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治理体系建设与前瞻——兼评《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李心怡   房姝含   张卫东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长春130022)

　　摘要：构建档案治理体系、推动档案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档案工作的重要战略性工作重点。数智环境下，档案治理逐步走向数据化、智能化和现代化。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方法，全面梳理档案治理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对重点研究内容进行深度解析，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同时，以徐拥军教授所著《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研究》一书为对照，展开相关性论述，为我国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未来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档案治理；治理体系；数智时代

　　0   引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档案事业作为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档案治理体系、推动档案治理现代化成为档案事业的重要发展战略。2021年，《“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档案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档案安全体系“四个体系”建设[1]。档案部门积极响应总体要求，加强规划布局，档案事业进入转型关键期。档案治理发展成为我国档案事业的主旋律，档案治理体系的构建则是档案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构成，更是档案工作现代化演进过程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档案治理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数智时代的到来，对档案治理体系构建提出新课题和新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风起云涌，人类逐渐实现从“数字时代”向“数智时代”的跨越。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2]。数字技术广泛运用背景下，档案实现由模拟态向数字态的转变，正进一步实现由数字态向数据态的转变。新兴技术环境与时代变革下，档案领域应积极融入智慧化发展潮流，主动将档案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整体布局之中。

　　1   档案治理体系成为档案学界的热点选题

　　档案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以档案部门为主导的多元主体依法协同管理各种档案事务，促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3]。“档案治理体系”即是针对整个档案事业发展的一套管理体系，其核心是在原有“三个体系”基础上，增强保障性的行政管理体系，并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依法治理为关键，以数字化信息化为依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档案治理体系”[4]。

　　档案治理体系已成为档案学界的热点选题。《档案学通讯》将“档案治理体系”连续列入2021年及2022年重点征稿范围，2023年又将“档案治理与档案行政执法”“档案数字化、数据化、数智化”纳入重点征稿范围。围绕“治理”这一国际档案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直接点明档案工作与社会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凸显出档案工作的社会性。

　　笔者以“档案治理体系”为关键词，以“CNKI”为检索平台（检索日期截至2023年10月8日），共检索到相关期刊文献227篇；进一步将所检文献分类限定在“信息科技”下的“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以及“档案及博物馆”，相关文献为184篇；又将期刊类别选择“北大核心”和“CSSCI”，共检索出94篇相关文献。由计量可视化分析图表分析可知，我国“档案治理体系”相关研究始于2014年，自2017年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如图1)。

图1   档案治理体系核心期刊发表情况

　　发文量的显著增加体现出近年来“档案治理体系”研究热度攀升，档案学界普遍关注“档案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从多视角出发，不断探索可行性发展路径。笔者结合年度时事热点分析，这一变化受到2016年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以加快完善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为指导思想”的驱动，使得“档案治理体系”这一议题引起学界关注。2020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后，“档案治理体系”这一议题热度显著提高，研究广度也得到极大拓展。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徐拥军教授是档案治理体系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自2019年开始着眼于档案治理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档案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价值追求和实践路径》《加快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等相关文献。徐拥军相关研究成果，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锚点，以转变管理本位观念为落脚点，多角度解析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内涵。

　　徐拥军教授于2023年出版的专著《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一书响应“时代之问”，以极强的前瞻性眼光审视档案治理发展全局，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分析了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并梳理总结了相关研究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构成要素，并提出了善治、法治、共治、分治、智治五大维度的建设策略[5]，这一体系化的理论模型为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和手段建议，是我国档案治理体系研究进程中的一大突破。

　　2   档案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亟需夯实

　　理论是实践的向导，数字时代向数智时代变迁的进程中，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的融合日趋深化。数智时代下的档案治理体系建设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针对数智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亟需构建一套现代化、高质量的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框架，为档案工作发展全局打下坚实基础。

　　国内关于“档案治理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档案治理内涵、档案治理实践现状、档案治理现代化策略。国内较早关于“档案治理体系”的论述是2014年孙钢发表在《中国档案》上的《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司工作重点》，围绕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提出建设新馆、增加馆藏、数字档案馆建设、国家级档案馆创建、中小学档案教育社会实践基地五项任务[6]。2017年以后国内档案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档案治理体系”这一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就档案治理体系建设路径展开了系统性探讨。

