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档案学——高校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系列观察之二

　　高校不同学科间似乎有条无形的“鄙视链”，相较于理工类，偏文科的专业往往被认为“注了水”。档案学便被误划入此范畴。如何澄清“水专业”这一误读？专业研究如何赋能业务实践？如何坚守价值内核？来看观察——

　　课堂魅力：不是“水课”，是“宝藏”

　　一名档案学专业学生对信息技术类知识的需求有多强烈？

　　山东大学档案学专业教研团队告诉你答案：在860名受访学生中，58.60%将之视为自身最需要提升的学科基础知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历史、人文类学院背景的档案学专业学生，选择此项的比例高达94%。

　　目前的课程设置能够满足学生的强需求吗？据统计，各高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主要分为3类，分别是数据治理方法类（如数据结构、数据分析等）、计算机基础方法类（如Python、数据库编程与应用等），以及基于两者的档案领域应用类（如数字记忆构建的理论与方法、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等）。在开设档案学本科专业的34所高校中，76.47%开设了以上3类课程。

　　学生上台写代码，老师在旁辅助指导，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夏天讲授“数据结构”课程时的寻常一幕。2022级本科生袁超修读了这门课。

　　“学起来累，但获得感强。”期末考试时，他卡在最后一题，一步步分析后越想越明白，最后十分钟发现考察的是“递归”这一知识点，虽然时间不够没能答完，但感到“学通了”。

　　即使高中学理科，还参加过信息竞赛，有技术基础，这些课对他来说难度仍不小。可想而知，对缺乏数理基础的文科生来说，更是巨大挑战。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要走技术路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牛力长于技术，但在带团队的过程中，并不要求所有人都擅长技术，“有的成员思维敏锐，有的擅长分析，重要的是让他们各展其长”。

　　专业分流时，和袁超一同选择来到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共有31人，其中15人就读档案学专业。虽然分成两个班，但课程互通，且一起排名。就其“体感”而言，学院提供的课程质量高、效果好。选修非技术类课程的同学，一样有实打实的收获，“有的同学选了杨文老师的‘文书学’，本以为内容浅显，没想到里面大有门道”。

　　杨文在去年获得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课程思政说课大赛二等奖，“文书学”是他的拿手好课——

　　“今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学校拟举办主题论坛。你认为，应邀请哪些方面的嘉宾参会？请任选一个角色，写一篇致辞。”类似这样的场景化训练，是课程的主旋律。

　　通过结合时事热点进行场景设计，将专业学习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并借助具体任务的练习，使学生掌握公文写作方法，是教学内容的精心设计。不止于此，他还不断对教学方法和课堂设计进行迭代。

　　“是课后再布置作业，还是先布置作业再授课？”他斟酌再三，选择了后者。这样做有3重好处。第一重，学生独立完成作业，需要对知识进行检索、挖掘、整合，激发探索欲。第二重，课堂上有针对性地授课和交流，增强对知识的领悟。第三重，一一分析每份作业的标题、结构、逻辑、表达，让学生精准找到问题所在。这样体系化的训练，也难怪选课同学称之为“大有门道”。

　　技术赋能：科研与业务双向互动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氤氲着离别情绪的6月，安徽大学“毕业生照片墙”的访问量大增。通过“高校历史照片档案智能编研系统”，为校友们提供毕业照查询服务，只需指定年份和专业，独家毕业记忆就可呈现眼前。

　　这只是该系统的一项小功能。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对安徽大学所藏22万余件历史照片进行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实现了历史照片档案的故事化开发与叙事化呈现。这一成果获得2020年度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牛力是项目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他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跨界”来到档案领域。摆在其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快速度过专业“陌生期”，将自身技术优势与档案专业深度融合。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档案开放审核研究系列项目，是强有力的“催化剂”。

　　开放审核有一组内在矛盾：一方面，训练模型需要“投喂”大量档案数据；另一方面，我国综合档案馆呈分布式布局，资源互不联通，数据量不足。也就是说，矛盾点不在于技术能不能实现，而在于要对档案工作管理运行机制和方法加以调适。“我们感到，有必要探索全国开放审核工作‘一盘棋’机制”。

