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造自然 物化于心——访扬帮古书画修复非遗传承人费永明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帮装裱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扬州，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民国年间，上海古书画装裱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以苏、扬两帮为主，还有本帮、广帮等装裱帮派间杂其中。20世纪50年代前后，上海曾一度汇聚众多古书画装裱高手，但经历“文革”之后，古书画装裱行业迅速萎缩。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上海博物馆修复过晋代王羲之草书（唐代摹本）《上虞帖卷》、唐代孙位《高逸图卷》等国宝文物的严桂荣先生几乎成为硕果仅存的扬帮装裱大家。1997年，费永明师承于严桂荣先生，师徒二人同勉共进、交情甚笃。2011年，严桂荣先生辞世后，师母将其生前所用装裱工具悉数赠予费永明，以示扬帮手艺传承。

　　时值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记者赴上海采访了扬帮古书画修复非遗传承人、民建上海市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闵行区政协委员费永明。就扬帮装裱的渊源、趣闻轶事及其档案修复实践中的感悟进行了长谈。

　　扬帮独善修复

　　书画装潢之制式，自北宋已臻成熟，史称“宣和装”。自宋室南迁后，为南宋“绍兴装”，继而远播苏杭，渐成“吴装”“苏裱”。特别是明末扬州人周嘉胄的《装潢志》刊行，普及了装裱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书画装裱业的发展。明末清初，扬州装裱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苏派、京派并称。尤以“善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闻名于世。清代乾隆年间，扬帮装裱祖师叶御夫，善治旧绢。清代李斗著《扬州画舫录》记载：“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极损至千百片，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叶御夫得唐人熟纸法而技艺超绝，“整旧得法”是扬帮装裱最显著的特点。扬帮善裱旧、做旧，沿袭古雅之法，“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能使古旧破损之画恢复原貌，材料制式、全色接笔，修补处与原作无二。

　　谈到“扬帮仿古装池”这个说法，费永明告诉记者：“‘仿古装池’为扬帮所独有，未见其他行帮有此说，行业间有传，‘苏帮配色文雅、扬帮独善修复’。之所以说‘仿古装池’，因为古代书画的修复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画心的修复，而是整个艺术品气质神韵都要符合其创作年代的特质。因此，仿古装池就是恪守古法、修旧如旧。扬帮便是最擅长揭裱修复古代书画的工匠群体。乾隆时期，扬州徽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等一批大收藏家拥有高质量藏品及对藏品装潢的高要求，也对地域装池行业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艺以来，辛苦遭逢，体味万端。近几年，文物修复渐成网红行业，社会上特别是年轻人多有误解。然而，真相却既非荣光，也无神秘好玩之处，辛苦艰难，只是一场劳动。劳动初时，学得工艺基础知识，只是‘会做’；或遵师门讲究，或守单位考量，遵循高级的要求达到‘做得好’评价；历经岁月磨炼，技巧成熟，对修复对象本质认识清楚，做到‘最合适的好’的结果。恰如其分，何其难也，想来只是一场不住修行的劳动啊！就拿我师傅严桂荣来说，他从少年时起就师从晚清扬帮著名装裱师潘德华学习装裱手艺。”

　　一场不住的修行

　　1935年，严桂荣14岁时，父亲将他送到申报馆当学徒，学习排字。但他对此不感兴趣，学了一个多星期便不干了，心里一直想学裱画。于是，经父亲托人介绍，他去了扬帮装裱名店“集宝斋”老板潘德华那里当学徒。当时，装裱书画有“苏帮”与“扬帮”之分，苏帮以裱新书画为主业，扬帮以修复古旧书画为主业。

　　旧社会拜师规矩很严，学徒先要同老板立下《关书》，学艺3年。《关书》如卖身契，写明“学艺期间生死祸福，各听天命”。徒弟学成后可留在店中干活；如果学不好，还要偿还这3年学徒期间的吃住开销等费用。“听师傅讲，他的学徒生活非常辛苦，早晨要卸门板、扫店堂，还要学会热情待客等；学本领全靠自己下功夫苦练，并且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向有经验的师傅学习。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有装裱店百余家，有名气的如‘夏文赢装池’‘清秘阁’等，要在这高手云集之处出人头地谈何容易。为此，他常常鸡鸣起床，深夜入睡，苦练基本功，潜心钻研技艺，很快就学会了眼工、刀工、手工、砑工……要学会裱褙新书画，并不算难；要修复一般旧书画，有了一定功夫也好对付；但要修复有收藏价值的古代书画却要触类旁通，了解历代书画家创作的艺术特点、文物鉴定知识、文史知识和化学知识，等等。”

