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之智”蓄势“中国之治”:档案馆赋能廉政智库发展路径研究

　　作   者：郑慧 余晓彦

　　摘   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之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需要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汇聚反腐治理的数据之智、政治之智、社会之智、文明之智，助力将“中国之智”的反腐智慧方案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廉政智库当前面临信息“汇”而乏“质”、机构“联”而不“通”、成果“用”而无“效”的内外困境，提出发挥档案馆职能，加大资源建设；跨界交流合作，增强技术创新；满足党政需求，重构社会监督等现实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高质量推动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清廉建设相关工作和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档案馆；廉政智库；档案治理现代化；治国理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了新要求，“中国之治”也成为总结中国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的代名词[1]，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之智”。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是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应有之举，也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2]。自2015年起，党和国家陆续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表明加强智库建设和推进廉政建设是当前乃至未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3]。因此，廉政智库作为能够推进“中国之治”的“中国之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023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提出，“档案工作要紧紧跟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步伐......以档案工作自身现代化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4-5]，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是以“中国之智”蓄能“中国之治”的重要举措。数智时代背景下，档案馆与廉政智库发展之间的联结点聚焦于中国式腐败治理体系的“智治化”，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是凝聚“中国之智”的必然选择，是提效“中国之治”的创新路径，即在收集接收、整理保存的职能[6]以及档案服务、档案研究的优势[7]下将蕴含治理实践、理念以及智慧的档案信息通过管理转化为“数据之智”“信息之智”，为廉政智库在数智时代集结更多反腐倡廉智慧提供理论结晶、实践案例、经验教训，推动廉政智库激发“政治之智”“社会之智”“文明之智”，促进廉政治理在坚持党领导的稳定政治核心保证、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和价值依归、历史文化传统的基因和根脉下，助力政治、社会、文明的现代化[8]，为“中国之治”蓄能增效。

　　档案馆参与智库建设已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与政府机构部门之间的关系，智库与商业、公民、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前者关注到政府档案部门智库以当代新兴意识形态导向智库为主[9-10]；后者认为，智库是合法的促进商业和管理的特定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工具，它应对公众舆论导向，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档案馆参与智库建设可以通过提供档案和分析叙事的方法满足智库需求[11]。国内学界自2013年起开始研究该主题，成果主要集中在档案馆向智库/思想库转型[12-14]、档案馆参与或服务智库建设[15-16]、档案智库的构建研究[17-19]、档案馆智库研究[20-21]四个方面，涉及廉政智库的研究多集中于高校智库领域[22-23]，缺乏二十大以来面向“中国之治”新环境、新需求、新现实的廉政智库建设的案例研究与理论探析。基于此，笔者将通过分析“中国之治”背景下档案馆融入廉政建设的价值基础，结合案例剖析廉政智库建设现状中存在的困境，寻求档案馆赋能智库的现实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高质量推动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清廉建设相关工作和研究提供参考。

　　1  廉政智库建设现状

　　我国的廉政智库主要由各级党委组织建立和管理，分析腐败滋生的原因，对世界和我国的政治腐败趋势做出前瞻性的研判和评估，通过政策研究、专业咨询为反腐败体系提供科学、民主的支撑性策略方案。廉政智库作为我国智库中重要的一支，具有非营利性、独立性、官方性、政治性的特征，同时又具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和秘密性。目前，我国廉政智库包含于党建类智库中，截至2022年底，在数据库收录的981家智库中，有65家党建（廉政）智库，占比6.6%，且仅有24家为省级重点培育智库，数量仍相对较少[24]。因此,虽然目前我国的廉政智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遭遇到来自内外的挑战，仍处于困境之中。

