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野下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焦点与学术发展(摘编)

　　文/闫静  刘洋洋  赵婧羽

　　文章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国内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管窥现有研究不足和尚待突破空间，以期为未来这一议题的深化提供指引。

　　国内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焦点——国内：关于档案、身份认同、集体/社会记忆的综合研究；关于社群档案与身份认同的主题研究；关于档案或档案工作/职业的身份认同研究；关于档案管理或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身份认同的研究。国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路径研究；档案工作者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能动作用。

　　总体上，国内外在本领域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一是开辟了档案职业研究的新视角；二是较深刻认识到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社会意义，并引入记忆环节为档案参与身份认同提供思路；三是对家族、乡村、少数群体档案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进行关注。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宏观性与系统性不足。多数研究对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零散且缺乏延续性，实证分析多针对档案职业认同研究或个别社群建档研究，对于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相互作用、身份认同理论与档案理论及档案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较为宏观性和系统性理论阐释。其次，深入性与融合度不足。多数学者对该主题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身份认同理论及其与档案的关联性理解尚不透彻、对身份认同话语融入档案实践与政策的设想尚不成熟，相应的实证研究也有待“落地”。最后，开放性与延展性不足。现有研究多从档案学视野出发，探讨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对于档案的需求，虽认识到其跨学科性，但对其他学科关于身份认同的概念及理论研究缺乏系统认知，不能为“我”所用。在这一点上，国外研究的实践性更强，并引入“多元论”和跨学科方法值得借鉴。因此，档案与身份认同这一议题仍具有充分的实践诉求、理论需求和研究空间。

　　文章认为未来研究或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突破：第一，清晰界定身份认同概念；第二，开展多层次系统性身份认同研究；第三，更加关照实践问题；第四，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发掘档案多维价值。

　　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增长点展望：

　　“社群机制”转向：后现代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范式的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语境下的“社群”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族群”。如果将传统基于司法证据和官方记忆的档案研究比作“行政机制”下的档案话语阐释，那么基于认同和社会/社区的档案研究则更多地带有“社群机制”的意味，这是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在后现代背景下的转向之一。这一转向具体表现为：一是档案整理方式中的社群因素；二是档案机构的去殖民化；三是档案学研究对流散档案的关注。

　　刻板印象消弭：后全球化背景下档案身份认同价值的探索。身份认同成为后全球化时代下个人与集体诉求的新焦点，而在捍卫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档案在消除传统对个体或集体的固有刻板印象中日益表现出其独特的价值，成为捍卫身份认同的一件利器。以后全球化下日益繁盛的“乡愁话语”为例，“乡愁话语”中的“怀旧情愫”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发声渠道，数字化时代的档案就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记录和发声的渠道，加之数字传播技术的辅助，档案日益成为承载“乡愁话语”的“记忆之场”。

　　共同体叙事：后现代档案与东方主义身份的表征。在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不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承载。在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凸显了档案在后全球化背景下身份认同建构价值更深层面的引申与延展，给档案与身份认同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机遇。

　　实践延展与深化：后现代档案观虚无倾向的消解与应对。档案与身份认同作为后现代档案学的当代焦点，档案与身份认同这一议题似乎处于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重要位置。但问题随之而来，既有相关研究鲜少从实践生发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概念与观点的衍生，这就与档案学本身的实践性产生了冲突。随着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的深化，档案实践的需求和发展理应回归到这一议题的核心。更加成熟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需本着实践延展与深化的理念，从档案实践出发破除后现代档案观的虚无倾向，挖掘更具指导性、更关照档案实践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理论内涵，深化与延展档案的实践疆域。

　　[摘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京)，2023（3）；原文发表于《档案管理》（郑州），2023（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周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