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01 20:30:25被阅览数:96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文/王毅 叶芷含 丁宁宁
摘 要：国家记忆工程是收集、保存和传播中华民族重要事件和人物记忆资源的文化工程。抗美援朝运动及战争时期形成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实物遗存，但无论是内容还是载体都呈现出收集多元化和整理紧迫性的复杂现状。通过对抗美援朝档案资源范围和特点的解析，基于专业理论和原则从国家记忆工程、数字人文、口述资料建档、国际交流等路径系统性地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这一体系的建设推进了“十四五”期间档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国家红色记忆工程的建设与完成以及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
关键词：抗美援朝档案；档案资源体系；国家记忆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1]。抗美援朝档案史料是我国“党政军民”在抗美援朝运动及战争中活动的重要记录，是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深入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加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地方中心工作等重点领域档案收集工作，着力全方位收集反映党史、新中国史等的档案材料”[2]。档案资源体系化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是档案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使档案资源能够在构建记忆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3]。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有利于推动“四史”教育的开展，进一步推进国家记忆工程项目的建设。目前，档案学界关于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理论的研究比较丰富，从内容方面看，胡广成等对杭州亚运档案，王玉瑾等对历史档案，郑慧、彭庆红等对红色档案，华林和陈子丹对边疆民族档案及抗战档案等的资源体系建设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从路径方面看，丁华东等提出从“城市记忆”、加小双等提出从数字人文、胡燕提出从多元化视角等路径来构建档案资源体系，但是内容和路径都未涉及抗美援朝档案；而档案实践工作者对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的理论研究很少，何素君、齐红等仅对辽宁省抗美援朝动员档案的开发及遗址建档进行了有限的研究。军事史和共和国史研究领域成果丰富，但是由于一些历史档案尚未公开，在出兵决策、停战谈判等抗美援朝问题中存在深入的探讨空间[4]。总体来看，如何运用现有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理论与技术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已经成为档案部门和学术界重要而又迫切的研究课题。
1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构成的解析
抗美援朝档案是指国家、社会、个人围绕抗美援朝各阶段活动形成的各种载体形式的原始记录。抗美援朝档案最初形成是基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对我国边境地区的空袭以及美国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的历史背景。1950 年 6 月 28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对朝鲜和我国台湾的侵略行为，战争正式拉开序幕。1953 年 7 月 27 日，美国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而围绕抗美援朝的纪念和宣传活动一直持续至今，相关部门不断收集与整理这些记录，保证抗美援朝档案资源的完整性。以下主要从时间、内容、载体三个要素对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构成进行解析（见图 1）。
图1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构成图
1.1 基于时间阶段划分抗美援朝档案资源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按照时间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具体是指抗美援朝运动及战争历史档案和抗美援朝胜利后续纪念活动档案两大部分资源类型。以抗美援朝胜利为时间节点，标志着抗美援朝从当时的战时活动转向了后续的宣传与纪念活动。抗美援朝纪念档案资源也是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一种宣传和阐释，而现存的抗美援朝战争档案可以为抗美援朝纪念活动提供支撑和凭证。
1.1.1 以抗美援朝运动及战争的时间脉络形成的档案
抗美援朝整个活动的主要阶段就是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作战，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及战争整个过程演变，形成了这一阶段的档案资源。从决策入朝作战到胜利班师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间阶段，由此这一阶段的档案资源主要包括抗美援朝前期准备阶段档案、中期入朝作战阶段档案、后期停战谈判阶段档案，这些档案完整和真实地呈现了抗美援朝运动及战争历史过程的全貌，更是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编撰完成，年谱中新披露了 100 多份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档案内容，其中大部分档案文献涉及朝鲜停战谈判中毛泽东对谈判的具体指导意见，同时也涉及中国入朝作战保家卫国的动机及原因、美军发动细菌战的应对措施及朝鲜停战协定谈判等重要问题[5]。这些档案文献按照抗美援朝战争三个时间阶段顺序全方位、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1.2 以抗美援朝胜利后续纪念活动周期形成的档案
抗美援朝胜利纪念活动档案是指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在抗美援朝纪念日举行有关纪念活动时形成的档案，一直延续至今。孙丹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抗美援朝纪念宣传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6]。其中，第一个阶段与抗美援朝战争息息相关，属于抗美援朝战时档案的组成部分；后面的三个阶段是指朝鲜战争停战后至志愿军胜利回国时期以及 20 世纪 60—80 年代、90 年代至今。特别是最后一个阶段，国家以每十年为一个周期，分别在抗美援朝胜利40 周年、50 周年、60 周年和 70 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可以看到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抗美援朝纪念与宣传工作等产生的档案，由于抗美援朝以胜利而告终，之后的相关活动主要以宣传和纪念抗美援朝伟大精神为主，重点宣传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记忆或者人物事迹，主要包括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志愿军老兵口述资料采集等方面的档案资源，这些档案资源都能体现抗美援朝的伟大精神，对进一步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基于主要内容划分抗美援朝档案资源
1.2.1 抗美援朝中央决策档案