　　1.1 廉政智库建设的实践探索

　　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建立，如1949年建立的政务院参事室，其中有众多学识渊博的参事能够相对客观、独立、公平地代表公众建言献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分别于1956年建立了国际关系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1958年建立了军事科学院、1969年建立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25]，研究范围广且综合性强，反腐倡廉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1949—1978年是我国廉政智库的萌芽阶段，廉政智库初具雏形。2000年，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廉政智库——廉政研究中心，是高校廉政智库的重要代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此后，我国迎来廉政智库建设的高峰期。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倡廉力度的不断加强，国家对廉政建设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廉政智库逐渐形成矩阵，为我国应对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支持。

　　目前，我国廉政智库已形成规范化、规模化的特点，其类型按照隶属单位，一般可以分为廉政学会智库、廉政学刊智库、专家智库、数据资料智库（高校智库）、课题著作获奖论文智库。廉政智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廉政决策，直接参与方式包括：直接参与调研和起草、递交政策建议报告、参与决策者座谈会等；间接参与方式包括：出版刊物、举办研讨会和论坛、申报研究课题、借助媒体平台等[2]。廉政智库的影响力表现在“直接影响决策”和“引导形成社会共识”两方面，以前者为主。近年来，由于民主决策的深入与丰富，廉政智库加强对社会民意的调研与政策阐释科普等面向社会的实践探索，与媒体等跨领域机构合作，逐步形成“廉政智库生态圈”，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政治智库的“中国式”廉政智库运行模式[24]。

　　1.2“中国之治”背景下廉政智库建设的内外困境

　　“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凝聚为“中国之智”，构建出脱离西方词语和逻辑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蕴、韧性精神的价值追求[26]，在“中国之治”中的重要部分——独特的廉政反腐体系中的智慧方案“廉政智库”数量不断增加而转向质量建设的需求下，廉政智库新发展仍任重道远。以国家课题、论坛汇报以及各大廉政研究中心工作总结等材料中对各地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根据结果可以大致归纳出当前背景下廉政智库建设发展的三个主要矛盾。

　　1.2.1 廉政信息“汇”而乏“质”

　　廉政智库存在廉政信息简单汇集而难以转化为知识化智慧的困境。廉政智库作为为廉政决策提供方案的信息咨询研究机构，需要大量廉政信息作为案例研究、经验参考、风险评估的材料基础，而身处以颗粒度存在的“数据态”信息资源井喷式爆发的大数据时代，体量巨大、来源广泛、类型多样、结构多元的非结构化信息整理加大了廉政智库相关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同时，海量数据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若不能及时处理整合廉政全样本数据和互联网信息，将极大影响廉政咨询、报表的生成效率及廉政决策的准确性，进而导致研究材料不足、撰写选材受限；研究材料未及时更新、材料内涵挖掘不深、政策阐释不佳的问题，造成了未经处理的廉政信息简单汇集，未能完成从廉政信息到廉政智慧方案的有效转化，造成难以实现其价值的困境。因此，缺乏多渠道数据源与廉政信息结构化处理的信息知识化利用能力，是制约新时代廉政智库建设发展的深层因素，而过度依赖党政财政经费，缺少其他创收渠道也是数据源单一的一大原因。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廉政智库超过70%的资金来源于党政组织课题研究拨款，多采用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92%）、社会调查与访谈（76%）、与相关机构合作免费取得材料（67%），数据来源单一、获取能力较弱，缺乏相关可用数据库，对核心数据的掌握和系统数据的开放和利用不足[27]。

　　1.2.2 廉政机构“联”而不“通”

　　廉政智库存在机构之间联系紧密但对外交流不通畅的困境。廉政智库作为我国廉政矩阵的重要一环，是众多信息交流的中心点，廉政矩阵中的各机构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组织，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共同参与廉政决策。首先，廉政智库作为“智脑”，需要思想交流碰撞创新思维，尤其是与同一系统内密切联系的诸多单位，这无疑加强了同一廉政智库内部各单位之间的互通互联。其次，由于廉政智库作为国家廉政的“思想库”，具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智库之间缺乏统一平台对各智库数据进行关联、挂接，导致各方面的廉政数据难以有效整合应用，难以展现廉政业务全景，廉政智库之间交流不畅，存在“信息孤岛”现象，例如S省、X省实力较强的廉政智库多分布在党政机关、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于分属不同的“条条块块”，缺乏统筹、服务、交流平台，缺少经常性的沟通，协同创新能力不强，难以发挥整合集聚的规模效应[28-29]。最后，我国廉政的智库的对外交流，包括与国外的廉政智库、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的交流都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外廉政智库尚未建立共同发展的合作关系，从而限制了多来源廉政信息的获取以及学习先进技术能力、创新思维和案例经验的机会，国际视野和进一步发展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大部分廉政智库无国际业务，有国际业务的智库占比12%，多为参加国际会议[30]。

