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视角的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概览

陆璐

（吉林大学档案馆   长春   130012）

　　摘要：红色档案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珍贵遗产，在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的可开发利用性得到重点关注。基于梳理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现状及态势，从动机层面明确内外驱动力量；从收集层面丰富信息资源储备；从过程层面挖掘档案知识价值；从推广层面集成媒体平台合力。最后，对当前研究特点进行总结、对未来发展方向做出展望，以期为后续理论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红色档案；档案资源；档案开发；档案利用

　　0   引言

　　红色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标、数据文件、影音资料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载体。[1]红色档案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除去与其他文化资源的共性，还持内容生动性、形式多样性、保存分散性等特点。作为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资源，红色档案历来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其重要性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得到彰显。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力度，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建立四史教育专题档案资料库，传承红色基因。”[2]开发利用红色档案资源价值、打响红色档案品牌无疑成为时代任务。

　　为了回应“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号召，本研究基于资源视角探究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价值。通过对研究现状及态势的梳理，把握开发利用过程中开发者、红色档案、开发成果、推广媒介、接收者等主体角色定位，总结当前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特点，为后续的理论探索与实际调研做出铺垫。

　　1   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的可开发利用性

　　档案作为证据和记忆，支撑着我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联系，资源视角下的档案强调的则是可开发利用性。加小双将档案资源定义为“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形成并保存的可供开发和利用的各类决策、行动和记忆的记录总和”。[3]关于红色档案资源的可开发利用价值，学界已有诸多讨论，集中在历史凭证、思政教育、产业经济等方面。历史凭证价值方面，档案记载内容与现实存在的时间间隔赋予了其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的回溯性特征。[4]正是这份历史凭证性，使红色档案所承载的艰苦奋斗和理想信念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思政教育价值方面，红色档案可以为新时期党建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为青少年德育提供生动教材。[5]它的政治属性适应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之需。产业经济价值方面，红色档案所衍生的文艺作品、文化旅游是改善革命老区经济结构的有效手段。[6]通过红色档案为英雄城市注入文化之魂，又使得文化借助旅游事件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文化和旅游得以在大众普及与创新创意的双线发展中深度融合。

　　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社会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从开发者角度，档案部门一直以来担任档案开发的主体角色，但随着数字革命的推进，档案资源的开发不再满足于封闭的生产形态，多主体协调参与模式利于优化开发结构，[7]使实现红色档案科学持续的传播共享成为可能；从红色档案资源角度，它真实地镌刻着党的百年历史与光辉历程，蕴含着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爱国情感，[8]在理论、历史、现实维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开发成果来看，以书籍、报刊等形式为代表的文化产品旨在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借助创新红色文化元素增强文化自信、加强思想教育、促进经济发展[9]；从推广媒介来看，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优势，打破时间、空间与群体规模的限制已成为突破传播瓶颈的必然趋势[10]；从接收者来看，利用档案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帮助公众在红色文化的浸润下提升思想境界，[11]建立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

　　2   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概览

　　以“TI=（‘红色档案’+‘红色记忆’+‘红色遗产’）AND TI=（‘开发’+‘利用’）”为检索语句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数据采集时间为2023年11月29日，得到文献共233篇。考虑到文献时效性对参考价值的影响，对发表时间早于2013年的文献予以剔除，最终以222篇文献为研究对象。

　　2.1   发文量

　　由图1发文年度可知，国内真正开展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研究始于2021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价值的时代任务，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关键时间节点与“十四五”规划的印发，“红色档案”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概念。从发文量的增长曲线预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还将作为热门命题吸引研究者探讨新的发展路径。

图1   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2.2   文献来源

　　本文选取222篇有关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文献作为分析对象。197篇期刊文献中，83篇发表于档案学领域核心期刊，占比37.39%。对文献来源期刊进行统计，按照载文量降序排列得到统计表1。据表所知，以《档案与建设》《兰台世界》为代表的期刊对此论题高度关注，积极刊登研究成果，引领研究热潮，取得了较大的关注度与讨论度。

表1   文献来源统计表

　　作为最多选用红色档案开发利用题材的学位授予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占据总量的三分之一，从区域开发实践、综合档案馆、媒体媒介、文旅融合、社会文化、思政教育等方面开展研究。四份报纸号召对红色档案深度挖掘。

