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19 20:43:48被阅览数:442 次信息来源：《山西档案》
王运彬 尹梦熙 杨天酬 王小云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湘潭411105）
摘要：国家档案精品，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源基础，其走出去对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尤其是对推动国际学术、文明交流互鉴，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言意义重大，其走出去非常必要。当前，我国致力于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提供了广阔平台，基于国家档案精品的本质、文化交融的趋势与文化利益的维护三重考虑，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发挥文化产业的引领作用，提升国际认可度与影响力，其走出去势在必然。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我国一定程度存在文化转型、话语缺失、虚无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等问题，其走出去迫在眉睫。因此，亟需建立档案资源精品、档案制度精品、档案学术精品的对外交流体制机制，以“防”“变”“合”等可行路径有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国家档案精品；国际文化交流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七个着力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其中指出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启示着“文化走出去”理应成为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一方面需立足于中国，展示中国文化魅力、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放眼于世界，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不同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档案见证历史、昭示未来，具有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世界的历史文化意义的代表性资源精品（诸如中国最具文化价值的档案信息资源）、制度精品（诸如中国档案管理实践的体制机制优势）和学术精品（诸如体现中国学科特色的专属理论及依此编纂的文化作品）所凝聚而成的中国国家档案精品，[1]既是中华历史与文化的记录者，也是中国优良传统精神、思想与智慧的集成者。中国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承载着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承担国际交流的重要使命。时任国家档案局长陆国强在2023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指出，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年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在发挥档案独特作用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上下功夫”[2]，以“推动档案申遗、加大宣传力度，拍摄文献纪录片”等方式来实现“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宗旨的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有着深刻的必要性、必然性与紧迫性。必要性基于眼下所需，凸出“不这样，肯定不行”，揭示走出去的显著效益；必然性基于未来趋势，凸出“趋势这样，唯有如此”，揭示走出去的发展态势；紧迫性基于现实困境，凸出“不这样，可能不行”，揭示走出去的严峻挑战。探讨这三个性质，是对凝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家档案精品的文化基因、世界意义及其实现途径的深入诠释，更是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到档案事业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中去的重要途径。
1 政策支持与研究现状
1.1 政策支持情况
近年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图书、出版、文博、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涉及文化交流的相关部门陆续出台各种文化外宣政策，其中，档案部门以申报世界记忆和推广中国的世界记忆为契机，大力推动以档案为载体的中国文化海外宣传。总体上，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各部门的相关政策和档案部门的顶层规划已成体系，为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支持。
第一，国家颁布的法律或政策文件主要强调了“文化走出去”的内在价值（见表1），提出“文化走出去”旨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为追索流失档案、扩大文化产业等行动提供了宏观指导。
表1 直接或间接指引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的相关法律、政策
第二，各级各类文化部门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目标，站在文化产业构建的高度规划文化走出去的实现路径。例如，国家档案局颁布的《2022年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2022年3月），提出以拍摄专题片的形式宣传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商务部等27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2年7月），提出要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平台和行业领军企业；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加强旅游服务质量监管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2021年5月），提出推动“中国旅游服务品牌”走出去，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3月），提出充分发挥群众文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19年8月），提出实施“视听中国——公共外交”播映工程以扩大文化交流。上述政策文件规划了“文化+”的产业布局，以竞争和合作并存、传统与创新兼容的方式促进“文化走出去”。
第三，从各地区“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来看，地方档案部门为响应国家号召和上级部门要求，多从“文化走出去”的基础——档案资源开发与建设入手，为各相关部门制定了资源建设指南。一是从地域特色文化入手，例如，湖南省档案馆指出要打造具有湖湘特色、湖湘品牌的档案文化精品，海南省档案馆指出要加强农垦历史档案资料和琼剧、黎锦等海南传统文化档案的收集。二是从全面记录新时代新成就入手，例如，陕西省档案馆指出要多载体开发红色档案、脱贫攻坚档案、抗疫档案，四川省档案馆指出要开展红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口述史料采集。三是从档案资源数据库入手，例如，江苏省、湖南省、江西省等档案馆分别提出整合全省红色档案资源，建成各具特色的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