　　1.2.3 廉政成果“用”而无“效”

　　廉政智库建设成果众多，难以真正转化为廉政治理效能。廉政智库的课题22%来源于内部自主选题，研究成果的报送渠道、转化渠道不畅，缺乏对资政成果的回应反馈机制，70.6%的廉政智库人员认为成果转化率不高[27]。一方面，当前一些廉政智库注重数量忽视质量，有“库”无“智”，对廉政政策的解读浮于表面，疏于深挖，未能针对党政不同部门的不同需求提供服务。大多数廉政智库目前能够提供的成果主要以表格、报告为主，分析维度不够多元、形式简单固化，出处“新八股化”内参，政策依据和评估判断成效在成果上难以集中展现，且对分析需求响应的实效性较差，无法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可行的支撑。另一方面，由于廉政智库成果缺乏规范的评价体制和激励性制度，基本为上级领导批示和部门采纳，忽略了对社会民意的倾听和来自社会的监督，易导致党政决策的科学全面性有所打折，无法为党政廉政治理真正发挥信息库和智慧库的作用。山西省党校智库的职称评审体系存在“重学术轻咨询”的现象，因自身发展将工作重心倾斜至论文、著作、课题，导致政策类研究成果质量下降[31]，这在高校廉政智库中更为普遍[32]；上海某些高校学科研究中心为争取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临时挂上智库牌子，并未有相关产品与决策报告；湖北部分社科院机构的廉政智库并未真正纳入决策咨询系统，其前瞻性、原创性成果较少，其中有些仅限于对党和政府廉政政策的宣传和诠释[33]。

　　2  “中国之治”背景下档案馆赋能廉政智库发展的现实路径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赋予档案馆新时代新使命，应充分挖掘档案之效，激发“中国之智”，力推“中国之治”。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需要将档案馆功能优势与廉政智库的“资政、启民、聚才、伐谋、外交”的现实需求充分结合，参考优秀案例，从底层基础、中层动能、顶层目标有条不紊地建设廉政智库“金字塔”。

　　2.1 夯实底层基础：发挥档案馆职能，加大资源建设

　　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需要借助其职能发挥和资源建设，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出发，夯实“智”和“库”两个底层根基。

　　第一，新时代，应用发散拓展的视角看待档案馆收集接收、整理保管、提供利用和科学研究的职能，探索其作为档案业务指导的执行者、多元记忆的保存者、档案利用服务的建设者和信息数据分析转型的探索者[34]的综合体，探索其铸牢廉政智库地基的路径。首先，档案馆应对廉政智库建设需要的档案材料进行调研、分析，进而确定收集办法和范围，接收各部门移交的有关档案，设置专门档案全宗等，以真实完整的档案信息对接廉政智库需求。其次，档案馆的整理保管职能促使其对馆藏的廉政警示教育、纪检工作、治贪案件等档案，廉政工作中涌现的清廉个人和纪检工作的英雄群像信息，加以规范整理和妥善保管，构建和保存廉政治理记忆。再次，档案馆作为档案利用服务的推送者和信息数据研究分析的探索者，在信息化大潮中需要应用现代技术分析档案数据，创新知识产品服务，为廉政智库建设主动提供档案知识服务，以档案善治助力廉政智库向数据驱动转型[35-36]。