　　2.3   学科领域

　　从学科分布看，近60%的研究隶属档案及博物馆领域，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史、旅游作为重要价值的发挥场景也多被关注，考古、计算机、文化、新闻与传播等领域也少有分布。研究领域集中于档案馆、博物馆与红色档案多保管于此类文化事业单位息息相关，从业者得以积极抓住资源优势开展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加强与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史等学科的融合研究可以将红色档案视作思政教育的优质资源和生动教材传递正向的使命价值和责任担当，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初心使命。

图2   文献学科领域分布图

　　2.4   引文分析

　　引用半衰期用以测量发表时间较新一半的参考文献的发表年度，是衡量文件老化速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帮助快速判别某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对于参考文献的选用偏好。通过邱均平等在2008年提出的引用半衰期计算方法得到图3。[12]

图3   引文半衰期折线图

　　由图3可知，红色档案开发利用文献的引用半衰期总体呈下降趋势。发表于2015年的研究未引用任何参考文献不予体现。其它年度可根据半衰期数值分为2013至2019年、2020至2023年两部分，前者半衰期数值达到5以上，后者则稳定在3以下。2013至2019年，少有研究者关注红色档案开发利用领域，文献类型以理论研究为主，核心研究文献的适用时间长。2020至2023年间，研究成果数量攀升，引文半衰期数值随之减少，具备应用技术性研究的基本特点。数字技术革命为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方式和能力带来新的挑战，这要求研究者们不断更新自我知识结构，开辟科学创新的开发利用路径。于是，发表时间超过三年的学术研究的指导价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研究者们只有紧紧抓住数字革命浪潮，积极引入新视角、新技术为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注入灵感，才能使研究成果具备先进性和竞争力。

　　2.5   主题分析

　　2013至2023年红色档案开发利用文献主题聚类图（见图4）以“红色档案”等六个关键词为中心展开脉络。

图4   文献主题聚类图

　　①以“红色档案”为中心的模块包含“归集整理”“整合利用”“情景叙述”等关键词，对开发利用环节展开探讨。②以“红色档案资源”为中心的模块包含“广西”“常德市”“甘州”等关键词，总结区域开发成功经验。③以“开发利用”为中心的模块包含“社会记忆”“思政教育”等关键词，从社会教育层面探讨红色档案价值。④以“开发”为中心的模块包含“文商旅融合”“文化旅游”等关键词，试图实现红色档案与旅游经济的优势互补。⑤以“数字人文”为中心的模块包涵“知识聚合”“深度融合”等关键词，借助数字技术推动红色档案开发路径创新。⑥以“档案开发”为中心的模块包含“融媒体”“手机移动端”“互联网+”等关键词，构建融合新老媒体优势的传播体系。六个模块联系密切、互为表里。红色档案资源是处于体系的中心地位，为一切开发利用活动提供养料，各地区凝练的实践经验是推动力，数字人文等技术的加入保障档案资源得以焕发生机，传媒体系打破时空限制使红色档案最终得以融入公众生活。

　　3   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路径

　　资源视角下的红色档案开发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激发开发利用动机，其次在构建档案资源体系的目标下开展档案收集工作，再次通过多视角切换、多样化手段、多表现方式来挖掘档案价值，最后通过多媒体平台的集成优势传播立体生动的开发成果。

　　3.1   筹备阶段：明确开发利用动机

　　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是在解决当前实践问题的外在驱动和满足公众需求的内在动力下不断调整路径，实现红色档案资源的活化和可持续利用。

　　3.1.1   当前开发利用实践有待完善

　　顶层设计薄弱、开发力量分散、组织形式单一、编研成果乏力、传播缺乏导向等问题制约着红色档案价值的有效发挥。顶层设计层面，尽管以十四五规划为代表的文件强调利用红色档案协同育人，但在具体实施中常因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导致序参量权责不明[13]；开发力量层面，档案部门在传统线性开发全过程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公众只能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被排斥。[14]陈洪诚等以左右江开发过程为例，描述了馆际之间各行其是，[15]无法在合作目的下融合多机构的资源优势；组织形式层面，档案机构普遍只在门户网站上提供开发成果的名称、封面及内容简介，公众很难直接获取全文[16]；编研成果层面，线上展览罗列展品，线下展览图片质量差等问题使档案机构陷入开发成果“平面化”困境。[17][18]不仅内容上缺乏新颖性，效果上也缺乏感染力；传播途径层面，红色档案开发成果的线上传播主要依托电视平台及门户网站，新媒体运营效果差强人意。[19]

