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元治理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主体协同整合模式研究

　　文/王萍 凌茗 宋婧馨

　　摘 要：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面临资源异构、数量庞大、保存分散的问题。以多元治理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参与主体协同整合模式，解决主体分散割裂问题。对参与多元治理的主体及其特征进行分析，归纳了政府部门主导模式、文化机构主导模式、社会组织主导模式、社会公众参与模式四种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主体整合模式，在深入分析和比较四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后，构建了动态性、场景化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

　　关键词：少数民族档案；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整合模式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的提出，档案治理逐渐成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和档案事业转型的核心方向。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主体趋于多元，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公众意识的觉醒、档案事业的转型都为多元主体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创造了环境基础。

　　一方面，我国档案主体多元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理论层面多元共治理念的引入[1]与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2]，主体认知层面关于主体角色的定位[3]、社会参与机制的构建[4]、互动与保障机制的探讨[5]，国家、社会和个人形成的复合主体在档案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互动关系[6]，多体现为以档案治理为切入点的多元主体分析。另一方面，我国关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侧重于从技术层面解决少数民族档案异构资源的整合与应用[7]以及从少数民族民间档案保护的角度构建保护主体多元体系[8]。综合来看，将多元治理应用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领域的理论研究较为欠缺。

　　因此，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的实施模式进行探讨是必要的。本研究将多元治理主体划分为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四种类型，根据各主体的构成、角色定位与特征，分析比较不同整合主体的主导模式或参与整合模式，构建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

　　1  多元治理主体及其特征分析

　　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四种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主体在档案资源构成、档案资源管理方式、职权范围、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差异，为降低协作过程中信息差、属性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各类主体的特征进行分析，使其定位清晰，分工合理。

　　1.1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是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主导者、保障者和监督者。档案主管部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地方各级民宗委等政府部门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府部门具有统筹性、指导性和权威性。一则，作为主导者，承担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过程中“同辈中的长者”的角色，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二则，引导多元力量的参与，协调主体间利益和权责的分配；三则，监督和指导对国家和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或应当保密的整合工作[9]。

　　1.2 文化机构

　　文化机构是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都属于我国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具有实践性、服务性、专业性，是少数民族文化记忆的承载主体，应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公众利用和互联网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把握文化资源数字化赋予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机遇。

　　1.3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重要参与者，如中国档案学会、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等都是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参与主体。社会组织具有公众自愿发起的非政府性、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涉及领域的广泛性。除借助已有社会组织的力量外，政府部门可以加大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和社区的档案社会组织的扶持、培养力度，从源头凝聚少数民族公众，通过此类社会组织加强档案部门与少数民族公众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

　　1.4 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是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新型参与者。根据参与形式的不同，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社会公众包括以外包方式参与档案资源数字化工作的外包承接公众，如档案外包公司、通过互联网众包平台实现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档案众包承接公众以及在线下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或提供服务的志愿者。社会公众具有空间和领域分布的广泛性、技术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不可控制性、以满足自我价值和情感价值为目的导向的主观性。

　　2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主体协同整合模式的对比分析

　　根据不同主体的特性和职权，可以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主体整合模式划分为政府部门主导模式、文化机构主导模式、社会组织主导模式、社会公众参与模式。

　　2.1 政府部门主导模式

　　政府部门主导模式是以档案主管部门为主、其他政府部门为辅，结合我国档案事业的实际情况，以全局观和统筹性站位制定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相关政策和规划，并激励各类型主体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的模式（见图1）。

图 1 政府部门主导模式

　　从宏观层面看，政府部门，尤其是档案主管部门，应依托现有法规标准，必要时制定解决少数民族档案问题的新政策，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提供保障和支撑。例如，针对少数民族非遗档案建档流程仍套用普通档案管理方法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保密与开放、建档流程的政策标准。同时，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纳入全局规划或专项项目，如内蒙古自治区档案事业“十四五”规划中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管理内容[10]。从微观层面看，政府部门还应该激励多元主体有序、能动性地参与其中，确保各方利益平衡，构建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平等、协商、共治的整合体系。

