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档案馆建筑功能布局的特点评析及启示

　　文/黄霄羽 张一

　　“收管用”是对档案馆功能的简明阐释。观之国外，一些档案馆功能较为丰富，布局也有新特点。继探究国外档案馆建筑外观特色及启示后，笔者再以功能布局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文献研究发现，2012年至今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综合档案馆的功能，有的学者认为档案馆具有公开现行文件和政府信息、提供民生档案查阅等服务功能；有的学者认为档案馆具备文化景观功能；有的学者认为档案馆具有文化教育功能；有的学者认为档案馆具备信息服务功能；有的认为档案馆具有包括文化传承、文化记忆、文化教育、文化休闲、文化创新等在内的文化功能；等等。整体看，我国学界对综合档案馆的功能已有较深入的探讨，但尚未从功能切入，探讨档案馆内部布局或区域划分的必要性或创新策略，更缺乏国际视野的参考。

　　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均着力于建筑空间设计，追求使图书馆成为继生活空间、工作空间之后的第三空间，即最佳社会空间。同为文化机构，我国档案馆或许也可在场馆布局上精心设计，通过内部设计体现和优化其多重功能。笔者借助文献、案例，通过网络调研，分析国外档案馆基于功能深化或拓展在布局上出现的新特点，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档案馆的功能布局提出参考建议。

　　国外档案馆在功能布局上的特点

　　笔者主要选择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家档案馆，也适当兼顾其他档案馆作为参照，分析其功能布局的设计思路。调研发现，国外档案馆基于功能的深化与拓展对场馆布局进行相应完善。

　　1.深化保管功能，增加数智布局

　　随着数字化转型，档案馆因保管对象载体变化导致保管方式更加复杂，也因此引入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以满足多种保管需求，需要调整布局设计，包括调整保管档案数字资源的库房布局、扩建用于档案数智保管的馆内用房等。

　　调研发现，国外档案馆为深化保管功能在场馆布局上主要呈现两方面特点：

　　其一，面对数字档案资源增长现实需求及时调整库房布局。国外档案馆过去主要保管纸质档案，进入数字时代，保管对象在存量和增量上均面临数字化存储的现实需求，因此调整库房布局是大多数档案馆必须考虑的。一方面，存量数字化使许多档案馆的库房存储面临巨大压力。如2021年在业界备受关注的美国国家档案馆西雅图分馆出售事件中，其建筑被拍卖主要是因馆藏数量巨大导致存储困难、维护费用奇高；而且100万箱历史档案被迫转移是因为历史档案数字化程度过低，导致库房容量难以满足存储需求。如要适应数智管理需求，该馆亟须进行的两大工作是批量数字化与库房扩容。另一方面，增量电子化大大改变了库房的条件和环境。如美国奥巴马总统图书馆的馆藏不再是传统纸质档案，而是基本转向数字档案，尤其以原生电子档案居多，其库房布局的要求相应改变。

　　其二，多数档案馆选择为数字化相关工作新设部门或场所，以数字化工作区的形式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智保管需求。在档案馆内开展数字化工作已不足为奇，但随着机构间协作程度、数字化的规模与难度等与日俱增，国外已有大量档案馆选择在馆内或馆外新建数字化工作区，以满足工作需求。如2021年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计划建设全新的数字化中心用于馆藏大规模数字化，配备修复易损历史档案等材料的专门设备，并由数字化团队与第三方供应商合作开展多项大规模数字化项目。由于档案馆功能角色日趋多样，以新建中心的形式调整场馆布局的实践屡见不鲜。如加拿大图书档案馆专门新建档案保护中心用于档案修复与存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在搬迁后，原有建筑专门用于公众来访和学术研究，形成利用与研究中心。不仅如此，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也都在数字化藏品、智能化转录等方面发展迅猛。如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档案转录，并在2023年年初成功利用该技术识别出馆藏档案中极具艺术价值的名人手稿，其中数字化部门功不可没。整体来说，数字化中心正成为许多国家档案馆及其他相关机构建设升级的新增要件，各馆纷纷选择新建或扩建数字化部门专门深化数智保管功能。