　　总体上来看，“档案治理体系”这一主题下已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三个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发表15篇，郑州大学发表13篇，上海大学发表12篇(如图2)。发文量最多的三位作者是吉林大学张卫东发表5篇，郑州大学常大伟发表5篇，郑州大学李宗富发表5篇(如图3)。通过分析文章内容，张卫东在进行“档案治理体系”相关研究时，主要着眼于档案治理体系框架的搭建，分析治理框架要素构成。常大伟对“档案治理体系”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政策背景的解读调研，并总结和展望我国档案治理能力和档案治理实践现状。

图2   机构发文量分布图

图3   作者发文量分布图

　　然而现阶段多数研究仅局限于档案治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策略探究，研究深度较为不足，且研究的时效性、体系性、前瞻性仍有欠缺，缺乏科学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成熟完备的理论框架支撑。此外，这一议题下的专门研究人才队伍尚未建立，缺乏专题研究人员，限制了议题研究的纵深拓展。

　　在这一现实困境下，徐拥军教授的专著首次系统性地构建了档案治理体系理论模型，为档案治理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徐拥军所著全书共分为九章，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逻辑严密、层次清晰。书中第三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和拓展，梳理归纳了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分别为档案治理体系五大要素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概述治理理论的含义，接着提出“善治”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指导，“法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共治”以协同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分治”以精准治理理论为指导，“智治”以数字治理理论为指导，分别论述不同理论的内涵及其在档案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应用。最后总结论述档案治理理论的内涵及首位作用。这一基础理论体系的明确极大程度上夯实了档案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档案治理领域的研究边界，也为后期我国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此书首次创新性地以数智时代为研究视角，构建了新发展环境下档案治理体系的理论模型，从善治、法治、共治、分治、智治五大维度详细论述了相应的建设策略（如图4）。徐拥军将档案治理理论与实践相交融，互证互促，诠释数智时代和档案治理的内涵与外延，深入反思数智时代下档案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推演出档案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用严密的逻辑和严谨的语言构建起“档案治理体系”这一全新理论模型。

图4   徐拥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模型

　　这一理论模型的搭建不仅调研和总结了大量各地区、各领域的档案治理体系实践案例，梳理了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为档案学理论研究厘清了基础性问题，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更标志着我国档案治理体系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也为后续学者研究档案治理体系建设领域内容提供了思路指导和有益借鉴。

　　3   档案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有待明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图景下，档案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和数据治理中的重要一环，构建科学、成熟的档案治理体系是响应国家全局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日益衍生出新的实践场景，使得我们必须思考档案治理如何适应和融入新的应用环境，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鉴定工作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问题、档案开放的需求与档案保密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更加显著。如何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有效提升档案治理能力、变革档案治理体系，成为新环境赋予档案工作的新命题。与此同时，新兴数字化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无疑是档案工作实践网络化、自动化、智慧化发展的重要推手，无论是更灵敏的档案服务需求捕捉、更便捷的多机构协同治理、还是更人性化的档案服务方式，无疑都为档案治理体系的形成注入了新活力。

　　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是档案工作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显著标志，更是新时期档案领域奋力开创新局面，贯彻档案工作“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宗旨的有力证明。档案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选择是现代档案治理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治理实践路径展开了广泛讨论，许娜、任越以乡村建设行动为背景，提出应下沉档案治理重心，构建多级联动的乡村档案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档案治理增效[7]。陈建东提出提升档案治理效能，推进档案事业体系建设，服务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8]。魏振毅分析了档案治理体系中监督与监察工作存在的短板，探究档案治理监督与监察工作协同效果的路径[9]。多数学者在探讨档案治理实践路径时仅从单一视角出发分析实践路径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缺乏全局把控意识，未能形成体系化实践路径，不利于档案治理体系的宏观布局，也难以确定不同领域中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徐拥军此书中所提出的档案治理实践路径从多维度、全视角切入，提出了系统性的实践路径建议，破除了当前研究单一、浮于表面的不足，具有极高现实意义。该书依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以“新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思想为指导，以档案治理全过程演进为脉络，从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挑战切入，对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建设展开了整体剖析。由现实问题映射未来发展，从“价值层——实体层——技术层”三个层次构建档案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进一步衍生出以“善治”为治理目标，以“法治”为治理原则，以“共治”为治理主体，以“分治”为治理对象，以“智治”为治理手段的五大要素，构成了档案治理体系的整体逻辑结构。