　　2.2 文化机构主导模式

　　文化机构主导模式体现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之间的深度合作，依托馆藏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利用技术手段搭建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整合馆际资源，面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根据服务体验提供反馈意见，促进平台不断优化，形成用户与LAM间有效的双向互动（见图2）。

图 2 文化机构主导模式

　　文化机构主导模式聚焦于LAM间的合作，整合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打造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一方面，需要采取数字化技术处理档案资源，采用数据管理技术实现档案资源的语义关联，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呈现档案资源[11]。另一方面，依托共建共享平台，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众包服务、利用服务和知识服务，如用户开放访问和设计检索功能、开发知识图谱等网络编纂成果、提供参考咨询和发布众包任务等。用户在体验和使用LAM提供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服务后，给出修改意见、利用需求等反馈，促进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不断完善。

　　数字化档案资源和网络信息技术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服务构筑了数字平台。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不仅能为用户在线提供资源一体化、访问便捷化和知识化的融合服务，而且能打破地理位置、行政层级和机构类型的壁垒，跨越档案存储介质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差异性，有条件实现少数民族语言或文字档案的双语元数据著录，降低空间、语言、符号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利用等行为的制约[12]。

　　2.3 社会组织主导模式

　　社会组织主导模式有两个层次，即主体层和实践层（见图3）。

图 3 社会组织主导模式

　　主体层面。由于具有政府性和官方性，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与社会公众有天然的隔阂，而社会组织作为中间机构发挥着调和作用。对于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而言，社会组织可以协助政府对那些无权、无法、难以管理的政府整合事务进行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管理，从而缓解政府的工作压力，降低管理成本。例如，档案学会已承担部分档案主管部门转移的政府职能。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社会组织能将民众的意见、要求、建议等反馈给政府，同时将政府政策传达给民众，实现上下情的顺畅交流。

　　实践层面。根据社会组织的作用范围和时间，社会组织主导模式可分为形成者模式和参与者模式。在形成者模式中，社会组织形成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需要妥善保存并定期移交至档案馆。在参与者模式中，社会组织能够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提供理论、资源、技术、政策及业务指导。例如，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的成果能够为百越民族档案资源组织中的知识组织提供参考借鉴。

　　2.4 社会公众参与模式

　　社会公众参与模式强调社会公众的角色定位与任务匹配。为了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需要制定激励机制，并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任务进行类型划分，同时确保整合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和质量控制（见图4）。

图 4 社会公众主导模式

　　社会公众参与模式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角色定位是基础。社会公众需要通过自我评估或者第三方辅助手段分析主体特点、参与动机等，明确角色定位。其次，任务类型多样。一是提供资源，主要方式为捐赠。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应该加大政策扶持、奖励机制和宣传力度；二是建设少数民族数字档案资源，包括有偿的由外包公司承接少数民族档案数字化的外包、依托互联网向非特定网络社会公众发布建设任务的众包和线下到馆参与档案整理的志愿者；三是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服务，主要方式有到馆提供现场服务、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故事化开发、开展知识服务等；四是提供少数民族数字档案资源整合意见，包括对平台利用体验和服务要求等信息进行反馈，以及专家学者给出专业指导意见；五是提供少数民族档案资源资金支持，社会公众的捐款、赞助是资金来源之一。最后，激励是维持社会公众持续参与的重要手段，应该综合考虑礼品、奖金等物质层面的需求以及内心情感和自我实现层面的需求。此外，信息安全和质量控制同样关键，档案馆需要加强敏感信息筛查、用户参与培训，并采取用户准入机制、设定审核环节等措施，确保整合工作的质量与安全性[13]。

