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7-30 20:04:26被阅览数:218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文/陈永生 王沐晖 詹逸珂
摘要：历史档案因形成年代久远而具有不同于现行档案的特征，使其开放审核的实施具备易于且可快于现行档案开放审核的基础，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档案开放审核有望改变目前其整体进展不理想的局面。阐述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先行的必要性，分析历史档案与现行档案相比具有较少需要解密、较少涉及馆藏增量两大有利于推动开放审核先行的实施条件，并分别从实施主体、实施工具、实施组织三个角度，提出探索建立构成适度多元的开放审核咨询议事机构、以档案内容识读为切入点强化数字赋能、探索实行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压力试点”三项推进历史档案开放审核的针对性策略。
关键词：档案开放；开放审核；历史档案
按照历史分期，我国档案资源可主要分为“历史档案”和“现行档案”两部分。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点，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档案被称为历史档案，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档案则被称为现行档案。这种划分方式最初源自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尽管档案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即“历史”的代名词，“现行”与档案作为客观事物所具有的非现行特征具有矛盾性，这种二分法在逻辑上并不十分严谨，但为了讨论方便，本文仍采用这种争议较少的划分规则展开论述。
与之相对，“开放审核”这一术语的首次使用源自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三十条：“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核，由档案馆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共同负责。”此前，我国档案界研究及相关法规制度均普遍使用“开放鉴定”这一术语，由于“开放鉴定”的含义相对不易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涉及与档案价值鉴定之间关系的厘清问题，因而“开放鉴定”的表述越来越多地被“开放审核”替代[1]。所谓“开放审核”，顾名思义主要是“审核档案是否能够对外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对档案是否具备开放资格进行审核”[2]。审核的对象一般是即将达到封闭期限的待开放档案，但也涉及已逾封闭期限理应开放但未能开放的档案，而后者的很大一部分是历史档案。
“审核”的核心逻辑在于做判断，对于档案开放审核来说，便是针对档案或封闭或开放的未来状态加以定夺。当前我国档案界关于开放审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对档案开放审核制度进行的研究，如制度完善[3]、方法框架构建[4]、免责机制构建[5-6]、责任和协同机制建立[7-9]等；二是从微观层面对档案开放审核的操作性问题进行探讨，如业务流程或程序设计[10-11]、信息技术应用[12-13]等。相关研究仍多是围绕现行档案的开放审核展开，少有专门探讨历史档案开放审核问题的研究。尽管目前我国“历史档案开放”已被置于“档案开放”的大背景下，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工作是和现行档案开放审核工作一同进行的，但目前对“档案开放”的重视不代表对“历史档案开放”不再关注，反而应充分考虑“历史档案开放”易于且快于“档案开放”的情形[14]。从我国档案开放效果看，档案闭多开少的不理想状况致使开放进程整体受阻已成为亟待正视和面对的突出困局。虽然相关研究对档案开放审核的方法、制度和机制建设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有见地的思路或构想，但对这一困局的现实存在很少持有异议。当然，这一困局有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复杂原因，但实现档案的社会作用和价值终归绕不开思维的转变，以及对以“快审快开”为导向的实践道路的勇敢探索。正如有学者指出，各级国家档案馆在落实国家档案局19号令时，应首先思考“如何从以往某些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式、模式和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15]。
任何实践困局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切入点或突破口。选择了合理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也就标志着问题解决进程的正式启动。这一步作为“起手式”是人们所说的“从‘0’到‘1’”。有了合理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便能以此为基础扩展和深化工作，从而推动事业发展，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提高，进而实现“从‘1’到‘10’”。一般来说，前者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大于后者，因为前者代表状态的质变，确定了后者的基础和起点；后者只是量变，其发展受制于前者所规定的内容和方向。“从‘0’到‘1’”过程中切入点或突破口的选取，既要在当前的工作中相对简便易行，符合实践发展的整体趋势，又能在后续成为工作持续推进的良好基础。由于历史档案的自身性质和条件，历史档案开放审核乃是档案开放审核“从‘0’到‘1’”、由整体不理想迈向逐步理想这一进程的焦点，推动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先行成为打破我国档案开放被动局面的机遇。本文提到的或可处于“先行”地位的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其认知预设、实践取向和作为“异化的谨慎”的档案开放审核是具有本质差别的。它的行动逻辑在于开放数量尽可能多而非尽可能少，开放速度尽可能快而非尽可能慢，关键在于推动大量处在“可开可不开”模糊状态的历史档案真正、完全、从速向社会开放。
1 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先行的必要性