　　“一盘棋”机制逐步深入：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联合福建、山东、河南、四川4家省馆和青岛市馆申报的智能开放鉴定项目被国家档案局获准立项。2023年，其联合13家各级综合档案馆申报的档案开放智能审核研究项目获批国家档案局年度重点科技项目。

　　两个项目一脉相承：通过共享敏感词库和技术平台，推动解决中西部地区县级综合档案馆人手不足、基础条件偏弱的问题，从而为全国范围内档案开放共享提供支撑。

　　推进中，项目组遇到了新的痛点：开放审核鉴定标准不一。如何提高量化程度，统一标准尺度？他们在与业务实践者的深入沟通中思考解决之策：对每件档案的敏感点、敏感分类、敏感原因进行标注，供人工复核参考。目前，成果已经在辽宁省馆、天津市馆等部署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外界看来，档案工作颇为基础，技术含量不高。但深入进去，会发现别有洞天。正如牛力切身感受到的，“业界对档案业务管理、技术、服务等需求需在理论层面进行突破和创新，科研界的理论设计则需在业界实践中验证和修正，两者的良性互动推动档案教育、档案科研和档案工作阔步向前。”

　　牛力的“跨界”并非个例，近年来，不断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进入到档案研究领域，带来新的研究气象。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为例，9名老师中3人有计算机专业背景。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2018年以来引进的青年学者中，4人具有理工科学习经历。

　　在数字赋能、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档案学正在经历数智化重塑。在跨学科的交融中，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张卫东的提醒意味深长：“档案学最需要坚守的，无疑是资源优势。对档案资源的理解、加工和分析，是其在数字化浪潮中的核心竞争力。”

　　专业特质：技术与人文完美对接

　　“我的专业会被淘汰吗？”淘汰之虞，揭示了技术提速带给各行各业的生存压力。

　　“我的职业会随着数智化技术的普及而消亡吗？”消亡之忧，暗含着对职业的不自信与不确定。

　　不必担心。作为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档案没有一刻停止过形成的步伐。与之同频共振、相得益彰的，是作为人类记忆守护者越来越重大的责任——

　　“时空不可穿越，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往去保存现在及未来所需的东西。销毁不可逆转，永远没有机会去找回那些曾经被认为‘无用’的拥有。”

　　“各种类型、层级的社会关系共同织就了交往网络，档案如同各节点间的连线。其价值会随着‘人’这个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或价值意义。恰到好处地认识连线之间的关系，才能合理顺畅评判一份档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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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系系主任、教授周林兴的课堂上，富有智慧和洞察的哲思活泼涌动。他引导学生们对“何为档案价值”作具体的情境化考察：不把档案看作“自我存在”的抽象之物，不用僵化的理论、观点、方法、标准去衡量，而是走进负载于其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档案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叙述”。

　　这一“叙述”充分吗？据《2022年度全国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3301个，馆藏档案117148.7万卷、件。测算下来，平均每家档案馆馆藏约35.48万卷、件。对馆藏量普遍较小的县级馆来说，远达不到这一水平。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每个县域常住人口规模为39.92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名居民拥有的档案数量不超过0.88个计量单位。

　　哪些人可能成为社会记忆的“空白点”？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冯惠玲关注到农民工建档问题。在发表于2015年的《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一文中，她表达了担忧：当这一群体离开家乡，农村不再有其生活痕迹，城市也鲜有关于他们生存状况的记录，那么，在思考社会转型问题时，就会出现盲区。

　　关注时代、扎根社会，这一专业品格转化为学生的具体行动。“Community Informatics”是袁超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在这门课上，他看到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等人群，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等区域在信息技术使用中遭遇的“数字鸿沟”。“课堂上，我们和西部地区的学生连线对谈，走出教室采访老年人手机使用情况，尝试新的无障碍技术……”对他来说，课程的最大意义是让他走出狭小的个人天地，超越对绩点、论文、学生工作等评价指标的关注，将目光投注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和更鲜活的身边人身边事。

　　投身档案学，便是将自己置身于时代大潮、社会发展中去追逐、去奋斗、去贡献。如何不“硬核”？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7月4日 总第4157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