　　3.1.2   公众需求导向下的红色档案开发利用

　　红色档案开发利用转型需要深刻思考如何动态追踪考察并满足公众需求。对实践的反思是从外部视角揭示开发利用规律和趋势，只有外部实践视角与内部精神视角协同融合，内在意识与外部管理才能共同为开发利用工作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孙大东等在心流理论视域下将公众需求划分为三方面：激励公众求知的目标向度、推动公众主导的能力向度、反馈公众意见的过程向度。[20]尽可能保证公众接收信息服务过程中的参与体验。这一观点也可以在洪湖市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中得到体现，通过用户分层来践行以公众为中心的理念，将公众划分为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和中小学生，[21]分别引导他们直面红色精神的巨大感召力。胡焕芝以大学生为切入点，呼吁自觉转换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群体特点为参考，选择切合主体特征的口吻来提高信息接受度。[22]

　　3.2   收集阶段：丰富信息资源储备

　　红色档案中保存了蕴含伟大革命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据和信息，加强资源收集工作是打造新时代党性初心教育课堂的基础。面向公众的红色档案开发利用应明确收集范围，兼顾横向覆盖与纵向拓展，为多模态红色资源知识聚合提供底层信息资源支撑。[23]不仅可以通过馆际联盟等方式扩宽档案的来源渠道，还可以借助信息采集技术对互联网上的零散信息进行处理。

　　为了进一步明确档案收集工作重点，还需要明确红色档案的类型和特点。红色档案从载体上可划分为文本、图像、音视频、情景再现类、同媒体类资源。其中声像档案、口述档案和实物资源常为研究者重点关注。通过搭载媒体平台，声像档案得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承载巨大信息量，向公众传递生动的人物形象、富有感染力的红色故事。[24]口述档案在改善馆藏资源结构、填补断层记忆、生动组织方式等方面的优势使公众得以从第一视角融入故事。[25]实物资源常指遗址遗迹和烈士遗物，是发掘革命先辈红色故事的重要资源参考，对地方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建设也大有裨益。

　　3.3   开发阶段：挖掘红色资源价值

　　3.3.1   开发领域

　　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领域主要包含文化思政、旅游经济和知识服务。①文化思政领域，红色记忆的传承使集体记忆在转化为个体记忆的过程中完成了“二次诞生”，“大思政课”背景下的红色档案开发利用，通过记忆的唤醒、再现与共享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共情共享。[26]过程中不仅铺设真实的历史情景，还注重精神诠释，使红色基因在文化河流中被代代传承。在协同增效的顶层设计、互融互通的教学场域、凝聚多元教学三方面打造的多主体协同育人教育机制，[27]与横向合作机制和跨地区合作机制有机融合，[28]使红色档案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思政教育。②旅游经济领域，当前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都表明“文旅融合”为红色档案开发提供了重要契机。红色档案开发将资源转换成可被公众感知体验的产品与服务，反复构建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完成从依赖到认同的情感态度转变。为了保障这一过程，从沉浸式体现、故事化思维、交互式设计、IP链打造等维度增加公众对红色记忆的价值认同，切实盘活红色档案资源。[29]③知识服务领域，学界对利用红色档案开发成果提供知识服务已有尝试，翟乐等在广泛搜集红色人物档案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进行有序分类和整理，构建红色档案资源人物专题数据资源库。[30]付靖宜等则以新四军战事活动为着眼点集成多模态红色档案资源，关联革命英雄的个人事迹，展示相关事件的知识聚合。[31]

　　3.3.2   开发逻辑

　　红色档案的开发逻辑从叙事、场景、技术三个方面展开。①叙事。红色档案叙事是借助媒介记录再现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特定事件的过程和成品。[32]总体来说，红色档案叙事基本能覆盖开发成果，但叙事素材孤立、视角单一、结构固化等问题限制了传达效果。为了充分激发叙事表达价值，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完善法规标准、审核叙事成果、重构叙事表达等方面对开发利用效果进行保障和优化。[33]②场景。在红色档案的开发过程中铺陈场景是依据公众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服务的方式。孙大东等从文化场景视角通过戏剧性、合法性、真实性的动态组合创新红色档案呈现方式。[34]李姗姗等引入“记忆之场”概念，构建“点、线、面、场”的红色档案戏剧化开发模式，打造档案与记忆互相转化的红色生态。[35]兼顾红色档案生动重现与公众感官深度沉浸，唤醒公众的共同回忆和情感共鸣。③技术。数字人文视域下红色档案开发面向公众，通过行业融合，采用技术工具来讲述红色故事。在构建资源体系的过程中，运用技术手段形成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的同时建立元数据管理库进行结构化管理。[36]在编织叙事维度的过程中，分别以红色人物、重大事件和重要场景为中心线索丰富叙事层次。[37]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聚焦红色精神的内容特征，构建可视化模型生动呈现红色档案资源成果，[38]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深度得到跃升，红色档案也进一步融合公众生活。