　　2.拓展服务功能，遵循社会化场馆设计

　　档案馆的服务功能已呈现拓展态势，主要体现为服务形式与范围已远远不止于提供查阅、复制等传统服务，档案服务呈现鲜明的社会化特征。国外实践表明，更加开放、包容的场馆布局与面向社会的服务内容往往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其一，国外档案馆开始新增文化休闲类空间或配套设施，提高用户满意度。国外档案馆大多接受文化休闲场所的新定位，甚至是市民作为业余时间小憩或阅读的静谧一隅。为此，国外档案馆的设计呈现更加亲民、便民、开放的显著特征。典型案例一是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该馆于2017年完成新馆建设后，保留旧馆专门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布置了阅览室、画廊展厅等活动空间，还新设“宪章咖啡厅”供公众观展后放松身心，并布置了许多无障碍设施等提供便利。典型案例二是英国国家档案馆，其新馆与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相毗邻，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档案馆在扩建后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文化休闲区域的布局，利用大厅内设有网咖、咖啡厅、书店和展厅等，为公众营造了悠闲和舒适的环境。

　　其二，国外档案馆开辟特定区域举办本国或当地官方主题活动，服务爱国教育功能。因档案是本国或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国家档案馆往往能为某些正式仪式或官方活动提供庄严的场所。如2022年9月，美国国家档案馆恢复了在馆内举行入籍仪式的传统，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国家档案馆指定区域内，对着美国宪法档案副本宣誓，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事实上，该馆近年来肩负这一使命，旨在发挥宪法档案所象征的国家权威意义。又如阿联酋国家档案馆常年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文化季这一品牌项目，通过在馆内开展公益讲座、学生知识竞赛、阅读活动等，增强本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和青少年的家国归属感。美国与阿联酋国家档案馆的共通之处是场馆布局充分考虑爱国教育的需求，开辟举办严肃仪式或官方活动的专门区域，既便于开展大型活动，又能够凸显国家档案馆具有权威性的特点。

　　其三，国外档案馆在新馆建设时注重场馆布局匹配服务社会化功能。近些年，国外许多国家的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主题公园等都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了交通便捷与环境友好。如马耳他国家档案馆选择将新馆建设在国家公园内，便于向公众开放利用。又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在珀斯文化区设置新的办公区和研究中心，将公共利用区域整体迁向该地区，拥有更加友好的交通条件；同时，地处城市中心建筑群和文娱中心，能为更多公民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事实上，国家档案馆的选址优势能够在同类公共文化机构的竞争中转化为服务优势，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促进档案馆主动开放场馆、向公众普及利用。

　　总的来说，国外档案馆功能布局虽各具特色，但增加数智保管功能、拓展社会化服务功能是共同优势，也是国际潮流。

　　对我国档案馆新馆功能布局的启示

　　梳理国外档案馆功能布局的特点和经验，旨在为我国档案馆新馆建设建言献策。国外建设实践的特点可为我国档案馆功能布局的设计思路提供3点启发。

　　1.借鉴多中心布局的设计思路

　　多中心布局的场馆设计不仅有助于场馆用地的充分利用与规划，还有助于推动中央级档案馆功能的全面实施和深化，促成实现“文化强国”“数字中国”的美好愿景。

　　目前，我国综合档案馆仍较多采取“一馆通收”式的场馆设计，集保存、管理、数字化、利用服务等多项功能于一座建筑，但因档案库房、业务与技术用房等占地较多，造成可供公众利用的服务用房等空间有限。对于很多综合档案馆而言，其馆藏价值珍贵、密级较高，出于确保档案安全的考虑，可能会进一步压缩馆内服务空间。而事实上，近几年国外档案馆逐步呈现“多中心布局”的设计思路，这一思路可为我国综合档案馆从“重藏轻用”向“藏用并举”的转型提供参考。