　　佯装阔少“偷”学艺

　　“学3年，帮3年。”严桂荣出师后，店主潘德华让他主持店里的装裱业务。有一次，江苏南通一家大纱厂的厂主吴方生先生，花费10两黄金购得一把明代唐伯虎画、文徴明书的成扇，可惜扇面已破损严重。于是，他找到潘德华，许以重金，请求修复，潘觉得此活棘手，不敢接。站在一旁的严桂荣心想，不能裱破损的画，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裱画高手，天下总有能人。巧的是，严桂荣的一位挚友，说可以把他介绍给苏州的一位善裱破旧古画扇面的高师傅，但要价不菲，做活时还秘不示人。严桂荣灵机一动，便装扮成一位阔少爷，带着几张破烂不堪的古画扇面去苏州找到高师傅，同时表明因东西名贵，家大人关照装裱时本人必须在场，高师傅没把眼前这个“毛头小伙子”当回事，破例应允了。待装裱完毕，严桂荣返回上海，闭门研究，终于掌握了独门诀窍。后来，严桂荣主动找到吴方生谈修复扇面的事。一开始，吴方生还不信任他，严桂荣当即与其约定裱坏了赔偿黄金15两，如裱好了要收工钱黄金10两。谈定后，严桂荣用了3天半成功修复好成扇。吴方生十分高兴，拿着裱好的成扇找潘德华显摆，潘看后连连称赞，一再恳求他，望能介绍认识这位高手。吴方生笑着答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潘德华这才恍然大悟。

　　“师傅对这段往事总是津津乐道，常挂在嘴边，也许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吧！”费永明说着，莞尔一笑，“不瞒您说，我效仿师傅，也干过一档子这样的趣事。我们把破旧的折扇修复后还原成可以用的成扇叫‘合扇子’。2000年，我在修复破损严重的旧折扇时，遇到了‘合扇’后折不齐的难题，深感修扇页并不难，难的是合，怎样合是个手法问题，传统的装裱手法里没有，所以想亲眼看看制扇师傅的手艺。于是，我就去了苏州的一家折扇店探个究竟。卖折扇的店一般都是前店后厂，我穿过前店，来到里屋，正巧眼前几位老师傅正在全神贯注地制作折扇，这一看就入了神，转眼三四个小时过去，一位老师傅不经意间一抬头，我被瞅个正着，问道，‘你想干嘛？’我忙说，‘别误会，我是来买扇子的’。‘买扇子到外屋去，这里不让进。’因为不好意思学人家本事又没付出代价，我就在这家店里购买了100张空白扇面，权当‘偷’学手艺交的学费吧。这不，它们现在还放在箱子里存着呢！找到了制作折扇的门道，回去后，我便闭门反复试验，发现了问题的根源，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用此手法合好后的扇子看不出任何破绽，真可谓天衣无缝！”

　　“火烧”国宝《上虞帖卷》

　　1959年，严桂荣由上海市文化局推荐进入上海博物馆刚创设的文物书画修复工场，拯救濒于毁灭的国宝级文物。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20余年间，他精心修复的国家特级、一级、二级文物有300余件。“在上海博物馆修复古代书画期间，师傅尤以‘火烧’晋代王羲之草书（唐代摹本）《上虞帖卷》，技惊同俦。这也是其念念不忘的一段佳话。”