　　3.3.3   开发模式

　　红色档案资源开发涉及文化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众等多项主体。为了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的社会价值，不仅要考虑档案机构在统筹计划活动中的守正创新，还应促进文化事业单位与社会力量的有机合作，以多元主体协同的行为模式来主导资源开发过程。一方面，加强区域协作。开发者应以积极的心理状态，主动从政策战略、经济技术、地理位置、社会意识、人才资源等方面探索合作机会，充分发挥区域性协同开发在统一服务理念、加强资源整合、构建社会记忆的价值。[39]另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互动。努力为公众提供更丰富的档案资源及更为合理的分配机制，同时对个体权利加以保障来激励参与开发行为。这种社会化开发模式使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不再是档案机构间的封闭机制，在积聚个人和群体认同感层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

　　3.3.4   开发成果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多次提到红色档案开发成果，为红色档案开发成果的产出和推广提供了政策支撑。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档案馆联合打造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为代表的主题微视频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让公众在与先辈的隔空对话中汲取磅礴力量，[40]为红色档案开发成果的产出和推广提供了社会支撑。文化创意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加入刺激档案编研成果在表现方式上不断寻求创新，为红色档案开发成果的产出和推广提供技术支撑。

　　首先，提升产品质量是实现红色档案开发成果价值跃升的第一要义。外观上加强艺术设计，推出深具美学价值的产品来应对公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41]内容上丰富档案产品内涵，选取代表性素材展现英雄人物的伟岸形象和民族精神。

　　其次，通过丰富展示形式规避产品同质。灵活运用战争遗址、名人故居、烈士陵园、文艺作品、照片影像以及人物典型事迹彰显家国情怀。[42]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红色影视作品有助筑牢艺术形态阵地，内容为王、技术创新的红色数字出版刊物可以引领阅读新风尚，[43]红色档案开发者应当加强产品价值挖掘，规避同质化产品给公众造成的审美负担，真正增强红色文化的社会关注度与认可度。

　　3.4   推广传播：集成媒体平台合力

　　随着信息革命的推进，媒体平台的传播效能得到了极大释放，连接、形态、嵌入层面的不断升级使其对红色档案开发成果的传播意义进一步凸显。红色档案的利用推广过程应当强化媒体运营意识，贯彻传统媒体手段与新型媒体平台的良性协调的理念，建设兼具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互融功能的媒体推广模式，[44]驱动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何玲等认为搭建多元媒体矩阵是提升红色档案跨媒体叙事效果的重要路径，其中利用传统平台坚守话语输出、借助短视频平台实现虚拟在场、活用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深度解读、善用微博平台开展舆论互动四个部分。[45]以大别山区红色档案开发为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激发了公众旅游购物的欲望，微博鼓励公众以红色精神为中心进行内容再创作，[46]微信平台利于对专题栏目中蕴含的红色精神内涵进行深度诠释。[47]

　　为了使媒体平台传播内容多样、形态多元、渠道广泛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红色档案开发者要担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国家发展战略重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媒体发展规律,坚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具备竞争力的媒体平台向公众传递红色文化产品。

　　4   结语

　　在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重视红色档案的资源价值，关注红色档案的开发是研究者应有的政治担当和学术追求。当前学界对资源视角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规律。第一，从研究数量来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领域处于繁荣阶段，产出数量多，传播速度快，具有开放交流的研究氛围。第二，从研究竞争力来看，少数核心学者引领研究方向，部分研究在主题概念、理论基础、方式方法上存在同质现象。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不断结合时代特色，研究者们持续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引入新视角，探究不同技术手段与开发逻辑的适配性。为了完善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体系，此后可以从创新理论来源指导、加速学科领域融合、探索开发利用方法等角度加强考量，通过红色档案还原中国共产党艰苦抗争的历史全貌，让公众以史为鉴，锲而不舍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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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陆璐（1994-），女，汉族，吉林延吉人，吉林大学档案馆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档案学理论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