　　笔者建议，在我国综合档案馆新馆建设中通过“多中心布局”的设计思路，兼顾保管与服务功能，在新馆内布置多建筑群或多工作区，分别实施档案馆多项功能。

　　首先，新建档案馆时可针对日益复杂化的保管功能设置独立建筑，实现档案库房的多功能建设。一方面，独立设计库房有利于保管数量巨大的历史档案馆藏。珍贵历史档案的修复、存储、数字化是一系列大型工程，需要较大的空间与配套设施设备，单独设置库房有利于为其部署相关工作环境。另一方面，独立库房有利于为今后归档的原生电子档案提供保管条件。单套制是电子档案管理的趋势，未来将有大批原生电子档案被移交至综合档案馆。独立库房有助于调整其需求空间。

　　其次，根据多中心布局思路可考虑单独设置更加开放的公共服务区。档案馆的服务内容、形式和方式愈加多元丰富，我国日益重视民族文化、革命文化等的展陈、传播，强调国家记忆的留存与推广，这是对综合档案馆拓展服务功能的现实要求。此外，为追求更加交互式、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档案馆可配备影音、声光功能兼具的服务设施作为硬件基础，如小型影院或互动展厅等。可设置独立的服务区专门用于部署这些设施设备。

　　再次，有条件的综合档案馆可考虑利用自身的场域优势，在馆内部署大型数字化中心，可考虑与相关文化机构共同建设使用。随着信息存储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不断变化，以图书馆、档案馆等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衍生出本馆特色的信息服务功能，以数字人文为兴的有关机构也已启动文献遗产的数字化工作。从国家与民族记忆构建的层面上看，我国的部分综合档案馆既具有建设数字中心的场域条件，也具备与图书馆、相关高校或研究机构等合作的条件，多机构联合有助于整合人才、经验与资源，能够进一步助力综合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提速发展。

　　2.部署多功能属性的存储环境

　　按照现实需求适当调整档案馆存储的空间与条件是确保档案馆实现安全保管功能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有利于档案馆具备长期或永久保管馆藏的基本能力。

　　我国目前已逐步落实“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的档案数字化发展战略，对于综合档案馆，现有海量历史档案与今后进馆的原生电子档案是档案馆存储的两大目标，应分别考虑其保管需求，并考虑存储环境的多功能性。如纸质档案既要以数字态完成数字环境管理利用，又要维系原始模拟态，保留历史意义；影音档案等也既要妥善保管好存储载体，又要及时地开展数字化以保留其情报价值；生成于各机关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原生电子档案更是兼具严格保管要求与丰富内容价值。在新馆建设过程中，档案馆可以参考国外经验，根据多载体类型馆藏的现状部署多功能的存储环境。

　　笔者建议我国档案馆在进行库房的布局设计时，综合考虑基本的存储性与进阶的可开发性双重功能。

　　一方面，库房设计应能够为近年来所有载体类型档案提供基础的保管功能。尤其是在数字化背景下将有更多载体类型的档案生成，相应提出更高的技术维护要求。数字化进程中，档案内容、管理软件、数据库系统等需转化为以磁盘、光盘、磁带等为载体的电子档案。随着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展，电子档案的保护与延续也将成为库房设计中不断增长的一大需求。因此，容量需求不断增长、电磁等防护需求不断更新、温湿度条件日益严格等都是档案库房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库房设计还需考虑为未来激增的电子档案安全保管提供长足稳定的存储空间与条件。

　　另一方面，新馆建设可适当考虑除保管外库房的其他可开发性功能，如设置一间专门用于对外展示的参观库房，开展档案保护技术科普教育或交流学习等。对于大多数库房而言，其严格的环境条件使其在布局上更加注重安全性、隐蔽性，导致这类用房略显单调、冷清。哥伦比亚国家档案馆建筑曾被认定为该国文化遗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库房与其他相邻用房间既有空间交流、也有视觉统一。例如采用其他用房“包围”库房的“中心式”布局方式，将其他各类用房布置在库房周围，从视觉上尽量多地保留开放空间。另外，在确保档案内容与实体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开放修复操作间或设置专门用于展示的密排架区域，可促进库房的多功能实现。对于档案部门，可将档案馆的库房视作最高水平的专业交流平台；对于利用者，可通过近距离观察档案库房直观了解档案文化；既可展示本馆的馆藏特色与专业技术，又可作为对外平台，宣传党与国家重视民族历史、不忘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借档案之声传递包容、谦谨、友善的大国形象。

