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展现价值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

　　文/朱江

　　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一1907）”（以下简称“大生初期档案”）系该馆近万卷张謇与大生档案的核心部分，2002年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22年11月26日在韩国安东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大生初期档案共205卷，形成于1896一1907年，内容涵盖创始人张謇筹建大生纱厂到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全过程，涉及企业的经营管理、承担社会责任发展现代教育慈善事业等方面。大生初期档案记录了大生纱厂的崛起之路，向世人揭示了大生纱厂开创的一条企业家不仅追求利润，而且关心改善社会状况的全球趋势的新途径。

　　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过程

　　大生初期档案《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申报书的概述部分指出，状元实业家、社会改革家张謇于1895年创建的大生纱厂是中国及东亚棉纺业萌芽期的龙头企业。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与运营，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智慧与世界先进技术设备、企业组织形式相结合的硕果。大生纱厂投资兴办新式教育和慈善机构，承担社会职责，是张謇“以人为本”的儒家经济伦理“现代性转化”的“跨亚洲性”实践。

　　概述部分强调大生纱厂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棉纺织业的地位，指出大生纱厂在中国传统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其成功运行为张謇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评委Andrew Henderson致信南通市档案馆，表示需要了解世纪之交工业化和企业家的总体情况，并提出了3个问题：一是在什么意义上讲，张謇是一位开创性的人物，或者换个说法，他是最成功的一个，还是只是当时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二是张謇由仕入商之路是特殊的，还是特定时代儒商人物的通途？三是张謇的儒家背景如何与申报书提交的5个核心要素相联系，包括股份制和其他显然来源于西方的要素，提名人是否声称这些要素是受他的儒家伦理思想启发的？

　　笔者认为，Andrew Henderson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涉及对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地位的评价，张謇作为仕绅投身实业的意义，以及张謇的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生产之间的关系。经过咨询专家意见，南通市档案馆对Andrew Henderson的问题进行了答复。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复书认为：在经济意义上，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后连年获利。张謇以棉纺织业为起点，按照产业配套的需要，发展为大生资本集团。张謇与大生资本集团，探索出优先发展“棉”“铁”，轻、重工业并举，渐次发展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进而实现技术创新的中国“自主式”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基本合乎世界工业化的一般历史进程。在社会意义上，张謇弘扬《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髓，在创办大生资本集团的过程中，创造出工农商业互补、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城市布局合理的中国城市近代化、乡村市镇化的“南通模式”。张謇在南通建立起一个以师范教育为基础，纵向上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4个层面，横向上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特殊教育4个方面的地方教育体系。张謇又在南通积极创办新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场、残废院、栖流所、济良所等慈善事业，其种类之多，覆盖之广，设施之完善，服务之周到，赢得社会广泛赞誉，也使南通成为当时中外人士交口赞誉的“模范县”。因此，无论是兴办实业的数量和成效，还是在兴办实业基础上倡导教育和慈善事业，进而推动地方社会进步方面，张謇都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企业家，没有同样的第二者。

　　对于第二个问题，答复书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清政府开始投资兴办现代工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官员或者拥有功名的士绅参与了这些企业的创办。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鄙视、抑制商人的传统，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哲学中，有着更为深入的体现。直到1895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在中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接受了儒家系统教育的士大夫心目中，从事与工业、商业有关的工作仍然是不体面的。与此前参与工商业经营的士绅不同，张謇的地位更高，其影响力也更大。张謇获得了状元头衔，这意味着张謇是中国最顶层精英中的一员，而此前从事工商业的士绅从没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张謇投身于现代工商业的创办，其影响力和给精英人士带来的冲击力，也是此前的士绅们无法比拟的。

　　对于第三个问题，答复书认为：大生纱厂创制的近代企业标准，如股份制、先进技术、优化管理、企业规模扩张、社会责任5个核心要素中，其根本和贯穿始终的是“社会责任”。张謇努力办好企业，通过企业赚到钱，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和改变社会面貌，通过企业赚钱来办教育、开民智。为了企业能够赚到钱，他采用股份制、先进技术、优化管理并不断扩大企业规模，这些都是他担当社会责任的体现。大生纱厂5个核心要素的来源，既是张謇受中国儒家伦理启发的结果，也有他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管理和技术的原因，是他融合了当时他所了解到的西方企业制度与传统中国的儒家道德哲学、商业习惯的产物。19世纪末，中国人了解到的西方企业制度还比较有限，当时中国基本上没有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法学思想的输入，对于西方企业制度的学习主要来自新闻媒体、翻译书籍的介绍，以及对在中国开办的外国企业的观察和模仿。在这5个核心要素中，有些是更多地学习和模仿西方的结果，比如先进技术、优化管理：有些则是更多地借鉴了传统中国的商业习惯，比如企业规模扩张;有些则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儒家传统道德哲学，比如社会责任。张謇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种企业制度有其独特性，也更容易为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所接受。

　　大生初期档案的世界意义

　　张謇在筹备大生纱厂伊始，客观上就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的著作《棉花帝国》提到，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面对进口棉纺织品对国内手工业的压力，有着建立工业经济的愿望，巴西、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寻求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的办法。《棉花帝国》以张謇作为中国的例子时写道，张謇对大量棉纱和棉布进口表示关切，特别在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建立外商独资棉纺厂的规定之后，他主张国内工业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在自己的故乡南通建立了纺纱厂。

　　仲伟民在《棉花帝国》的中文序里评述说，棉花产业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摇篮、杠杆和跳板，而且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还主导了世界贸易，与茶叶、鸦片、咖啡、糖、瓷器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比较，只有棉织品才是真正全球性的商品，只有棉织品才引致了生产与加工环节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只有棉织品能够调动全世界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大生纱厂生产的原料是棉花，出品是棉纱，市场在已经对外开放的区域，由此面对的竞争是全球性的，想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充分依托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与世界接轨程度最深的城市——上海。按照《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的说法，“上海一直紧随着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的现代世界经济的消长盛衰而上下起伏”。大生纱厂所需的资金、物料、技术和人才，南通都匮乏，张謇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全部具备这些生产要素。张謇通过上海连接了世界，采用外国先进的设备、管理经验，聘用外国工程师，选送学生赴日本工厂学习，对大生纱厂乃至南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张謇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与世界接轨，更主要的是他将融入血脉中的儒家伦理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期，张謇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互通中，开启了企业家参与社会、改良社会的新路。

　　2022年10月5日，笔者收到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执行秘书长Linh AnhMoreau的电子邮件。Linh Anh Moreau告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下属的注册委员会对于大生初期档案的申报书提出3点修订建议，并表示在申报单位即南通市档案馆提供更多信息后，将大生初期档案提交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大会表决。Linh Anh Moreau在邮件中对大生初期档案的总体评价是：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是实业家张謇在创建和管理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形成的，是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反映。这种社会转型的经历并不为中国所独有，也为东亚邻国所共享。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作为这些经历的历史记录，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从一名士绅到伟大的企业家的转变，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和价值体系的变化。

　　在Linh Anh Moreau转达的3点修订意见中，第一点就是建议在申报书中加上一段话：“大生纱厂开创了一条企业家不仅追求利润，而且关心改善社会状况的全球趋势的新途径。”这句话是大生初期档案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大生初期档案揭示了大生纱厂的成功是张謇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与西方近代管理模式及生产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应当为全世界更多的人所认识，成为世界的共同记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

　　责任编辑：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