当谈论一件事具有“必要性”时，往往很多时候意味着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迫切性”，对于历史档案开放来说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档案部门的社会“存在感”并未显著提高，甚至出现了档案馆的社会认同危机和数字时代档案工作者对自身的职业焦虑。这种现象的产生缘由十分复杂，但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将对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历史档案开放审核的先行开展，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历史档案的尽快开放，对这一问题的疏解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提升人民群众对档案事业的知晓度、满意度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而且因其实施相对容易，也是档案馆以经济、合理的方式彰显和体现自身社会贡献力的“关键一招”。具体而言，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先行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6]面对交织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明确强调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而历史档案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和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在响应文化强国战略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红色历史档案更是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民族发展、民族复兴中坚韧不拔的探索脉络，其蕴含的革命精神不仅能助力培根铸魂育人，更可与千百年来的中华文明源流一道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共同构筑红色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精神底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7]的明确要求，历史档案开放利用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重要途径。加快推进历史档案开放审核，推动更多的历史档案向社会开放，不但能在国内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助于传播中华文明的优秀内涵，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优势，更好地建构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在数字技术全面普及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2年5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18]。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深化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将成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落实的重要表征。在对中华文化的记载与传承方面，历史档案因其具备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当仁不让。历史档案是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必不可少的资源基础，档案部门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记忆宫殿”，更是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主战场的重要生力军。面对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数字化国家战略的指引，档案部门亟需抓住发展机遇，加快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能够由公众方便地加以利用，进而更充分地实现数字化加工、多维度叙事，使丰富的历史档案实体依托自身资源和平台优势，在回应国家战略要求、满足当今时代需要方面具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1.2 实现历史档案的社会价值
美国档案学者T.R.谢伦伯格曾提出“文件双重价值论”，针对不同主体将公共文件的价值分为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历史档案因其年代久远多体现为第二价值，即对形成者之外社会团体、个人和组织机构的科学、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如果历史档案仅是保存在档案馆中被重藏轻用，那么它们具有的社会价值就难以实现。因此，加快历史档案开放审核速度和进度，让更多历史档案从档案库房中走出来、活起来，有助于更大程度实现历史档案的社会价值，展现档案工作作为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崇高事业的应有作为。
在不同情况和条件下，历史档案可因其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具有实现社会价值的不同路向。一是历史档案通过其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实现社会价值。历史档案中记录着时代变迁，尽管其中涉及的事件、政策、人物等已随历史远去而褪色，但这些记录的内容仍对当今社会存在影响。例如，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首访大陆时，大陆有关方面向连战馈赠其父母、祖父的档案副本作为礼物，其中以二史馆保存的其祖父连横的档案意义最为重大，档案记载了民国三年连横向政府呈文，要求将被强加的日籍改回中国籍[19]。这是历史档案随时间流逝对其中涉及人物的后代仍具有价值的典型案例。二是历史档案通过其历史性实现社会价值。正所谓“档案即历史”，历史档案的历史性也是历史档案价值实现的重要方面。