　　3.开辟多适用情境的服务空间

　　国内档案馆已有在服务空间上进行丰富创新的实践经验，可从中借鉴档案馆开辟多情境服务空间的建设思路。笔者建议，档案馆可在布局上适当扩张服务空间以开展多适用情境的档案服务。

　　一方面，新建档案馆时可引入多种科技手段，日常面向社会各界深化爱国主义教育。以技术赋能提升档案服务质量、强化服务效能在国内外均有较为成熟的实践成果。对于我国综合档案馆而言，更应充分利用技术、深挖技术赋能。以馆藏内容主要为革命历史档案的档案馆为例，可在馆内布置小型影音档案放映室，播放保留完整或修复成功的历史影像，从而吸引各年龄段群体来档案馆探寻革命历史；或利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生动再现历史画面或人物声形，使利用者直观体验故事场景。引入科技手段旨在以多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灵活促进爱国主义教育“润物无声”。

　　另一方面，综合档案馆可开辟独立空间或准备活动预案，专门用于特殊节庆或其他重要场合，借助馆藏宣传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如举办国际政治文化研讨、重要外事交流、党史学习教育等。如中央档案馆保管着党和国家珍贵历史档案，记录了党和国家艰苦奋斗的发展历史，因此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基于此，中央档案馆可将本馆最具代表性与知名度的珍贵馆藏作为形象表征，并开辟专门活动区域用于国际政党交流、民主党派或其他民间组织访问等政治活动；或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内外高校等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议、成果展示等文化活动。总体来说，综合档案馆要紧密围绕其象征党和国家形象的特点，提供档案服务、彰显大国风采，这是新馆建设中应突出强化的特色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各级综合档案馆保管着我国珍贵的档案资源，其馆藏内容能直观展示党和国家在峥嵘岁月中留存的宝贵精神财富。基于此，新馆建设既需考虑其数字化环境下保管需求变化，也需从新时代的创新视角审视其不断拓展的服务功能。为此，笔者通过梳理国外实践，为档案馆的功能布局设计提供思路参考，一是借鉴“多中心保管”的布局思想，实现我国档案馆“藏用并举”；二是部署多功能属性的存储环境，使不断扩增的各类馆藏得以安全管理，使库房成为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档案馆“心脏”；三是打造面向社会多领域的服务空间，强调档案馆有资源、有场域、有能力，能够作为功能多样的交流与宣传平台促进主流文化传播、弘扬党和国家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我国档案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ATQ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赵淑梅，朱阔.对21世纪综合档案馆服务功能拓展的思考[J].北京档案，2012（6）.

　　[2]王萍，王小伟.基于公共空间定位的档案馆文化景观功能评析[J].档案管理，2013（1）.

　　[3]宋琦.档案馆教育功能的社会学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4）.

　　[4]魏思思.档案馆文化教育功能的拓展—从美国档案机构教学合作谈起[J].山西档案，2012（1）.

　　[5]张建.论档案馆、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J].档案管理，2015（4）.

　　[6]李财富，郑思聪.论档案馆的文化功能[J].档案管理，2016（1）.

　　[7]周林兴.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建构功能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7（4）.

　　[8]管先海，李兴利.档案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J].档案管理，2020（1）.

　　[9]王玉珏，许佳欣.档案馆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认同功能及其实现[J].档案学通讯，2020（3）.

　　[10]Clemons S A，Waxman L K，Banning J，et al．University libraries as thirdplace[EB/OL].[2013-10-04].http://www.ifla2009.it/online/wp-content/uploads/2009/06/Final.Clemons.pdf.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责任编辑：王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