案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在档案工作总体规划中明确档案开放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对档案开放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档案开放工作常态化。其二，不断完善档案开放审核的标准规范，成立专门的档案开放审核领导小组，明确各责任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为档案开放工作提供明晰的工作方法指导。其三，协调档案开放与档案保密之间的矛盾，破解涉密档案开放难的问题。其四，加强档案开放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档案工作人员的开放审核专业培训，不断为档案开放审核工作输送人才。

　　档案馆的开放程度是档案服务的社会化转型的最直接体现之一。政策法规文本已明确了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基本性质，因此档案馆应不断扩展开放程度，着力打造具有档案特色的公共文化休闲新场所。其一，档案馆应改变传统政府机关部门的形象，在建筑选址方面，更多考虑公众的日常生活圈、城市文化中心等地，在建筑设计方面体现友好亲民的公共服务机构形象；在室内布置方面，改变传统以库房为主的布局模式，将库房区与档案文化休闲服务区有机分离，在保护档案安全的同时，积极开辟党建活动区、文化研学区、数字虚拟展馆等，积极发挥档案资源在发展成就展示、政治宣传、社会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29]。将档案馆打造成集档案保管、资源开发、信息服务、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立体化场馆，使档案的厚重历史文化气息与现代科技、时尚相结合，彰显新时代档案馆融入社会、面向公众的开放文化[30]。

　　3.4 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全面均等的档案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论是数智技术的应用、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还是档案的开放，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实现档案资源的全民共享和档案服务的均等化供给。

　　档案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档案资源结构、档案服务范围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档案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需要档案信息资源的最大限度流通与共享，进而形成地区性、全国性档案资源共享数据库以及服务网络[31]。然而，当前综合档案馆保存的多为政务机关所形成的档案，涉及民生、经济、科技的档案多保存在形成机构、专业档案馆等中，档案资源保存较为分散。同时，档案体系内部各级各类档案馆之间的协作性稍显欠缺，档案资源碎片化、档案资源流通不畅问题始终存在。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档案数字化、档案数据化的持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档案资源的整合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大数据时代下，档案数据来源广泛且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在管理体制、技术标准、系统配置方面各不相同，档案数据通常被储存在各个不同的数据库中。用户在获取档案信息服务时往往需要访问不同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数据格式、访问要求和方式也各不相同，极大降低了用户利用档案数据资源的效率。

　　基于此，需要对档案数据进行整合以解决档案数据无序、分散、异构、孤立等问题。首先，由档案部门牵头，制定完善档案数据整合软硬件标准，构建涵盖数据形态和内容要素的档案数据资源描述体系，推动基础设施、档案数据化、数据存储等的标准化建设，并充分协调各级各类标准之间的关系，避免发生标准之间相互冲突，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前瞻性。在此基础上，推动档案部门与数据管理机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创建档案数据共享利用一体化云平台，从基础设施层、数据整合处理层、业务运用层、公共服务层四个层次对档案数据管理流程进行重构，加强档案数据管理的技术融合和平台整合，对分散独立的档案数据资源进行整合汇聚、集成管理，力争将离散、多元、异构的档案数据资源在逻辑和物理层面联结为一个有序化、系统化、结构化的整体[32]。通过“异地查档”“一网通办”等形式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档案查阅利用服务，充分满足档案利用者的档案服务需求，促进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围绕“增量电子化”“存量数据化”，完整收集政务数据、电子公文数据等传统档案数据资源的同时，加强对网页信息、社交媒体信息等新型档案数据资源的收集归档，实现档案数据应归尽归、应收尽收、应管尽管。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24-03-27].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中国政府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4-03-27].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3] 胡吉明,阳巧英.我国档案公共服务政策的三维框架构建与分析[J].档案学通讯,2022(2):39-47.

　　[4] 胡吉明,阳巧英.“目标-工具”框架下我国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演进分析[J].档案学通讯,2024(1):61-69.

　　[5] 陈娟,张贺苗.日本档案馆公共服务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兰台世界,2021(7):109-112,137.

　　[6] 杨静.档案外展与档案宣导:国外档案馆拓展性公共服务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4):140-148.

　　[7] 赵雪芹,胡慧慧,吴鹏.国外档案网站在线休闲服务现状调查与启示[J].档案管理,2021(5):111-112.

　　[8] 黄霄羽,靳文君.档案服务能力结构的基本概念、分析原则与框架建构[J].档案学通讯,2023(6):61-69.

　　[9] 黄霄羽,张一.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J].北京档案,2023(6):9-14.

　　[10] 黄霄羽,靳文君.档案馆文化惠民服务的实施策略[J].档案与建设,2021(11):17-22,16.

　　[11] 谢鑫,杨千.档案公共服务的城乡融合发展：逻辑、目标与路径[J].档案学研究,2023(3):9-16.

　　[12] 庄莉,吴小燕,王燕淑.空间治理视域下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2(5):52-54.

　　[13] 王爱辉,丁华东.我国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特点、动力与路径[J].山西档案,2021(6):38-45.

　　[14] 王向女,姚婧.社会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服务创新路径探析[J].北京档案,2020(2):4-7.

　　[15] 聂二辉,陈泳欣.社会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服务体系:实践与不足[J].档案管理,2019(2):39-42.

　　[16] 陈泳欣,聂二辉.社会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原则、组成要素和实现路径[J].档案与建设,2020(8):19-24.

　　[17] 常大伟,翁慧诠,段莹茹.精准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服务供给的应然状态、实然困境与使然策略[J].档案管理,2023(4):69-72.

　　[18] 罗宝勇,徐刘红.社交媒体视域下档案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山西档案,2022(4):42-54.

　　[19] 宋帆帆,苏君华.数智驱动下档案公共服务价值共创：价值、模式与路径[J].档案学研究,2024(2):30-37.

　　[20]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58.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1-06-09）[2024-03-27].https://www.saac.gov.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5c890762868683.shtml.

　　[22]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1):15-31.

　　[23]王向女,姚婧.社会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服务创新路径探析[J].北京档案,2020(2):4-7.

　　[24]王谦,付晓东.数据要素赋能经济增长机制探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1(4):55-66.

　　[25]郭晗,侯雪花.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21-30.

　　[26]牛力,黎安润泽,刘慧琳.融合、延展、重构:物理与数字双空间业务转型视角下的档案信息技术应用思考[J].档案学通讯,2023(5):19-27.

　　[27]田野.数字藏品:引领行业新风，为传统产业赋能[J].文化月刊,2022(9):30-33.

　　[28]蒲清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J].人民论坛,2023(21):34-37.

　　[29]郑金月.“三个走向”是推进档案事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档案与建设,2023(5):4-8.

　　[30]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J].档案学通讯,2004(4):10-14.

　　[31]王爱辉,丁华东.我国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特点、动力与路径[J].山西档案,2021(6):38-45.

　　[32]杨鹏,金波.数智时代智慧档案建设的逻辑理路与运行线路[J].档案学通讯,2023(2):48-5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档案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2BTQ08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XZT027）。

　　【作者简介】袁蕾涵（2000—），女，汉族，云南曲靖人，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文化；任越（1981—），男，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副院长，博士，研究方向：文化资源协同建设、档案学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