1.2 学术研究现状
国内档案学界基于“文化走出去”的系列政策与要求，围绕“档案外宣价值”“档案叙事创新”“档案资源开发”展开了深入研究。第一，档案外宣价值。一方面，学者们直面问题，喻国明[3]、汤玲玲[4]就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档案宣传工作国际化指出了价值实现存在的困难与障碍。另一方面，学者们各抒己见，张斌[5]基于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构建、王小云[6]基于增强文化自信、丁文霞[7]基于国家形象构建、汤开建[8]基于专业档案交流互鉴，探讨了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的历史经验与实践路径。第二，档案叙事创新。在数字技术发展、全媒体兴起的背景下，需创新档案叙事模式以讲好中国故事。[9]黄霄羽[10]构建了档案故事传播助力国际传播能力的呈现方式；陈琴[11]以南京大屠杀为例，提出融合“互联网+”开发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促进创伤记忆国际认同；董韶华[12]从跨媒介叙事、重视叙事内容、拓展叙事空间等方面分析了档案叙事特点，并提出优化叙事模式的策略。第三，档案资源开发。档案资源的开发建设是传递国家历史与文化内涵、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覃兆刿[13]认为要深层开发能够说明国家优势、国家形象和维护国家利益、有助于外交的战略性档案信息。在文化国际认同方面，高胜楠[14]认为应基于历史文化和法律政治双维度构建档案资源；王玉珏[15]认为要在传统“官方叙事”档案工作的基础上，融入“民间叙事”档案，通过多元主体、多种形式、多维内容讲好中国故事。国外学者主要围绕“提高国家对外声誉”和“实现民族文化交流”展开。第一，通过档案构建民族历史记忆，提高国家对外声誉。Ndoye[16]认为档案资源在国家形象培养和声誉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Gupta[17]指出档案文献“印度手稿宝藏”（Vijnananidhi）提升了印度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Tedd[18]指出威尔士民族记忆档案资源平台让国际观众了解威尔士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二，通过开发档案文创产品，实现世界民族文化交流。Brokalaki[19]解析了希腊向世界宣传希腊社会文化、政治精神和民族情感的路径；Sreekumar[20]阐述了印度塔塔钢铁公司广告档案的国际推广案例，指出档案文创在印度国家文化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Netshakhuma[21]为开发非洲国民大会妇女联盟档案，在研究南非解放斗争、女性社会贡献、甚至是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已经认识到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对于本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价值，且能从叙事创新、打造品牌、产业驱动等多角度研究走出去的路径。当然，在凝聚前述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国家档案精品的本质及其走出去的意义，厘清必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是重要前提。
2 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服务国际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2.1 服务话语体系构建
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2]显然，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构建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文明观”话语体系，是国家档案事业深化合作交流和服务大国外交的可行路径。例如，2023年度全国档案工作部署要求的“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研制，加大国际标准采标力度，分享我国标准化经验，进一步提升我国影响力和话语权”[23]，启示着档案事业在构建中国标准国际话语上肩负重任。当然，不止于标准，于档案部门而言，基于档案的资源优势、治理优势和推广优势，来建设好、讲述好和传播好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文明观”话语体系，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可行的方案。
第一，档案具有诠释“中国特色”国家特征的多种资源优势。我国丰富的档案资源完整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为研究和理解其历史与特色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从甲骨文到现今的简化字的连续演变，均在甲骨文等国家精品档案中显现出来，体现着独特的语言（传承好）；全体中国人脱贫以及民族复兴的历程，均在脱贫攻坚档案等新时代新成就的档案记录中显现出来，体现着独特的人口规模（超大型）；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历史传统与国家认同，均在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为代表收集的历朝历代历史档案中显现出来，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均在脱贫攻坚档案以及疫情防控档案中显现出来，体现着独特的政治（大一统、共富裕）、独特的历史（超悠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不同于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均在独具中国特色的谱牒档案、侨批档案中显现出来，体现着独特的社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中华文明的延续、博大与融合，还体现在56个民族的和谐共处、同步发展与共同富裕，均在反应边疆特色、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源中显现出来，体现着独特的文化积淀（超深厚）和独特的疆域国土（超广阔）。
第二，档案具有诠释“中国特色”国家制度的综合治理优势。“永葆档案的政治底色是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24]，档案工作以“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为职责，崇尚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协调一致，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档案管理体制。具体而言，政治领域，发挥档案开放及政府信息公开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公民参政议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经济领域，发挥信用档案、房地产档案、人事档案等各领域专业档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社会领域，发挥电子档案法律凭证优势在保障社会规范运行及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档案赋能社会治理优势在调节各群体社会关系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领域，把握档案文化交流主动权，发挥档案在留史、育人、对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生态领域，发挥档案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共同体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的重要参考作用。最终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档案在凝聚共识、维护统一方面的强大支撑作用。