1.3 推动历史研究进一步开展
自古以来，历史研究和历史档案之间便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历史学者郑天挺指出：“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在研究历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首要地位。”[20]知名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说过，“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为了尽可能地呈现历史原貌，历史研究必须不断地探索、梳理和解释原始文献”[21]。历史档案借助其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的特点无可争议地成为历史研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资料。历史学者尽可能多地掌握和利用历史档案，不仅能助力历史研究的拓围，还有助于解决史学领域长期存在的诸多棘手难题。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全面抗战时期战史研究的展开需要多方面相关史料的支撑，历史学者杨奎松曾对1937年9月八路军发动的平型关战役进行考察和研究，然而受限于条件，涉及八路军和日军相关方面的详细史料在国内散佚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面临现实难题，难以在一些重要的微观史实如双方具体死伤数据方面给出准确判断。突破这一困境的契机来自日本政府一项推动档案开放的决定——建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通过该中心公布的由日本防卫厅保存的历史档案，人们可了解到日本在华“驻屯军”及各辅助单位的组织人事、战时月报、战斗详报、战果表、伤亡册等档案资料[22]。这些历史档案的开放帮助历史学者深化了对平型关战役经过、结果的史实性研究，形成了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诠释和叙述，促进了全面抗战时期战史研究的开展。
除此之外，历史档案开放对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近些年，围绕革命烈士刘胡兰的牺牲原因，错误传言甚嚣尘上，某些声音错误地声称是乡亲们在武力的逼迫下导致了刘胡兰的牺牲。这些不实之言曾引起普通民众认识上的混乱，直到山西省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和公布了一份关键性历史档案，即杀害刘胡兰的真凶——阎锡山部队军官张全宝伏法前的供词，迅速澄清了历史事实。可见，在历史虚无主义散布错误的历史观念、歪曲既定的历史事实、抹黑历史英雄人物等行为面前，历史档案开放为还原真相提供了可信的参考材料和细致的复盘线索。这种凭借历史档案维系历史真实、维护历史尊严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23]。历史档案向社会的开放，不仅能有效地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同时还为史学研究者们再现历史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我国历史档案馆藏浩如烟海，随着时间远去，早已有相当部分历史档案具备了向社会开放的资格。然而，当历史学者到档案馆查阅利用历史档案时，仍然经常得到历史档案尚未完成开放审核而不予提供的答复。历史研究的开展需要全面、大量的历史档案作为基础，历史档案开放审核的滞缓使得历史研究中的新观点、新方法难以凭借足够的新史料酝酿成型，得以印证，容易加剧历史研究反复炒冷饭的同质化局面。在我国历史学者之间广泛流传这样一句话：“研究者们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24]当然，尽管矛盾客观存在，未必一定无法调和，但这充分证明了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加快步伐的迫切性。
2 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先行的实施条件
2.1 历史档案较少需要解密
涉密档案的解密是档案开放审核过程中常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其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解密审核和档案开放审核二者主体责任的划分不明确；二是涉密档案解密和档案开放审核涉及不同部门，监管制度衔接不通畅；三是相关规定较为模糊，缺乏针对性指导和配套的流程设计。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各级档案部门普遍面临到期档案解密和划控工作难以推进的局面，档案安全保密与开放利用矛盾突出。目前,我国对档案解密审核还未有权威、公认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解密审核主要是指对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产生的标有绝密、机密、秘密等国家秘密标志的档案进行审核，判定是否解密的工作[25]。
可以发现，大部分历史档案并不属于这一表述中的解密审核对象，故从理论上来说，这部分历史档案本身无关是否解密的问题。当然，不排除可能存在少部分历史档案由于涉及政治安全、个人隐私等原因被设置了密级，贸然开放这部分历史档案可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笔者了解到，一些综合档案馆保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的红色历史档案确实存在着保密的情况。但是，大多数历史档案并不涉及这一问题，而且由于形成年代久远，所记载的人、事、物早已脱离现在的社会环境，时效性逐渐降低。根据档案机密递减律，历史档案内容的敏感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逐步递减，开放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提高。因此，和现行档案相比，历史档案涉及解密审核的数量更小，在开放审核工作中面临的来自解密方面的冲突困难相对更少，正式开放后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可控影响也较小。在守住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安全这个不可逾越底线的前提下，历史档案较少需要解密的特征为开放审核先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2.2 历史档案较少涉及馆藏增量