　　第二，要将信息数据和人才储备深度融合为档案馆的资源优势，通过创新管理实践推动廉政智库建设。首先，《电子公文归档暂行管理办法》《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处理工作办法》等有关电子文件和档案的法规政策，为有效管理信息数据奠定了基础。档案馆应推动廉政档案资料多元化主体共建，联合政府、企业、高校、民众等力量，拓展廉政资料的收集渠道，实现广泛化收集、重点收集，建立廉政档案资源数据库。其次，建立健全“引进—培养—输出”开放流通的人才循环机制。面向社会广聚贤才，培养廉政智库服务“后备役”，建立集廉政信息检索、分析决策理论功底、实践能力、信息技术、人脉资源[37]为一体的专业化程度高、业务能力强、合作意识强的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例如西安档案馆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培养专门人才；推荐优秀档案馆员到廉政机构挂职交流，增强对廉政问题的处理能力，加深廉政档案的管理能力；以老带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曾探索资深馆员制，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培养研究人员，设置了严格的考核机制，在研究项目完成后进行考评，并在内部平台上公布评审结果[38]。

　　2.2 激活中层动能：跨界交流合作，增强技术创新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框架下，档案馆正面临着职能转变的新挑战，应通过跨界合作和技术创新，开拓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的新视野、新可能，探索与廉政智库合作、服务好“中国之治”的新模式与新道路，增强服务效能。

　　一方面，跨界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激活各参与主体的动能。档案馆为克服自身各方面条件的不足，在参与廉政智库建设中需要通过与党政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研究机构、行业团体及其档案信息管理部门的共同合作，采用产学研用为目的的多主体协同合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开拓跨区域且以多机构资源联通、数据共享、知识流通为核心，提供资金、智力、技术等综合性支持、互助互利为保障的长期深度合作机制，充分激发和配置合作组织内的优势资源，取得最大化成效[39]。首先，档案馆可以参考国研中心与大学合作的模式，以访问学者等形式派遣馆员到哈佛、剑桥等信息分析、研究能力走在前列的世界名校进行至少半年的科研技能培训和应用技术学习，以扩展国际视野，提高信息素养[40]。其次，夯实行业内的交流渠道[41]。档案馆可举办廉政学术研讨会或高峰论坛等活动，邀请党政机关、企业、图书馆、博物馆、民间组织等单位参加，推动多方跨界合作，整合各方资源[42]，促进廉政智库建设。最后，档案馆应打破“信息孤岛”，获取开源数据，打造以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全国廉政资源库，可以参考天津市智库建设“四库”的工作格，建设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的“四库”要求。一是需求库：收集整理各省市廉政制度、机制、政策、决策、咨询、研究的短中长期计划及需求；二是信息库，汇集各省市廉政相关信息，为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持；三是专家库，汇聚致力于廉政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集聚各层面人才资源；四是成果库，集中汇总优秀调研成果，并依据成果所属领域、重要程度、保密情况等因素，分送各省市领导或相关部门决策参考，有选择性地对外发布[33]。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有益于提升协同主体合作效能。大数据时代，智库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的方式裁量着收集到的以PT(海量数据)为单位的信息，作为其提供决策咨询和量化分析的第一手数据。詹姆斯·麦甘在谈论智库创新时指出，智库建设需要思考如何运用信息化时代的各式新技术，包括互联网、新媒体、云数据平台等来扩大自身影响力，顺应信息共享的时代趋势。因此，收集材料做数据分析已经无法离开数字智能技术了，即在以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等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利用云计算、边缘计算等算力，结合流程模型与人工智能等算法进行数智化分析挖掘和释放数据价值[43]，自动化决策行动和深度学习成为技术发展趋势。因此在协同主体技术合作创新方面，汇聚参与主体的技术人才要创新性地应用各种技术手段：一是要完善网络信息存档技术，提高动态内容的捕获能力[44]；二是要创新一手资料的高效智能整理和归纳的技术；三是要创新信息、数据分类整合、统计运算、分析管理技术，建立统一的图片、文字、文档、音视频等信息资源的技术性指标规范标准，为多主体间、多平台、多渠道传输和共享提供基础性支撑[45]；四是以标准化数据规范对海量数据进行采集、筛选、统计、输出、存储，建立具有互动性、合作性的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46]。档案馆应将技术创新与廉政档案资源的挖掘、整合、分析、保存、利用等相结合，实现廉政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跨平台的服务集成，并且要特别重视档案馆场馆技术的创新，从而推动廉政档案资源以更生动、更立体、更形象的方式展现，以科技创新传承廉政历史记忆与文化，从而激活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的中层动能。

