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文献遗产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异彩——访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项目负责人王红敏

　　中国档案：世界记忆项目设立至今已有30余年，请您介绍一下该项目和我国参与的总体情况。

　　王红敏：世界记忆项目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立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类旗舰项目。1992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记忆项目，建立《世界记忆名录》，对世界范围内的文献遗产进行权威性评估和登记，以促进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播，提升全社会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两个月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及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古本等所有馆藏随着整座建筑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这一惨剧进一步增强了开展世界记忆项目、文献遗产保护的急迫性，项目由此不断推进实施。为了更好保护数量庞大的文献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按照影响力范围的不同，将名录分为世界级、地区级、国家级三级。2008年，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建立《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对亚太地区的珍贵文献遗产进行保护。

　　我国在1996年正式接触世界记忆项目，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托，国家档案局牵头成立世界记忆项目国家委员会，负责世界记忆项目在中国的具体实施。在项目框架内，我国广泛开展国际和地区性合作，并将项目本地化，于2000年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建立并评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世界记忆中国国家名录》)。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参与世界记忆项目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的主要发起国和重要支持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级名录的国家。

2024年5月，在乌兰巴托召开的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德格印经院雕版、徽州千年宗姓档案和成都老茶馆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右五为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洁鸿，左六为王红敏）

　　中国档案：在世界记忆项目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中，《世界记忆名录》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力最大、参与度最高的一项。我国文献遗产入选情况如何？文献遗产的成功入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红敏：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5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7项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5批198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入选前两种名录的文献遗产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中国文献遗产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成功入选的文献遗产更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例如，甲骨文把中国有考据的历史提早了1000年；《清代科举大金榜》展现了延承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东亚和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证明了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在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和对周边国家的重要影响；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反映了西藏自13世纪便归入中国版图的事实；《四部医典》证明藏医学的源头在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铁证，有力反击了日本右翼企图篡改历史的图谋；侨批档案不仅记载了老一辈海外华侨的艰难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反映了当时国际大移民、国际金融的有关情况……众多中国文献遗产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世界记忆名录》的影响力巨大，每当有中国文献遗产成功入选，总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国际视角看，这些珍贵文献遗产的成功入选提升了中国文献遗产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从国内视角看，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有效提升了政府和公众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档案工作与图书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间的协作；促进了学术界对有关文献遗产的研究，加强了档案部门与学术界的合作。此外，现在正在推广的世界记忆进校园活动，提升了少年儿童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这些都是中国文献遗产成功入选名录的重要影响，也是世界记忆项目的价值所在。

　　中国档案：从您的介绍看，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名录和亚太地区名录的文献遗产，有些并不是收藏在档案馆，而是在博物馆、 图书馆乃至研究机构。怎样理解这一特点？

　　王红敏：的确是这样。目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15项文献遗产中，有7项是收藏在其他机构的。比如，2003年入选的纳西东巴古籍收藏在东巴文化研究院；2011年入选的《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 最早刻本分别保存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2023年入选的《四部医典》最早刻本收藏在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世界记忆项目针对的是文献遗产，它可以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原始记录的档案，比如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殿试成绩榜《清代科举大金榜》——原件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可以是像《黄帝内经》这样记录人类知识成就的典籍——当然要最早最经典的刻本。只要是具有文明标识意义的珍贵记忆，都可能成为世界记忆项目的对象。比如，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是著名的音乐文物，但它在2023年“跨界”入选第五批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主要是因为曾侯乙编钟音乐性能卓越，音律纯正、音色丰富、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长篇铭文系统记载了中国当时的音乐学理论。也就是说，曾侯乙编钟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 保存了2400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这是它能够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根本所在。

清代科举大金榜

1546年的扎塘版《四部医典》

四个不同版本的木刻版《四部医典》

　　中国档案：中国文献遗产非常丰富，但是《世界记忆名录》每个国家每轮只有2个申报名额，《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每轮只有3个申报名额，请问在筛选适合申报的档案文献遗产的过程中有哪些方面的考量？您认为我国世界记忆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尤其是众多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名录、亚太地区名录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

　　王红敏：考量因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文献遗产的真实性和原始性；二是文献遗产的完整性；三是文献遗产的价值和影响力，文献遗产在证明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方面是评选中最为看重的。