第三，档案具有诠释“中国特色”国家模式的多重推广优势。实践理性、强势政府、民生为大、渐进改革、对外开放、三力平衡等国家模式使得反映各项实践活动的档案具有天然的推广优势。中国的档案工作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古代以编史修志为核心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桥梁，现当代建立的完整的档案馆网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根基，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世俗性（实践理性）、也体现了源远流长的统一执政集团传统带来的文化连续与实践优势（强势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档案服务理念深入人心，档案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民生档案体系建设基本完成，完整反映和服务了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建设历程（民生为大）。通过完善与修订档案法明确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增进局馆协同、加强基层档案机构履职能力建设（渐进改革）。我国档案学发展至今，都是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国经验，诸如形成了自己的全宗理论、文件运动规律等，总体上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对外开放）。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三力平衡）。档案工作的模式既是全面反映国家模式的一个缩影，又是宣传档案成就的一个契机，还是扩展档案价值的一个创新。
2.2 助力海外文化交流
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交流具有独具一格的特殊优势，习近平指出“如果说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是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刚力，那么人文交流则是民众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25]。国家档案精品既覆盖了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又覆盖了传统技艺、艺术、人文等领域，尤其是一国民众与另一国民众之间于共情、纽带、交往之处所形成的档案，具备助力文化交流的天然优势。
一方面，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可以助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习近平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26]，对外宣传应贴近外国民众的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例如，苏州、大连等地举办的路上丝绸之路档案海外展，以古代“丝绸之路”之历史脉络衬托当今“一带一路”之战略规划，当中国文化既与他国的过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的丝绸贸易往来，又与他国的现在有着命运与共的关系——如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能以双边甚至多边的故事和共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又如，围绕“讲好红色档案里的中国故事”丰富传播手段，上海市档案局推出“红色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展览，中外反响热烈，“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度成为网搜“热词”。
另一方面，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可以助力中国文化的“国际认证”。一是国际官方的书面认证，是深化文明互鉴、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指征。例如，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之后影响更大、评价更高，其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精品展示会、侨乡联谊会等更易被展出地的政府和人民接受。[27]二是世界人民的心理认可，是讲好中国故事、检验文化推广质效的重要标准。侨批档案让菲律宾人民更加了解“热爱祖国、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黄帝内经》与《本草纲目》多语种译本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让西方民众理解中医药文化“以人为本、效法自然、和谐平衡”的人文精神。
2.3 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一，文化自信，也是新时代包括档案工作在内的所有文化事业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中国档案的文化自信而言，则少不了国家档案学术精品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坚持开创具有国际范式的中国特色档案学术研究理论自信，不断在与国际档案学术思想的交融中形成自己的话语权，是检验中国档案学术自信的标准，也影响到资源、制度、文化等相关领域的自信自强。
一方面，惟有通过交流，才能凝结出中国档案学术理论精品。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分为初创期（1949-1977年）——档案学建设从被动学习国外到主动发展特色的转变；发展期（1978-1996年）——档案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档案学理论的国际化进程开启；成型期（1997年至今）——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和成熟，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28]尤其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中国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数字人文、计算档案学等前沿领域理论，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现代感逐渐凸显。2019年，覃兆刿教授等在档案学国际权威期刊《Archival Science》发表了题为《档案事业三字经：中国档案事业的演进》的文章，[29]简明扼要地展示了中国档案学的演变历程，阐明了中国档案事业的“变”与“新”。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术理论正是在上述与世界各国档案学界的交流过程中实现自我完善和逐步推广的。