　　2.5 对比和分析

　　下面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政府部门主导模式、文化机构主导模式、社会组织主导模式、社会公众参与模式这四种模式的主体构成、主要任务、适用场景进行对比和分析（见表1）。

表 1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四种主导及参与模式的对比和分析

　　通过对四种主导及参与模式的主体构成、主要任务和适用场景进行比较与分析，发现四种主导及参与模式均体现了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合作，但是核心主体和应用场景各异。政府部门主导模式重在宏观政策制定与统筹；文化机构主导模式聚焦于微观实践实施；社会组织主导模式强调中观调控与协调；而社会公众参与模式则侧重于广泛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些模式各具特色，通过合理的选择与运用可有效推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整合。

　　3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构建

　　档案资源多元治理体现在档案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化，实现档案部门与社会的多元共治，不同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共同对档案事务进行管理。因此，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是根据各主体呈现的特征，综合发挥四种主体模式的优势，确保各主体在整合中的职权与分工精准匹配，共同推动整合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3.1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的原则

　　第一，遵循资源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原则，要求多元主体协同整合符合现实情况与客观规律。这不仅要统一各主体的整合方式、技术标准、资金保障等共性问题，还要注重体现民族特性，了解档案资源的来源、分布及获取方式。第二，坚持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优化整合主体的组配，同时保持主体相对独立运作，优化各主体功能。第三，坚持科学性和实践性并重的原则，要求整合工作要有科学性。科学性是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内容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注重资源整合的条理性与有序性，采用统一的元数据格式、分类标准、描述规范等，实现不同整合主体间的资源共建共享，从管理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保障多元主体参与整合渠道和途径的多样性与合理性。

　　3.2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的依据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的实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推动。首先，档案事业的发展程度是协同整合的重要背景，要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与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启动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档案资源建设项目，统一整合各级政府部门与文化机构持有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向用户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数字文化服务[14]。其次，资源共建共享是协同整合的核心要求。伴随社会公众对“一站式、整体式”文化资源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5]，亟须整合各主体中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等较强的综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加大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收集的力度、挖掘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的深度、拓展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服务的广度、改善馆藏资源“重藏轻用”的状态。再次，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是协同整合的关键。应该发挥不同主体在资源共享、开发利用、服务提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共同推动整合工作的纵深开展。最后，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的传承是协同整合的重要使命。少数民族档案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整合，利用数字技术挖掘和重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满足用户多样化、多层次、多维度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3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框架构建

　　由于单一主体的供给模式无法满足档案整合治理的多样化需求，因此要根据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不同环节与场景，设计多元主体充分参与的运行模式，从而规避一元中心治理模式的缺陷（见图5）。

图 5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框架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是多环节且复杂变化的，结合主体的特点和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的实际应用，本研究将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框架分为顶层设计层、实施实践层和协作反馈层，分别以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为核心主体，对应四种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主导与参与模式的实际应用。

　　顶层设计层以政府部门为核心，实现政策制定、统筹规划、资金保障、监督指导和评估的应用场景。档案主管部门宏观把控政策制定，确保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符合实际且有章可循。统筹规划包括政府部门协同文化机构发布通知或公告，以呈缴、激励、交易、合作等方式吸引多方力量参与，实现对跨系统的档案资源和民间群体保管的档案资源逐一获取，划定整合范畴及主体，以及将整合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关于资金保障，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政拨款和社会筹款实现。监督指导方面，政府部门应该设立督察和检查小组，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过程的操作规范性、人员配置、设备设施等展开监督检查，并且对具体业务问题提供指导。最后，政府部门应该阶段性地评估整合成果，保证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的完成度、质量、主体参与程度、用户满意度、资源建设完整度较高，从而保障整合质量、优化整合流程。