　　我认为世界记忆项目在中国之所以得到很大发展，其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视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指出：“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文化不断流，再传承，留下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可以说，当前对文献遗产的重视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作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其二，国家档案局精心组织，坚持把档案文献的保护放在第一位，通过实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以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为牵引，以建立并评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抓手，以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为保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档案文献抢救和保护工作。国家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建立为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提供了客观依据和资源储备。其三，各级政府部门和记忆机构积极支持。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对开展世界记忆项目工作的积极性非常高，地方政府部门和档案部门、图书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积极与国家档案局沟通，组织当地文献遗产的申报。在地方，已有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建立了省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申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档案：在实际工作中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王红敏：当前，在文献遗产保护利用方面仍面临着专门性政策法规缺乏、资源开发和活化利用不充分、专业人才队伍保障不足等问题。在世界记忆申报过程中，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遗产中挖掘有价值的、适合申报世界记忆项目的文献遗产是目前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文献遗产保存较为分散。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些文献遗产不仅仅局限在档案馆，还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有些文献遗产还散存在民间。国家档案局作为世界记忆项目的牵头单位，对于文献遗产情况，尤其是档案部门以外的其他记忆机构和个人保存的文献遗产情况难以完全掌握。对此，需要档案部门与图书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开展文献遗产的挖掘和申报。

　　另一方面，对于文献遗产价值的挖掘和研究力度不足。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存世的文献遗产数量和价值都为世人所瞩目，与有些国家无资源可申报形成鲜明对比。但与此同时，我国对于文献遗产价值和影响力的挖掘和研究力度还有待提升。比如，学者对于澳门功德林寺作为岭南地区最早的女子佛学院在女性解放方面价值的发现与研究，为澳门功德林寺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提供了重要支撑；贵州水书文献的独特性及其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土著语言十年（2022—2032年）全球行动计划”的愿景成为其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重要原因。文献遗产价值的挖掘与呈现是其成功入选的重要因素，档案工作者需要进一步借助学术研究的力量，对文献遗产的独特价值及国际影响力进行深入挖掘。

澳门功德林寺院主殿堂

　　中国档案：国家档案局在推进世界记忆项目工作方面有哪些规划和部署？

　　王红敏：在健全机制方面，正在酝酿起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管理办法》，对档案文献遗产的申报、评选、保护、管理等作出相关规定；通过完善申报机制，将国企、高校、图书馆、中央机构、民间保存的资源纳入世界记忆项目中来。

　　在项目申报方面，已经提名少林寺碑碣和曾侯乙编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并与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联合提名《郑和布施碑》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今年下半年计划启动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预申报工作。同时，我们还将加强与其他记忆机构的合作，主动开展调研，挖掘、发现并形成一批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为今后申报做好储备。

　　在宣传推广方面，计划围绕入选各级名录的档案文献，策划出版通俗性和学术性图书，并与新闻媒体合作，拍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专题片、微视频，通过大屏小屏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力度做好全媒体宣传，扩大文献遗产影响力。

　　中国档案：伴随世界记忆工程在全世界的推广，“世界记忆”理念逐渐为各国民众所接受。您作为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的评委，哪个国家的文献遗产工作令您印象最为深刻？

　　王红敏：韩国参与世界记忆项目比我们早，在文化遗产上的投入非常大。为纪念高丽佛经《直指心体要节》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韩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直指世界记忆奖，由韩国清州市政府每两年提供3万美元，奖励在文献遗产保护利用方面作出贡献的机构或个人，用这种方式宣传推广韩国文化。

　　韩国的安东市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视也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小城，安东市拥有河回村、凤停寺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万人疏》等4项世界记忆遗产，已成为文化遗产聚集地。为此，安东市专门打造了世界遗产主题安东游路线，促进文旅结合、协同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档案：从我国开展世界记忆项目工作伊始至今，您始终参与其中、见证发展，也对这一项目充满感情，请您简要谈谈自己的感受。

　　王红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能够具体参与世界记忆项目的组织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回想过往的申报经历，有些申报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尽管如此，但每每得知我国文献遗产申报成功，就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客观地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遗产项目中，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项目设立最早，影响也最大。与世界记忆项目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设立时间并不算长，但在我国国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国有丰厚的文献遗产资源，做好世界记忆项目的组织申报和宣传推广，还有着很大的空间。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借助世界记忆项目这块“金字招牌”，让中国文献遗产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异彩。这需要各方面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