另一方面，惟有通过扬弃，才能创新出中国档案学术理论精品。在中外学术交流中肯定中国本土的档案学术理论发展成就，在汲取外国档案学优秀经验中剖析自我不足，在“舶来理论”取舍和“本土理论”审视中，把握档案学术理论主心骨——“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的学科”[30]，将“独创性、构造性和超前性”作为衡量和批判档案学理论的标尺，以此不断审视和提升档案学术品质，逐渐扩大本土档案理论在国际档案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本土化管理实践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从菲利普·布鲁克斯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到何嘉荪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论”到覃兆刿的“档案双元价值论”等，形成了反映中国实践、服务中国发展的档案学术理论精品。
3 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服务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3.1 必然走出去由国家档案精品的本质决定
身的历史问题，应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31]中国历史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其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是世界审视真实历史的必然需求。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反击”的武器之一，就是纪实中国历史的国家档案精品，而“反击”的场域就是把“走出去”当作遴选“高质量国家档案精品”的“施工地”。例如，2015年中国国家档案局与俄罗斯联邦档案署共同举办《中俄联合抗击法西斯胜利70周年档案展》，用中俄珍藏二战档案戳穿波兰、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篡改二战历史的言论。又如，2017年，中韩双方共同披露了一份馆藏于浙江省金华市档案馆、载有135名“慰安妇”资料的《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有力反驳日本右翼声称慰安妇不存在的谬论。中国的档案精品见证了世界的历史真相，国际文化交流必然推动中国档案精品与世界档案精品的合璧，成为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证据。
本质之二，档案的联系，实为多维的。有机联系不仅于一国行政范围之内，还应着眼于全世界范围来审视有机联系。例如，追索散失海外的珍贵档案文献，“追索”的根据之一，就是国家档案精品的多维有机联系，而“追索”的场域就是把“对外交流活动”当作完善“高质量国家档案精品”的“催化剂”。由于历史原因，很多珍稀善本流失境外，但已签订的公约、诉诸法律、积极购买、外交谈判等措施都不能完全解决流失档案的追索问题。霍政欣建议国家来主导追索活动，[32]既证明我国“走出去”追索流失档案的决心，同时增强追索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例如，通过合作出版带回流失档案，诸如《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中国国家档案局、俄罗斯联邦档案署）；又如，合作建立数据库，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胡佛研究所合作，将陈诚、胡宗南保留的20余万页中共文献数字化；再如，合作展览，2019年国家档案局主办“锦瑟万里，虹贯东西”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捷克国家图书馆等共11国图书馆提供了珍贵的档案材料。“有机联系”是国家档案精品的本质属性，分散在境外的档案文献要想与国内的档案文献合璧，惟有走出去。
本质之三，档案的记忆，也是共同的。“命运与共”不仅适用于形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大趋势，而且适用于全人类的共同历史。例如，组织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申遗，“申遗”的根据之一，就是国家档案精品的人类共同记忆，而“申遗”的场域就是把“对外交流活动”当作集成“高质量国家档案精品”的“粘合剂”。中国的悠久历史与先进文化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于国际社会而言，中国档案承载的记忆也是世界的记忆。例如，南京大屠杀是全球二战惨痛历史的一部分，中国通过档案编纂、国际展览等方式，成功争取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南京大屠杀档案》得以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又如，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在探讨《清代科举大金榜档案》是否入选时，一些亚洲国家专家深度阐述了科举制度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为《清代科举大金榜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持。[33]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是中国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必然结果。
3.2 必然走出去由国际文化交融的趋势决定
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既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决定，也由其外在的发展趋势决定。国际文化交融无处不在，这一趋势下推广特色化的国家档案精品，如同顺水行舟。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示着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且是一次主动的全球化，体现的是中国在国际文化交融过程中的自信自强。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参与了许多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从文化名录看，截至2023年9月，中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共43项，居世界第一；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共15项，居亚洲第二，世界第九。从国际活动看，一是宣传中国文化，例如在世界文化协会组织的第43届、45届法国加纳国际文化艺术节上，展现了川剧变脸等代表性中华艺术；又如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爱与和平·纯石之梦”唐卡展（2023），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藏族唐卡文化。二是学术、技术互鉴，例如2019年ICA国际档案大会上中国团队展现了“电子文件管理理论”“数字人文”等中国特色档案理论。三是展开制度交流，2021年全球档案馆馆长论坛上，中国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新《档案法》）《“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等中国档案方案带入全球视野。文化交融下的各类交流活动都推动国家档案精品必然走出去。
3.3 必然走出去由海外文化利益的维护决定