2020年修订颁布的新《档案法》将档案的封闭期限的阈值从30年缩短至25年，这是我国档案开放向前推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给档案开放审核工作带来了一定压力。例如，2021年某档案馆表示，按30年封闭期，目前正常进度是处理1991年形成的档案，但按25年封闭期，则应处理1996年形成的档案，而1992年至1996年的馆藏有35.6万件待审核，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26]。数据显示，2001年至2021年间我国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数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0%，开放档案数量年均增长率则低于8%[27]。开放档案数量增长率未能赶上馆藏档案数量增长率，而在已开放的档案中，最终真正完全实现获准由社会各界无障碍获取利用的数量更少。
可以看出，源源不断增长的档案馆藏量给档案开放审核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量，这里面既有档案“未能过审”的问题，也有档案“来不及审”的问题，而“来不及审”的问题显然与档案馆藏数量大小和增幅密切相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产生的现行档案，与现行档案相比，历史档案除专门负责保管的历史档案馆外，不仅馆藏存量一般逊于现行档案，同时还较少体现在馆藏增量上。首先，从社会层面的历史档案来看，历史档案的量级可被视为一个定值，属于存量档案；其次，从档案部门的馆藏来看，充实历史档案馆藏主要依靠定向收集或征集，除此之外便是档案部门已有的历史档案馆藏，而定向收集或征集而来的历史档案，与依靠常态化归档接收而来并源源不断增多的现行档案相比，数量自然相对有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档案的馆藏增量要远小于现行档案的馆藏增量，这也意味着历史档案开放审核的数量压力要远小于现行档案开放审核的数量压力。面对这一有利情形，积极尝试调整和优化档案开放审核工作重点，将历史档案开放审核适当置于档案开放工作的优先地位，提高历史档案开放量和开放率，进一步满足社会对历史档案的利用需求，成为档案开放工作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
3 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先行的推进策略
所谓“先行”，意味着工作日程的相对优先，它要求历史档案开放审核需要在现有基础上适度放宽标准，进一步提升开放审核速度，不断扩大历史档案开放范围。笔者曾在先前的研究中提出：“我国目前历史档案开放工作能见度相对较低，有待得到更充分的关注和研究，适当加快实践步伐。”[28]历史档案开放审核也应追求快审快开、应开尽开之效，为档案开放审核整体推进提供先行先试的有益经验。具体而言，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先行可以从实施主体、实施工具、实施组织三方面探索开展。
3.1 实施主体：探索建立构成适度多元的开放审核咨询议事机构
目前，我国多数综合档案馆并未设置旨在指导、监督档案开放审核业务开展的专门机构，而主要将开放审核作为所属业务部门职能的组成部分[29]。即使部分地方档案馆设立了档案鉴定委员会，如上海市档案馆档案鉴定委员会等，但鉴定委员会的成员类型较为单一，一般以档案馆工作者和档案专家为主，做出的开放决策仍主要体现档案部门的立场。档案开放审核常因涉及专业知识判断及多方面利益博弈而呈现出复杂化特点，因此建立构成相对多元的开放审核咨询议事机构较为必要。
具体到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可适当增加历史学者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开放审核咨询议事机构中的比例,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历史学者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历史档案的高频利用者，往往对相关历史档案的形成背景、文献特性、流传脉络及内容特征等具有独到的理解。借助这一机制，档案部门工作人员可充分听取历史学者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历史档案开放的意见，进行广泛协调和沟通，科学确定学术界迫切要求开放的历史档案种类和范围，并以此为依据判断实施审核的优先次序。第二，充分考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历史档案开放的诉求，并且在历史档案开放审核结果中有所体现。一般情况下，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从研究与利用需要出发较多会赞成开放历史档案。积极倾听他们的建议对扩大历史档案开放范围无疑是有益的，至少有助于听到社会各界普遍迫切要求更广泛地提供历史档案的呼声。毕竟从根本上来说，“人”是历史档案开放审核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相对于档案馆的工作者，外部力量往往能提供一种迥异其趣的开放性认知思路。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咨询议事机构有望在平衡多方利益诉求上扮演积极角色，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安全的前提下，引导开放审核资源向社会利用需求多、急、切的历史档案倾斜，推动开放审核标尺适度放宽，提升历史档案开放数量和速度。
3.2 实施工具：以档案内容识读为切入点强化数字赋能
现阶段,档案开放审核主要依靠人工力量逐卷、逐件、逐页阅读档案，而有限的人力在数量庞大的审核对象面前难免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档案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开放审核延迟了开放时间，开放审核速度远远滞后于社会利用需要。如今，数字技术为提高人类社会的工作效率带来突破性帮助，《“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更为广泛，信息化与档案事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的目标。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为档案内容的识别、挖掘与分类整合提供新的可能，通过传统人工审核积累的关于敏感词、语句情感、分级划控等的案例，可为机器学习提供训练素材，进而开发和完善智能辅助开放审核系统，促进档案审核进度加快。目前，国内已有综合档案馆开展了相关尝试，如江西省档案馆运用关键词匹配与数据挖掘技术，构建由递进式辅助开放鉴定双模块、算法模型和档案知识库组成的辅助档案开放鉴定模型[30]，这些模型在准确率和精确率上取得理想效果，可为提高开放审核效率和质量提供助力。