　　2.3 实现顶层目标：满足党政需求，重构社会监督

　　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深水区”，政府廉政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中国之智”来推进“中国之治”，这也意味着廉政智库身负时代使命和现实需求，不仅需要充分释放服务潜力、发挥智能强效[47]，而且需要社会监督作为党政治理的后端反馈，档案馆应发挥行政性和文化性功能,帮助廉政智库达到既“资政”亦“启民”的建设目标。

　　第一，满足党政需求是首要目标，廉政智库为党政机构决策提供思想产品，应突出重点，强化时效，富有前瞻性。因此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应聚焦我国廉政建设面临的难点、痛点、堵点、盲点，围绕档案法治化、档案社会化、档案数据化、档案国际化等现实需要，发挥“智囊团”的智力支持职能，提供质量高、价值大的智力成果，提升自身的决策服务能力，建设靠得住、信得过、用得好的“思想库”。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要以党政廉政决策需求为导向，了解决策需求的特性，积极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回应战略需求[48]，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廉政档案资源存储和开发的“质”与“量”上，切实提高廉政档案资料的成果转化率。例如在国研中心的人员绩效考核中，偏重实际业绩，以完成课题、获领导批示等多样化成果形式，减少发表论文等理论研究的占比。同样的，美国智库研究参考政府侧重实践的需求，往往不以理论性、学术性的角度对政策进行分析，更多以学术研究作为理论基础，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实践进行深入且全面的解剖上，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原则、思路和具体对策[49]。

　　第二，强化社会监督是重要要求。廉政智库为党政机关提供材料以备资政都是作用于“中国之治”下的和谐社会，因此，通过信息公开，了解社会舆论，听取社会反馈，接受社会监督，在廉政工作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根据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行政机关需要向档案馆提供主动公开的信息，应在档案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因此，拥有档案数据资源的档案馆是大数据时代下构建民主权利共享、感知和信息互联空间的社会监督重构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档案馆应通过办展、座谈会、科普等方式展示宣传政府廉政信息公开及廉政智库成果；协助建立廉政政务公开APP、公共数据平台、政务云；策划制作发布廉政编研文章、纪录片等廉政档案文化产品，使社会公众关注国家廉政建设[50-51]，宣传廉政文化，增强廉洁意识，自觉参与社会监督，配合扫黑除恶、反腐倡廉工作，培养良好的社会反腐氛围。档案馆应成为廉政智库的信息栈，为廉政智库提供前端廉政档案数据，反馈后端反腐监督信息，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监督场景，明确“中国式反腐”的走向，为“中国之治”打通民智道路，弥补官方廉政智库的不足。

　　3  结语

　　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洁自身。党风廉政建设是党建的关键部分，也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必然要求。数字智能与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推动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的现实驱动，档案馆参与廉政智库建设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凝聚“中国之治”的必然选择、是提效“中国之治”的创新路径。档案馆应把档案工作置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彰显价值，通过参与廉政智库建设，创新自身的功能，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档案馆的作用，深度融入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主动担当，必能以“数据之智”“政治之智”“社会之智”“文明之智”提升“中国之智”理论方案，蓄势中国式腐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之治”现实实践，以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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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民间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制度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3BTQ002）；“广西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课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档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课题编号：2021QGRW022）。

　　【作者简介】郑慧（1973—），女，汉族，广西南宁人，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开发、利用与传播; 余晓彦（1999—），女，汉族，广东汕头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