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文化数字化战略双向驱动的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研究

　　作      者：潘晓蝶

　　摘      要：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是新时代赋予档案工作的重要使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档案文化遗产开发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梳理人工智能、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相关性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作用与局限，明确人工智能与文化数字化战略双向驱动的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重点和要点，以期为新时代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提供理论指导，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智力支持。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化数字化战略；档案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建设，以科学技术推动文化艺术的形式、内容、呈现方式创新。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的目标任务[1]，为新时代档案文化传播力的提升提供了战略指引和方向引航。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与应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在文化数字化战略驱动下成效显著，文化遗产时空呈现出虚拟环境重构与多时段特征，人工智能技术为档案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智能处理、知识挖掘、检索推荐等环节提供了技术支撑，并且进一步提高了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效率和质量。然而，当前人工智能和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技术局限、资源约束、协同不足等问题。作为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两大助力，如何发挥人工智能和文化数字化战略各自的优势，破解制约瓶颈，实现二者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亟须理论界和实务界给予积极回应和深入探索。

　　1  人工智能与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作用

　　1.1   人工智能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作用

　　第一，智能数字化采集与处理。档案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和处理是其开发利用的基础。传统的人工采集和处理方式存在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差错率高等局限，难以适应海量档案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需求。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发挥其在智能识别、自动分类、语义理解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实现档案文化遗产资源的自动化、智能化采集和处理，并提升数字化效率和质量。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对档案文化遗产的内容、属性、关系等进行深度理解和知识抽取，为后续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智能知识挖掘与关联分析。档案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如何从浩瀚的档案文化遗产资源中发现并挖掘有价值的知识是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关键所在。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档案文化遗产资源的智能分析、语义挖掘、知识关联，揭示档案资源要素的内在联系，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这不仅能够拓展档案文化遗产的知识维度和应用场景，而且可以催生出新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创意，为档案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开发提供动力。

　　第三，智能检索与个性化推荐。让档案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满足公众的多元化需求，是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应有之义。通过智能检索、个性化推荐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档案文化遗产资源与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并为其推送所需的个性化信息。智能检索利用自然语言理解、语义分析等技术，帮助用户快速、准确地查找所需要的档案文化遗产资源；个性化推荐则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主动向用户推荐相关的档案文化遗产资源，提供智能、贴心的个性化服务[2]。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显著提升社会公众获取和利用档案文化遗产的便捷性，而且可以创新传播渠道，扩大档案文化遗产的影响力。

　　1.2   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作用

　　第一，促进档案文化遗产资源整合与共享。档案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存在整合难度大、共享水平低等问题。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为破解档案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难题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制度保障。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引领下，各级档案部门、文化机构、社会组织等协同发力，制定档案文化遗产资源整合与共享标准规范，搭建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实现分散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和一体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有利于提升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系统性、协同性，而且可以促进多源数据融合、跨界知识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档案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

　　第二，推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体制机制创新。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涉及面广、链条长，传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为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制度支撑。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指引下，树立大档案、大文化、大遗产理念，创新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方法、产业培育方案等，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新格局，不仅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激发内生动力，而且可以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与开放共享，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第三，拓展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传播渠道与服务模式。拓宽传播渠道，创新服务模式，让档案文化遗产资源走进寻常百姓家，是新时代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重要使命。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提供了拓展传播渠道、创新服务模式的广阔空间。依托文化数字化战略，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纷纷启动了数字文化服务实践活动[3]，运用数字技术、网络平台、新媒体等，开发档案文化遗产数字展示、互动体验、虚拟时空呈现、沉浸式教育等新型传播渠道，满足公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档案文化遗产需求。同时，积极发展基于档案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创意、文创设计等新兴服务模式，促进档案文化遗产在创意、设计、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创新应用[4]，切实提升档案文化遗产服务的覆盖面、渗透力和获得感。