　　“善治”理念着眼于档案治理目标，强调促进人民群众参与档案治理、建立人民满意的档案事业。这是落实档案工作的服务性、贯彻“以人为本”的档案治理观的重要标志，也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对档案事业的认可度。“法治”理念继承和深化了“依法治档”的基本原则，解析了新修订《档案法》对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要求，强调“以良法推动善治”，是规范档案治理实践、保障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固基石。“共治”理念关注档案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分别提出档案局馆协同、档案部门与数据管理部门、其他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的协同，对于形成档案治理合力、统筹利用和整合各类资源、提高档案治理水平具有高度实践价值。“分治”理念强调细化档案治理对象、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策略，这一方式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档案治理的靶向力，还能够推动档案治理模式向以需求甄别为基础的主动式档案治理转变。“智治”理念提出以信息技术赋能档案治理，构建“互联网+档案行政监管”治理模式和人工智能辅助监管的治理手段，将为保障治理过程有效性提供技术辅助，也将对助推档案治理工作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起到重要指导意义。

　　书中，徐拥军创新性地提出了“分治”这一治理理念，即档案治理应以全社会档案事务为对象，分类治理、精准治理。从传统的“结果导向”转变为以“过程导向”为出发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精细化区分不同类型的档案治理对象，重视甄别社会和公民的真正需求以及如何精准回应其需求，以图实现档案治理目标。书中还详细分析了对不同性质组织、不同业务领域、不同专业类别档案工作的监管要点、难点、落脚点，例如针对文物分级向度和数据分级向度列出档案分级标准要素分析表，具有较高的现实利用价值。

　　此书基于档案治理体系基本框架的五大维度提出的相应实践策略根植于档案工作实践现状，高度契合档案工作现实需求，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为我国档案治理工作实践提供了科学方向指导和有益道路选择，对于有效提升档案治理能力、推动档案治理模式转变具有极大战略意义。同时，此书以战略性眼光审视数智时代下的档案治理工作实践，预测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与障碍，有助于档案治理实践规避相应问题，降低实践风险，有利于提高档案治理工作效率，促进档案治理策略精准落实，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从长远发展着眼，这一档案治理体系的提出对于加快档案工作数字化、数智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档案治理现代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推手。

　　4   结语

　　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是档案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缩影，数智时代背景下，档案治理主动应对新局面、新机遇、新挑战，积极转变治理理念，深化档案服务意识，着力打造高水平档案事业发展面貌。应“时代之问”“理论之问”“实践之问”，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模型的提出是档案治理体系议题下的集大成者，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和细化论述，夯实了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也为档案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宝贵指引。理论植根于实践，实践验证着理论，未来档案治理的实践将会不断检验着这一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模型的现实价值，并将进一步推动档案治理体系理论研究的纵深拓展，为档案事业的宏观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3-01-23].https:Z//www.saac.gov.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5c890762868683.shtml.

　　[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EB/OL].(2023-02-27)[2023-03-22].https://news.sina.com.cn/c/xl/doc-imyicwqw0763371.

　　[3]徐拥军,熊文景.档案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价值追求和实践路径[J].档案学研究,2019(06):12-18.

　　[4]赵嘉庆.论档案治理体系[J].中国档案,2021(07):72-74.

　　[5]徐拥军等.数智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94-96.

　　[6]孙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司工作重点[J].中国档案,2014(01):35.

　　[7]许娜,任越.面向乡村建设行动的乡村档案治理体系研究[J].档案与建设,2022(04):44-47.

　　[8]陈建东.聚焦档案治理效能提升业务建设质量全面推进档案事业“四个体系”建设[J].云南档案,2021(05):29-31.

　　[9]魏振毅.提升档案治理体系中监督与监察协同效果的路径研究[J].浙江档案,2021(11):37-39.

　　【作者简介】李心怡（2001-），女，汉族，河南洛阳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档案与数字人文；房姝含（1999-），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档案与数字人文；张卫东（1981-）,男，汉族，河北霸州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档案与数字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