　　20世纪70年代，上海博物馆收购了一幅古帖卷子，因年久纸色深褐、纸本破碎，经著名画家、鉴赏家谢稚柳先生鉴定，此字帖是晋代王羲之草书（唐代摹本）《上虞帖卷》，价值极高。但也有人提出异议，纸本字迹模糊难辨，又无印章，何以证实？根据著录，此件上钤有唐代“内合同印”一方，曾经宋徽宗御览，可作为断定唐代摹本的依据。但此印仅见于著录，原印失传。严桂荣接到此帖后细心辨察，凭借多年经验，发现原件上有两处黑斑，遂断定必是印迹。随后，他先在画面上盖上一层厚纸，浇上特配的药水，然后倒上酒精，划一根火柴，点燃，瞬间，画面上一簇火焰腾空而起，围观者大惊失色；火熄后，他清除画面上的纸烬一看，清晰显露出来的正是鉴赏家们熟知而又从未见过的“内合同印”。于是，这幅《上虞帖卷》的断代问题被破解了。

　　“上海博物馆馆藏国宝——唐代孙位《高逸图卷》的修复也令师傅十分难忘，听他多次提到过。”此画距今已1000余年，因长期保管不善，画面支离破碎，多处断裂，又因画家作画时用的是大青大绿等重彩，画面色彩好似沾了一层灰，一碰就落，仅有宋徽宗、乾隆帝等历代帝王、名家的题跋还算完好。面对这幅千疮百孔的“病画”，严桂荣冥思苦想数日，在中国科学院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多次摸索试验，终于找出了专治古代书画霉斑的良方。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这幅唐代著名人物画终于神完气足与世人见面了，画中魏晋时代的4位高人逸士，形神兼备、神韵逼真、雅洁璀璨，令人赏心悦目。

　　让红色文物恢复原貌

　　当记者问到古书画修复与纸质档案文献修复有什么区别时，费永明不假思索地说：“作为古书画艺术品修复，我们为了追求完美的呈现，可以全色（包括接笔、补色）。如，宋代查元方《丁氏像赞》、明代林良《松鹤延年图》、清代徐元文《致雝其年翁札》等作品之前都被虫蛀得破烂不堪，经过悉心修复后呈现出来的却是完美的画面，但是所能做的接笔、补色只在补的这块纸或绢上，不能丝毫侵害到原来画作上的笔意、色彩。而且，接笔的部分必须毫无破绽。而纸质档案文献修复与之在思路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要求的是‘最小干预’原则，在修复过程中，所有文字缺损的部分要保持原貌。但装裱师又要有自己的表达，那么尽可能找到和原档案文献书写材料同时代、一样材质的纸张成了近乎偏执的要求，我在修复民建上海市委保存的民国时期有关‘重庆迁沪’‘下关事件’等重要档案文献实践中就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

　　话锋一转，谈到红色文物修复经历时，费永明沉思片刻说：“2021年6月，当得知，闵行区浦江镇的抗日烈士顾振（抗战期间，在上海建立抗日武装，多次袭击日伪军据点。1942年，不幸被匪特劫持英勇就义，时年29岁。1962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家属有一批烈士遗存，亟待抢救性修复时，我和浦锦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姜老师赶往顾振烈士的女儿顾慧娜家中，了解到老人是烈士的遗腹女，看到室内虽然空间不大，但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很多藏书。全家人格外重视父辈的这些遗物，顾慧娜虽未曾和父亲谋面，但睹物思人，见字如晤。可如今，这些遗存已被霉斑、虫蛀、潮渍所侵蚀，顾振写在书籍扉页上的字迹变得模糊不清，书页一碰就窸窸窣窣地掉粉渣，如果任其自然存放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看过这批顾振烈士遗存手迹文献后，我们专门研究制定修复方案，拍照存档，酸碱检测，形成修复、存真、展示，复制三条不同应用场景的修复结果。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民国时期出版的《初级各科常识问答》印刷品，拆下封面、封底、书脊，移花接木到顾振批注过的书籍上；然后，又复制了他批注、赠言和草图手稿，用扬帮装裱手法做了原色原样复制，留下了其批注、赠言。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紧张而忙碌的修复，终于大功告成。这批顾振烈士遗存手迹文献‘一式两份’，一份还给顾家留存，一份赠予顾振烈士纪念馆展陈。这次抢救性修复，不遗余力、不惜工本，就是为了让红色文物恢复原貌，代代相传，并在人们的瞻仰与学习中‘活’起来，让红色基因薪火传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2月7日 总第4247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