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29 14:00:55被阅览数:237 次信息来源：《中国档案》
文/张斌 李星玥 杨千
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97—2009年)、形成阶段(2010—2015年)和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
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的研究取向：
第一，基于档案管理的资源取向。主要从数字记忆基础设施资源建设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分析档案资源在数字记忆构建过程中的保存、组织、再现与传承等方面的理论、方法、技术、标准及其应用，加强对数字记忆档案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以发挥档案在数字记忆研究中的价值和功用。
第二，记忆功用的知识取向。具体表现为理念上关注知识组织、发现与创造，技术上关注知识抽取、知识图谱和知识检索等，最终目的是对数字资源进行系统化建设形成数据库。知识取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通过获取与存储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数据库、数据集，发挥记忆的记录功能，对历史和社会等进行描述，以及通过对海量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数据挖掘，从中发现有趣的模式和知识，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第三，记忆构建的阐释取向。数字记忆研究的阐释取向将数字记忆看作一个动态的、有目的的、“追寻意义”的重建过程，赋予其更加积极的内容，主要研究内容为从数字档案到数字记忆的建构理路。数字记忆研究的阐释取向表现在不再仅仅将档案作为构建数字记忆的重要资源，而是更多思考档案在数字记忆构建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角色变化和功能作用。随着数字记忆研究的深入开展，逐渐形成了面向数字遗产、数字知识、数字人文三个视角的数字记忆建构观。
第四，学科发展的融合取向。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推动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档案学为其他学科使用档案构建数字记忆提供了知识、理论、技术等支持。与此同时，作为数字记忆的内容及其载体，档案参与建构的过程也体现了档案在数字时代的新变化和档案学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档案学在研究数字记忆的过程中参考借鉴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表现出了学科知识、技术和方法等方面的融合取向。
档案学视域下数字记忆研究的发展进路：
第一，转变资源取向的研究重点。目前应当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原生数字档案的记忆生态问题，深入思考大量原生数字档案对构建数字记忆的影响。资源取向的建设重点已经呈现出由传统媒介档案的数字化到原生数字档案资源再到网络信息资源归档的变化趋势，个人数字记忆与网络数字记忆成为档案学数字记忆研究资源取向的新焦点，如何实现各种数字资源的整合，从而构建完整的数字记忆将成为未来资源取向的研究重点之一。
第二，强化知识取向的深层意义。数字记忆研究的知识取向应当关注了解过去是如何创造未来的，如此才能为现在如何创造未来提供知识参考。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不仅要注重内容的数据化，还要注重数字时代档案是如何保存以及所选择的方式对数字记忆构建造成的影响。
第三，注重阐释取向的可延展性。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构建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记忆的文化阐释，深化档案学关于数字记忆研究的理论阐述。阐释取向要求不仅关注数字记忆构建的技术，还要关注现实意义，并将数字记忆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考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文化意义和整体结构两方面拓展阐释的维度。在文化意义方面，档案学者要关注数字记忆构建的深层含义和数字档案文献背后的意义，探寻如何通过档案资源实现数字记忆的构建、阐释和传递的现时化以及对意义的传承。在整体结构方面，阐释取向要求重点关注人们使用档案建构数字记忆的动态过程，以及分析档案在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需要对主体、客体、动因和结果等因素采取关联式的考察。
第四，理顺融合取向的概念问题。目前学者们对于数字记忆概念的认知角度不同，将其视为数字时代的记忆、数字化的社会记忆或数字记忆项目实践等，实质多为面向数字记忆的档案资源管理。梳理数字记忆的形态和基本属性，从对象、活动、知识和情感等多维度揭示数字记忆，在此基础上整合其本质呈现的特征，将其从不同维度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推动数字记忆研究开展。档案学在数字记忆研究中体现出了学科融合的趋势、彰显了数字人文理念，但也带来了诸如档案概念泛化、数字记忆概念不确定等问题，如何在保持档案学学科优势的前提下，从跨学科视角研究数字记忆成为重点。
[摘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京)，2023（3）；原文发表于《档案学研究》（京），2023（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责任编辑：周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