　　实践实施层以LAM合作的文化机构为核心，实现制定整合方案、落实整合方案、档案资源共建共享的整合实施应用场景。首先，文化机构制定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方案，明确目标、原则、方法和路径，具体详尽地规划整合过程。其次，以档案馆为主导，联合图书馆、博物馆，最大程度地凝聚LAM体系中的档案资源、技术和人员，落实整合工作的开展。最后，档案馆应当牵头构建面向参与主体开放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一方面，文化机构通过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数量、类型、分布地区、馆藏主体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以明确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获取来源及范围；另一方面，文化机构应该定期开展指导与意见传达会议，明确和统一异构档案资源的整合标准、流程、方式及分工，对档案资源进行标准化整理、鉴定、分类、审核、著录、组织及关联。

　　协作反馈层以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为主，实现沟通落实、理论支撑、服务反馈、公众参与四个受社会力量影响的整合场景。一则，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逐渐形成了转达政策方案和反馈公众意愿的双向交流。二则，社会组织中的学术性团体能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提供理论支撑。三则，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要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用需求、信息获取习惯等因素，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方式。同时，社会公众反馈使用体验、改进意见、利用需求等信息助力提高整合服务质量。四则，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得以更广泛、更多样地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整合工作，如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公众以众包的方式线上参与整合工作。

　　3.4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的应用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中展现出动态性和场景化的特点。为确保整合工作的高效开展，要根据应用场景的变化，动态调整处于核心地位的主体。因此，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的应用过程中，需要遵循应用场景与主体特征相统一、应用场景与档案资源整合环节相统一这两项原则，以便最大程度发挥多元主体参与对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的促进作用。

　　应用场景与主体特征相统一原则。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过程主体多元、环节复杂、过程漫长，不同应用场景间差异显著且关联性较弱。主体与应用场景如同两个不断旋转的卯榫结构，只有彼此接口结构对应才能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和整合工作的高度契合。这种匹配并非生硬转换，而应该基于彼此特点实现最优适配，从而提升协同整合模式的应用效果。

　　应用场景与档案资源整合环节相统一原则。档案资源的整合工作是有序、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的，其工作环节或环环相扣、互相衔接，或辐射全局。协同整合模式应用场景与整合环节密切相关，例如，微观层面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收集、整理，以及专题数据库构建等环节对应着以文化机构为主的实施实践层应用场景；中观层面的调和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和反馈意见等环节对应着以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为主的协作反馈层应用场景；宏观层面政策标准制定、统筹规划、监督指导等环节对应着以政府部门为主的顶层设计层应用场景。因此，这种对应并非杂乱无序，而是遵循事物发展规律，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实际流程和环节紧密契合。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中的具体应用需要关注以下方面：首先，明确主体定位，确定参与主体的类型、功能属性及愿景，以便合理分配权责，确保各主体在整合场景中发挥最大效用。其次，分工布局要精准。各主体的职权和工作侧重点不同，在动态变化中始终存在多主体协同作用的格局，因此要把握好各场景中各主体的发力点与强度。例如，文化机构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众包场景中负责建立激励机制，政府部门则提供政策保障。再次，完善参与机制至关重要。需要以政府部门为组织保障，在相关政策法规中明文规定各主体身份、权责，认可其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资格，建立配套的奖惩机制，实现约束与控制功能。最后，动态调整是关键，要灵活应对整合过程中的理论与现实差异，并及时引入新技术，提高整合效率。

　　4  结语

　　我国的档案治理结构由原先的“政府主导”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多元主体参与档案治理逐渐成为主流，同时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实现多元主体馆藏资源的整合、发挥各主体的力量，达到“众人拾柴篝火旺”的效果，本研究在分析四类主体各自定位与特点的基础上，归纳了四种主导与参与模式，构建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以期使数量可观、领域广泛、类型复杂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高效、正向地参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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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推进人类数字生态文明：数字化转型视域下的数据价值与数据创新”（项目编号：2022CXTD20）。

　　【作者简介】王萍（1965—），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凌茗（2001—），女，汉族，湖南衡阳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资源管理；宋婧馨（1993—），女，汉族，内蒙古赤峰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