海外文化利益包括“文化产业收益和国家软实力提升所带来的积极影响”[34]。当前，海外文化利益日渐凸显，国家档案精品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上可发挥重要作用，其走出去，既可视作国家海外文化利益的核心内容，又可视作维护国家其他海外利益的重要工具，主要牵涉到文化与安全两个层次。
基于文化层次，最为贴近国家档案精品的属性与既往走出去的路径。以中国文化精品入选国际组织各种名录为例，入选则意味着海外文化利益的蛋糕做大，若未入选则意味着当年的海外文化利益增量较少。入选前后的各种外展、造势、宣传，不仅为这块“蛋糕”添砖加瓦，而且也为“蛋糕牵涉的国家发展战略”上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外交利益保驾护航。闽粤两省联合成功申报的世界记忆——侨批档案，既为中国的世界记忆增光添彩（即文化之内容），又为中国的海丝战略柔性赋能（即文化之工具）。
基于安全层次，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文化利益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我国的跨国企业在跨境业务中产生了大量重要的境外档案，加强对企业境外档案的安全管理十分重要，[35]徐拥军认为如果我国企业境外档案管理同时遵循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和我国的法律，会面临境内外具体法律规定的冲突，[36]王英玮认为新《档案法》仍未对上述问题做出规定，在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环境下，思考跨国企业境外档案的安全问题也应成为题中之义。[37]换言之，解决此类问题，既为国家的档案安全提供保障（即安全之内容），又为国企的经济往来保驾护航（即安全之工具）。
4 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服务国际文化交流的紧迫性
4.1 提升文化自信面临的内部挑战
“着力解决好失语‘挨骂’的问题，使中国真正的‘强起来’，实现民族复兴”[38]，是进入新时代不断坚定和提升文化自信所致力的目标。但在国际文化交融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趋势中，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冲击客观存在。
一是社会深刻变革带来的文化转型。全球文化的交融碰撞、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内容产业的日益壮大培育了繁荣昌盛的文化市场，但诸如摆烂文化、二次元文化等青年亚文化将消解主流文化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39]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主流文化在“凝聚共识、安顿人心”上的支撑性作用。二是主流文化话语权在文化转型中缺失。当前我国文化生态中，不同程度存在主流文化疲软、亚文化兴盛、反文化猖獗的现象。[40]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国主流文化之一，但自媒体时代下主流官方媒体逐步失去话语权，去中心化、圈层化、泛娱乐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41]面临陈杂繁芜、善恶难辨的亚文化/反文化时，加之以资本市场的无序驱使和工具理性的弱化，人们对于革命文化的敬畏之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崇仰之心也就自然被削弱了。三是虚无主义的趁虚而入。文化转型的驱使加上话语缺失的影响，文化、历史虚无主义极易在开放多元的文化交融环境中趁势而入。例如，毛泽东主席曾经的档案管理者齐得平通过大量档案材料详细阐述了《毛泽东选集》均是毛泽东主席自己所作的真相，这是对署名罗冰撰写“污蔑《毛泽东选集》起草过程”一文的最好回击；又如，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通过大量档案材料论证了抗美援朝的正义性，这是对“2021年署名网名罗某平试图全盘否定抗美援朝”[42]一事的最好回击，对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做出了档案行业的贡献，但虚无主义不会自动消失，也不会静止不变。
4.2 国际文化交融面临的外部挑战
国际文化交融并不是均衡平等的，可以视作基于各国综合国力的文化竞争，西方文化的渗透是长期的、全方位的，对我国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复兴构成巨大威胁。[43]例如，外交领域西方国家倾向于以所谓的“价值”“概念”“标准”等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并在体系内掌握话语权，占领文化制高点以实现干涉他国内政的目的。[44]从国家档案精品涉及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讲，这种挑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侵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通过自由自律、权利责任相统一来彰显个人价值，但是西方国家却奉行文化帝国主义，试图侵蚀我国较不发达地区与资本主义语境下个人主义相悖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脱贫攻坚档案蕴藏的“共富文化”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乡村地区文化的主流。但是，部分农村的文化教育流于形式，给了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以可乘之机。[45]例如，传递孝文化与爱国主义的《花木兰》，好莱坞同名电影却将该故事作为推崇个性独立等美国主流文化价值的工具，在我国农村掀起了释放个性发展、不尊敬孝老的小股风潮。[46]
第二，矮化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培育的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文化体系。但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打着“自由”“民主”等旗号，并将其标榜为所谓的“普世价值”，营造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价值偏见来看待中国。[47]例如，针对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胜利，西方国家视而不见，主张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不干预、不调控，以其欺骗性和隐蔽性在中国多元文化场域暗流涌动。又如，西方国家假借“民主、人权”等名义对我国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发起不实指控，妄图纠集乌合之众抵制我国新疆生产的棉花。[48]隐藏着浓厚阶级色彩、霸权思想的普世价值观正动摇人民的价值观，以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与伟大。
第三，转换特色文化。要守住中华特色文化，就是要守护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49]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彰显着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但是在西方掌握现代体育话语权的环境下，沦为西方现代武术文化的“东方变种”。[50]廉同辉等指出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海外推广中时常遭到国外民众的误读、增值解读或减值解读，再加之语言差异问题，导致非遗项目的认同感较低。[51]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转换”，背后都隐约可见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傲慢与偏见，都是部分反华人士否定中华文化的借口与手段。