档案开放作为档案工作的重要环节，亟待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积极借助新技术、新方法缓解开放审核工作面临的人员不足之困，而数字赋能的重点之一正是历史档案的开放审核。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可以借鉴上述先进经验，以内容识读为关键点，尝试采取先利用智能技术对历史档案进行初步筛查，剔除确定含有不宜公开信息的历史档案，再通过人工力量实施简单复审的模式，提升历史档案开放审核数量。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追求数字工具功能的完备性、精确性和适应性固然重要，但是并不意味着技术上的缺陷必然成为在历史档案开放审核中拒绝使用的合理理由。即使是发展得尚不够成熟、先进的数字技术，也同样可能有机会为历史档案开放审核提供支持。与现行档案相比，一方面，历史档案由于时间久远和异体字、繁体字的大量存在，机器识读的精度更低，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档案的特点，其内容敏感度远低于现行档案，因而没有必要像现行档案开放审核那样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操作方式，对内容识读精度的要求也就不必如现行档案那般严格。针对这一情况，档案部门可综合运用各类数字技术，对历史档案内容进行宏观和整体把握，实现除针对较少部分历史档案“设路障”外，其余均“亮绿灯”予以开放，真正以“快审”助推“快开”。
3.3 实施组织：探索实行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压力试点”
面对我国数量庞大且各有特色的历史档案馆藏以及各地尚不平衡的档案馆事业发展程度，直接在各地全面部署推进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工作是存在一定难度的。为此，可尝试选取部分有条件的档案部门实施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压力试点”，在实践中不断梳理和发现问题，随时在工作中动态调整，在总结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将历史档案开放审核作为档案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进一步推广。
所谓“压力试点”，关键在于在政策上进行开放审核“压力赋予”和“思想松绑”，不仅为综合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开放设置相对明确、硬性的工作标准，还要使档案部门从对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策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被追究责任的顾虑中解放出来。为此，可以尝试实施一系列配套举措：第一，人为划定开放量工作指标，如参与试点的综合档案馆在5年或10年之内，每年开放审核完成后准予开放的历史档案数量需要多于前一年开放量的5%或10%，确保历史档案开放量逐年递增、速度逐年加快；第二，强化对历史档案开放公示告知制度的执行督导，如公开历史档案开放审核程序及分项赋分明细表，定期公布已完成开放审核的历史档案实体数量和目录，提供开放审核过程图解与审核人员组成名单及决定开放或封闭历史档案的具体依据等；以此为基础，上级机关和社会公众可根据档案部门公布的信息判断历史档案开放审核工作是否达标，通过法定渠道实施必要的监督；第三，适当放宽开放历史档案的追责尺度，如档案馆严格依照法律及工作程序开放历史档案后仍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需要审慎判断不良影响来自哪一方面、属于何种性质，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三个区分开来”，把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以及在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出现的失误错误、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工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区分开来，并在尽可能合理的条件下，减少对档案馆在开放历史档案工作中主体责任的不必要追究。这有助于扭转档案馆因害怕承担“无限责任”而在历史档案开放中不作为的封闭倾向，使其放心做出开放档案的审核决定。总之，“压力试点”一方面旨在给档案部门“压担子”，另一方面以监督机制的贯彻落实和免责放权的推进为支撑，为历史档案的更多、更快开放营造良好的环境。
4 结语
历史档案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还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脉络的关键。开放历史档案意味着为包括史学研究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一扇探寻历史真相的窗户，可以为人们参与历史对话、构建集体记忆提供条件。而从我国档案开放工作的自身发展来看，历史档案开放先行同样是突破我国当前档案开放困境、满足社会各界对于历史档案更广泛利用需求的有效途径。在推进历史档案开放先行的进程中，档案馆作为历史档案的保管者、守护者，肩负着重要的主体职责。如何在统筹档案领域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实现历史档案应开尽开，对于档案馆来说是一项充满挑战而又遍布机遇的任务，同时也是新时代推动我国档案事业创新发展的不二契机，值得加以推动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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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7ZDA200）。
【作者简介】陈永生（1961—），男，汉族，广东湛江人，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历史档案整理与开发利用、档案信息化；王沐晖（1995—），女，汉族，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开放与利用；詹逸珂（1997—），男，汉族，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