中共中央于 1950 年 10 月 4 日至 5 日召开两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朝鲜局势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经过激烈而充分的讨论，明确将支援朝鲜的目的定位为保障国家安全，最后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文件是完整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较早记录[7]。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派兵援助朝鲜，从多数人反对到大多数人赞成经过了艰难的抉择[8]。抗美援朝决策并不是一个会议或几个会议就能作出的，这一决策是以朝鲜半岛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为背景，中共中央不断进行重新判断和动态调整的结果。综合更多档案，可以说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9]。抗美援朝中央决策档案不仅包括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决策问题的大量电报手稿档案，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抗美援朝专题会议的记录等。这些档案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不畏霸权，通过论证分析，民主集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的过程。
1.2.2 抗美援朝军事活动档案
1950 年 10 月 18 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命令赴朝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志愿军战略进攻阶段和边打边谈阶段[10]。而这一时期的档案形成主体主要是志愿军军事档案，包括了从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志愿军入朝以后经历多次战役形成的记录。中央军委于 1950 年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明确记录了“一旦边防军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11]，标志着抗美援朝志愿军队伍的建立和军事活动的开始。《抗美援朝战争史》是“中国第一部以军事斗争为主线从多角度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著作”[1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根据中外有关档案，利用解放军档案馆等机构保存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了大量军事档案作战地图等，这些都是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2.3 抗美援朝社会动员档案
抗美援朝运动是“指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入朝参战的背景下，为配合前线战争形势，在国内后方开展‘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保家卫国的政治运动”[13]。根据 1951 年至 1954 年间的相关统计，《人民日报》刊登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动员的内容平均每月就达两万字[14]。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入朝作战，更重要的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众的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15]。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动员主体和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政治团体和各个阶层的社会民众，也包括抗美援朝总会及分会等社会组织；动员既涉及政治性内容，也涉及军事、经济等多元化内容[16]。抗美援朝动员是全国性运动，因此从范围到内容看这部分档案资源的分布相当广泛和复杂。抗美援朝动员档案保管主体也是多层次的，仅从山西省来看，山西省档案馆、太原市档案馆、晋中市档案馆、榆次区档案馆等，都保管有大量抗美援朝时期涉及相关政治动员的档案资料，包括一些中央和华北行政委员会下发的文件、山西省下发以及所辖地市上报的档案资料[17]。
1.3 基于载体形式划分抗美援朝档案资源
1.3.1 纸质档案
抗美援朝档案文献主要以各级档案馆馆藏的纸质载体档案为主，纸质档案用文字清晰地记录了抗美援朝活动内容，具有最原始和最权威的凭证价值。中央档案馆集中保管了抗美援朝初期决策阶段中共中央决策机构的纸质文件、毛泽东同志等国家领导人作出重要决策的纸质文件（以电报手稿为主），以及毛泽东与苏联、朝鲜领导人的往来信件手稿，如毛泽东发布的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金日成写给毛泽东同志请求出兵的信件等内容。各地的综合档案馆均收藏有与抗美援朝相关的纸质档案，这些档案分布较为广泛，而且正处于不断开发利用中。
1.3.2 影像与照片档案
抗美援朝战争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影像和照片资料。当年，战地记者和宣传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等设备记录下了抗美援朝战场的点点滴滴，这些珍贵的影像档案和照片档案成为历史的见证。如今，我们在一些纪念馆所见的抗美援朝图片展，正是源自这些照片档案。它们以形象和直接的方式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惨烈与英勇，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铭记那段历史。志愿军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政治部整理出版的抗美援朝照片档案集无疑是抗美援朝战地摄影中的精品之作，不仅详细地记录了铁道战线指战员和援朝铁路职工在朝鲜战场上应对敌人的轰炸破坏、保证前线运输畅通的全过程，还通过日常生活的写实特写反映出他们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以及与朝鲜人民的宝贵友谊，这些照片档案正是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动、形象的照片档案让公众更能直接和深刻地理解抗美援朝战争背后的意义。
1.3.3 实物档案等
抗美援朝战争遗存大量实物档案，这些也属于革命文物，档案界对实物档案的概念适用存在着分歧，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正视实物档案的作用。抗美援朝战争以志愿军为活动主体，必然存在大量军队实物档案，“军队档案资源主要包括军队档案管理机构收藏的档案资源、散藏于各类社会机构的解放军历史档案资源、社会个人收藏的有关军队建设的档案资源、口述档案资源和实物档案资源等五个部分”[18]。例如，抗美援朝纪念馆等一些文博单位保存着大量关于抗美援朝志愿军遗存的实物，虽然这些实物并不能完全作为一种档案资源概念范畴去界定，但是也可以从实物所承载的记录内容基于档案属性佐证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真实性。另外，由抗美援朝纪念馆组建的文博专家团队初步完成了丹东地区有关抗美援朝的重要遗址及遗迹的实地调查工作，搜集和考证了大量资料，一部分遗址和遗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这些翔实的档案资料会为抗美援朝记忆开发利用与科学保护提供可靠的原始状态依据[19]。
2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作为党和国家宝贵的记忆遗产，具有独特的政治性、历史性、复杂性、周期性等特征。“档案作为证据和记忆，支撑着我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联系”[20]。从社会记忆理论看，“在建构社会记忆中档案是不可替代要素，档案工作是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能动主体，档案记忆促进身份认同”[21]。因此，抗美援朝作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国家记忆，也是一种身份认同；档案工作者在建构抗美援朝国家记忆过程中要遵守基本的原则。
2.1 政治性引领原则