5 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可行路径
5.1 以底线思维做好“防”的工作
防，即坚持“以我为主”。以农村农民的文化建设为例。其一，在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以及赋能三农建设上，可以进一步规范乡镇、社区、农村的建档工作，尤其是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小微企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档案服务工作。其二，在农业农村农民相应的权益保障上，开展农村劳动人口流动、社会优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救治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档案服务工作。其三，在涉农文化建设上，落实《规划》提出的“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档案部门既可以全国一盘棋、凝聚出中国特色的农业新文明、农村新文化、农民新形象，又可以兼顾各地特色、实时实地记录下不同地区各有千秋的脱贫之路、共富之路。“防”就是将国家档案精品建起来，尤其是将其中的“资源精品”构筑成为一道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即以资源来防。
5.2 以开放姿态做好“变”的工作
变，即坚持“开放包容”。变的核心和途径是“增强中国文化领导力的产业实力”和“打造提升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当今世界我们要“变”的对象是占据世界主流话语权的西方文化，“变”的过程是西方文化进入我国国门之后对其进行的一种转变，国家设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其管辖，档案部门要做的便是服务与赋能此项工作。由于有关某个主题的档案往往不一定保存在一个档案馆，因此“加快推进档案开放”“提升档案利用服务能力”“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力度”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全国所有档案馆网建设一盘棋的制度体系下，可加快推进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一站式查询利用服务，以及“深入挖掘档案资源，及时精准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等咨询服务。“变”就是把中国档案制度优势发挥出来，尤其是将其中的“制度精品”转变成各条战线的“后勤保障”，即以制度来变。
5.3 以交融方式做好“合”的工作
合，即坚持“为我所用”。就档案学界来讲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客观对待国外档案学术理论，尤其是用历史的态度对待诞生于世界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环境下、不同文档事件中的档案学术理论，将其中的适用性、时代性、普遍性予以总结、区分和归纳。二是理性对待中国档案学术理论，尤其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中国历史上各种经典的档案管理制度和经验，尤其是新时代以来诞生的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彰显中国特色的档案管理制度和理论。三是平等对待中外档案学术理论，不能犯“西方理论高人一等”“英文文献评价优先”等错误，也不能犯“诞生于异域的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事情”等错误，努力做好两者之间的交流、译介、融通工作，尤其是提炼出解决档案领域世界各国普遍问题的共通理论。“合”就是把国家档案精品突显出来，尤其是将其中的“学术精品”建设成为沟通中外各国的“学术桥梁”，即以学术来合。
6 结语
2003年，习近平考察浙江省档案局(馆)时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档案工作正在走向依法管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档案事业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在全球文化交融愈加精彩纷呈、也愈加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推动当前国家档案事业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依法管理、更好地走向开放、更好地走向现代化，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将还是学界的研究重点，本文的初衷，正是来源于此。
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既能使世界更好地理解和尊重我国文化，又能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时至今日，中国档案精品走出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距离服务大国外交、服务文化自信、建立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档案强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如何利用档案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需学界同仁一道共同探索。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以及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逐渐形成，中国的国家档案精品还将朝着范围更广、种类更多、影响更大的方向走出去。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王小云等曾撰文指出，“国家档案精品建设”可以涵盖体制、资源与学术三个方面，包括档案管理体制层面的制度精品——例如体现国家特色的档案体制以及依此衍生的工作机制，档案信息资源层面的资源精品——例如体现民族特色的档案文献以及依此开发的文化产品，档案学术研究层面的学术精品——例如体现学科特色的专属理论以及依此编纂的文化作品。详见:王小云,谢咏含,陈闽芳,等.文化自信背景下国家档案精品走出去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9(3):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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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档案部门的协同合作与服务转型研究”（20BTQ09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运彬（1982-）男，湖北宜昌人，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尹梦熙（2000-），女，湖南长沙人，硕士在读，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档案信息服务；通讯作者：杨天酬（1998-）女，湖南岳阳人，博士在读，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档案管理；王小云（1981-）女，籍贯，湖北宜昌人，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