　　1.3   人工智能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局限和风险

　　第一，技术局限。首先，当前人工智能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泛化能力不足、推理能力有限、适用范围较窄等技术局限。档案文化遗产资源类型多样、内容复杂、语义深奥，意味着对人工智能的语义理解、知识表征、逻辑推理等能力提出了高要求。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特定场景和具体任务时，往往难以实现精准理解、关联分析和深度挖掘，导致应用效果不佳，泛化能力欠缺。其次，档案文化遗产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范和权威标注，增加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难度。高质量数据资源是人工智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受历史条件、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档案文化遗产数据在采集、整理、加工等环节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部分数据质量不高，错漏碎散现象较为普遍，严重影响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应用质量。最后，档案文化遗产领域缺乏复合型人才，这也制约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档案文化遗产的深度融合。档案文化遗产开发需要档案学、历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目前，既精通档案业务又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稀缺，缺乏专业力量支撑，难以实现人工智能与档案文化遗产的深度对接和协同创新，难以发挥人工智能的最大效能。

　　第二，伦理风险。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隐私安全风险。档案文化遗产可能涉及个人隐私、机密信息等敏感内容。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采集、处理、加工档案文化遗产资源时，如果缺乏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和隐私保护机制，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侵犯个人隐私，导致法律和信任危机。二是版权侵权风险。档案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理、数字化和利用涉及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粗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采集、传播档案文化遗产资源，而未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和许可，则容易引发版权纠纷，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4]。三是技术异化风险。档案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内容，具有独特的人文内涵。若盲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档案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过度开发，生硬套用技术模型和算法逻辑，可能导致档案文化遗产呈现形式的片面化、同质化，背离其固有的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5]。

　　1.4   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局限与障碍

　　第一，资源局限。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财政投入不足。档案文化遗产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当前，各级财政对档案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投入总体偏低，地域之间差距较大，与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二是基础设施薄弱。档案文化遗产数字化需要存储、网络、安全等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当前，部分地区和机构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难以为大规模档案文化遗产数字化和开发提供有力保障。三是专业人才匮乏。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既懂档案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这类人才十分稀缺，专业队伍建设亟待加强，这影响了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档案文化遗产领域的实施成效。

　　第二，制度障碍。一方面，协同机制不健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涉及档案、文化、科技、教育等部门，需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推进机制。当前，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政策衔接不够，协同联动不足，制约了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落地实效。另一方面，评价体系不完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

　　2  人工智能与文化数字化战略双向驱动的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要点

　　2.1   坚持智能引领

　　立足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发现、关联分析、语义理解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深度融合，提升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智能化水平，以智能化带动档案文化遗产的创新应用和价值释放。

　　2.2   坚持战略牵引

　　将文化数字化战略贯穿档案文化遗产开发全过程，充分发挥战略规划、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加强统筹谋划和系统布局，完善标准规范和法律制度，健全协同推进和开放共享机制，为档案文化遗产开发提供持续动力和制度保障。

　　2.3   坚持双轮驱动

　　统筹发挥人工智能和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叠加效应，推动二者在档案文化遗产开发中的深度融合和协同联动，做到战略引领与技术赋能并重，资源建设与应用服务并举，创新发展与制度供给同步，进而形成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强大合力。

　　2.4 拓展空间概念

　　将遗产地、博物馆等文化地理空间扩展到虚拟遗产空间以及由数字游戏技术、叙事机制等构建公众参与的文化遗产虚拟时空、让公众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为讨论遗产的时空重构、遗产虚拟化的“真实性”等问题提供基础。

　　2.5 坚持开发融合

　　秉持开放理念，坚持多方参与和融合创新，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联动，推动档案文化遗产与相关行业领域的交叉融合，拓展档案文化遗产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2022-05-22)［2023-11-30］.http://www.gov.cn/xinwen/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2] 许剑颖,冯桂珍.ChatGPT赋能档案服务:技术特征、应用场景与实现路径[J].山西档案,2023(6):111-120.

　　[3] 任越,袁蕾涵.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趋向、困境及实践策略[J].档案学研究,2023(6):10-16.

　　[4] 王毅,刘红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数字藏品开发研究[J].山西档案,2023(5):90-96,68.

　　[5] 陈艳红,李健.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档案身份的认定风险及规制研究:基于对ChatGPT生成内容的思考[J].档案学研究,2023(5):4-1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青年项目“数字游戏驱动下文化遗产的时空重构与公众参与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D22YYS05）。

　　【作者简介】潘晓蝶（1986—），女，汉族，广东茂名人，广州南方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数字文化产业、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