抗美援朝档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记录载体，是真实地反映中国人民自主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证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者依据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国家档案，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苏联压力下的产物，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齐德学认为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是苏联压力下的产物是说不通的，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电报档案来看，中国共产党做事从来不为国外他人和政党所左右，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22]。档案工作者在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中一定要维系抗美援朝档案的社会价值，这一价值的内核就是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是爱国主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锤炼与升华，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每个人的血脉和灵魂[23]。坚持抗美援朝精神为主线的资源建设原则，对赓续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和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2.2 客观性阐释原则
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某些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束缚，档案工作者提供的档案一定是第一手的原始档案，但在收集、整理档案的过程中也必然需要其对档案作出慎重的选择并具备明辨历史、阐释逻辑的能力，客观地再现抗美援朝的真实历史场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性。档案工作的历史阐释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共性与个性入手，客观地运用档案史料和解构历史阐述的方法论，对抗美援朝问题进行研究要关注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流，对史实所反映问题进行辩证地分析[24]。档案工作者在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过程中要基于客观性原则，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引入新的理论范式。后现代档案学理论认为，要打破“档案、权力、记忆”之间传统的组配方式，突破主流权力挟持下档案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藩篱[25]。档案工作者应将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构建工作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打破过去以传统叙事和社会权力为主体记忆留存服务的档案工作模式。
2.3 系统性整合原则
从目前我国抗美援朝档案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研究成果来看，抗美援朝档案分布在不同层级的档案馆、博物馆、史料馆等，并且抗美援朝档案的载体形式丰富多元，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且交叉性强。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具备一定的系统性思维，科学、全面地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虽然档案与文物、口述资料与口述档案等概念范畴的界限有时显得模糊，但它们都是展现和还原抗美援朝精神和历史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应当从系统观念出发，对这些资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理解，以便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档案数据协同治理观认为，档案数据管理主体与多元利益相关者在一定规则与工具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协作和分工可以提高档案数据管理效能[26]。
2.4 持续性建设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已过去七十余载，但是与之相关的纪念活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抗美援朝精神，作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需要我们不断地传承和弘扬，这离不开持续的宣传和纪念活动。档案工作必须秉持可持续发展观，既要为抗美援朝相关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档案素材支持，也要真实记录并保存每一次纪念活动的精彩瞬间。每一次的纪念都是对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契机，这也正是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持续不断地推动着档案工作的完善与发展。
3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的构建路径
建立抗美援朝国家档案全宗，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不仅要有国家的顶层设计，还要具备多元化资源体系构建路径。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要遵循“宏观 + 微观”“资源 + 技术”“传统 + 数字”“国内 + 国外”全方位系统性构建的理念。
3.1 国家记忆工程统一平台的“多元路径”建设
国家记忆工程是世界记忆工程的组成部分，档案工作是国家记忆工程资源建设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提出“四个好”“两个服务”的目标要求，为加强新时代红色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7]。全国档案工作应根据党和国家阶段性中心工作，以“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为基本目标，“三有三分”地开展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建设[28]。围绕着“国家红色记忆工程”这一主线，各级档案部门要制订抗美援朝档案资源建设的实施方案，相关高校的专业要研究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构建的理论框架，国家方面要联动不同层级和地区，协同创建全国抗美援朝档案资源的统一机制。抗美援朝记忆是国家红色记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抗美援朝国家记忆工程建设要处理大量且分散的抗美援朝档案资源，借助数字资源搭建“国家记忆”工程体系框架，推动各类专题数据库和记忆平台建设，最终无缝衔接到国家记忆工程的统一平台。积极推进抗美援朝记忆数字资源建设，基于资源类型可选择以抗美援朝人物记忆为中心线索、以重大关键事件记忆为中心线索、以重要战争战役记忆为中心线索的开发路径[29]。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很多文物或古籍等都是直接形成的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记录属性，档案多元属性理论认为“这些文物或古籍可视为档案，同时，部分档案本身就具有了档案、文物、古籍或史料等多元属性”[30]。尽管档案的多元属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在鉴别过程中仍需保持谨慎。这种多元属性也促使我们在建设路径上寻求多元化，充分考虑资源协同共建、资源馆际合作以及跨区域资源配置等多种工作形式。因此，我们应积极将分布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同机构的抗美援朝档案资源进行整合，统一纳入国家记忆工程项目平台中，以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
3.2数字人文与抗美援朝档案资源的整合模式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数字人文路径的融入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在构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的过程中，技术和人文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这一体系的构建，在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构建中同等重要，应坚守“技术”与“人文”相辅相成的原则[31]。面向数字人文的抗美援朝档案资源构建与开发路径可以借用“历史主义—逻辑主义—历史主义”三个层次迭代的理论模型，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互相转换，利用逻辑主义方法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抗美援朝的历史主义价值挖掘与展现，具体操作流程包括构建概念模型、深度处理档案数据、历史关联可视化三个步骤[32]。数字人文技术运用所需要的是机器可理解的数据化资源，数据级是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整合的基础层级，档案馆、博物馆、部分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所保管的抗美援朝档案数据类型主要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无结构化数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化数据，这种数据是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数据组织与整合的主要数据类型[33]。抗美援朝档案数字资源的建设是目前的难点，除了传统的纸质、影像、照片档案以外，更多的抗美援朝实物、遗址遗迹、口述资料、网络信息碎片等需要制订统一的结构化数据处理方案。
3.3 志愿军老兵口述资料的采集与建档
国家档案局于 2017 年发布了《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这一行业标准，为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建档提供了规范依据。口述资料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有关志愿军入朝战争的相关问题，口述资料能够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使一些比较模糊的战争历史过程逐渐清晰起来。档案部门按照这一规范标准积极开展志愿军老兵的口述资料建档是资源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例如，辽宁省档案馆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完成了 84 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口述档案采集、建档工作，抢救性保护抗美援朝老战士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有学者认为，“档案部门可以对通过采集或征集等渠道获得的口述史料，采用档案化的方法进行管理，但不能借此认为可以改变口述史料的本质属性”[34]。志愿军老兵口述资料的采集、建档最终目的还是深入开发，数字人文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口述档案资源的组织、存储带来契机，主要体现为对大量的志愿军老兵口述资料进行“数字化建档”后知识发现处理，即“借助本体研究方法对志愿军老兵口述历史档案知识抽离及重组，实现了领域知识的规范化描述，借助知识图谱研究方法对志愿军老兵口述档案资源共享利用及细粒度信息呈现，最终实现语义关联和可视化展示”[35]。以此进一步实现志愿军老兵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数据”与“人文”进一步融合，不断丰富抗美援朝档案资源体系。
3.4 加强抗美援朝档案资源的国际交流与利用
朝鲜战争是抗美援朝的起因，而朝鲜战争是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多国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的区域性战争，各参与国都曾经历过这一段历史，也会留存下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记录。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将苏联历史档案的翻译和整理列为研究规划的重点项目，通过多种渠道来源收集到近 8000 份相关外文档案文件，课题组初步整理出 136 份关于中苏关系背景下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部分档案文献，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和当时的中苏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36]。近十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国际化和开放性的特点，随着国外朝鲜战争档案资源不断地开放、解密，国际学术界关于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中国学者在对朝鲜战争档案文献的解读中也要秉持着国际化视野和保持开放的态度，面对学术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平等吸纳和借鉴国外学术界的最新科研成果，而且要善于利用国外档案文献加以佐证，通过对档案资源的多元比较和鉴别，最大限度地还原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37]。同时，更要清楚地认识到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叙事方式的区别与联系，面对国外涉及朝鲜战争的档案，无论是学者还是档案工作者都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和历史话语权是前提条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是基本方法。同时，在运用与研究国外相关档案资源时，必须结合中国的档案资料以及其他有关学术成果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才能准确地把握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38]。加强档案资源建设的国际交流，通过与国际社会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档案资源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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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抗美援朝战争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项目编号：23VKS009）。
【作者简介】王毅（1982—），男，汉族，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基础理论、信息政策与法律；叶芷含（1999—），女，汉族，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抗美援朝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丁宁宁（2000—），女，汉族，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红色档案开发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