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 档案参与自我身份认同构建的维度与路径

　　作者：王向女   曹慧

　　摘要：基于自我认同的“个体—群体”两个维度划分，探究档案如何推动个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及对所属中华民族的认同。在个体维度，档案通过多元属性的身份确证、唤醒个人身份，构建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在群体维度，档案在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脉络、蕴含“文缘”形成群体情感依附、记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历程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此构建中华民族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最后，从明确身份归属、传承民族集体记忆、连接共同情感等方面探讨如何强化自我认同感。

　　关键词：档案；身份认同；个体认同；群体认同；中华民族；中华儿女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多番重要论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九大更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理想的价值诉求，在全球化时代，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下的个人意识自觉。柴民权等[1]将自我认同视作一切认同形式的开端和载体，把“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视作自我认同的两个维度。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联。基于信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新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影响，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个体认同的混乱和迷惘，威胁着个体的本体性安全；[2]在群体层面表现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信念归属受到冲击和解构，威胁着民族发展和意识形态安全。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3]，解释了个人如何实现“我是谁”“我属于谁”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认同，也回应了中华民族“如何能在一起”的时代追问。档案在建构社会历史、集体记忆等方面发挥作用，从中可以确定如何作为个体、群体。[4]在追溯与自身相关联的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完成对历史事实的体悟，实现追本溯源的身份认同需求，削弱自我身份焦虑感，从中提取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因而，探究档案如何满足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需求以及实现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个人的“身份”问题，已从哲学范畴内的议题变为社会学、心理学、档案学等多领域的关注热点。无论是个人、群体，抑或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寻求起源、过程、结果均是现代性主体意识自我生成、自我确立的重要表现，[5]其中媒介在人们的认同构筑中起着关键作用。特里·库克认为档案范式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证据、记忆、认同、社区”四个范式的转移，[6]当前我们正处于档案认知的认同范式中。因具有真实、连续、完整、组合等特征，档案可以成为人的信念与归属感的理性根基和身份认同的判据。[7]

　　目前有关档案与自我身份认同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档案在构建个体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定位与实现过程。如借鉴吉登斯认同建构理论等社会学研究成果，利用个人档案、他者档案、个体的自我内化等方式建构自我认同；[8]再如，自我可以细分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三部分，基于这三方面的自我档案可以形成更全面、深入的自我认识，从而实现自我认同。[9]也有学者将个体身份认同置于国家认同的语境中，提出国民作为国家运转中的一分子，开发富有国家特色的档案资源能够有效加强国民自豪感。[10]第二，档案对海外华侨等特定群体的自我认同形成的功用，以及档案工作者自身的自我认同及职业认同问题。[11]如侨批档案作为银信合一的载体，携带着华侨的身份信息和认同基因，呈现着海外华侨身为“中国人”的身份构筑途径。[12]第三，基于文化、情感等视角阐述档案与个人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区别于集体记忆视角，情感仪式视阈下的身份认同构建以“情感”作为中介，用户通过沉浸式档案展演、档案情感仪式互动、情感价值导向的档案文创、档案情感能量汇集，最终实现情感唤醒、情感互动、情感标记和情感内聚这种从档案到身份认同的逻辑关联。[13]

　　上述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论述了档案参与自我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展现了档案在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基本定位与框架，为自我认同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的理论视野。然而基于中华民族整体层面，从个体和中华民族群体的双重关系，探讨自我身份认同构建过程的研究尚且少见。因此，文章遵循自我认同的“个体—群体”两个维度划分，探究档案如何推动个体对自身中华儿女身份的认同，又是如何让个体确定对所属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档案参与自我身份认同构建的双重维度

　　遵循自我认同的两个维度，个体认同是个体维度的自我身份认同构建，需关注其身份的确认与归类过程；群体认同是群体维度的自我身份认同构建，实质是对自己归属于“何种社会范畴或组织”（即中华民族这一群体）的思考，是指所有中华儿女对所属中华民族的认可、赞同、支持与归属感。

　　（一）个体维度：档案对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构建

　　档案在个体维度的自我认同构建过程中，发挥着多元属性身份确证、唤醒个人身份的重要作用。

　　1.身份确认：多元属性的个人身份佐证。档案的缺失可能造成身份认同的合法性缺失。当代社会所有公民都会面对自我认同并需要档案的支持，身份认同的多维性要求档案从不同角度予以响应。[14]档案为个人提供在国家这一共同体中多元属性的身份佐证材料，通过与户籍制、单位制、身份制等配套实施，档案划定了公民身份的边界。[15]与个人直接相关的人事档案、民生档案等档案类型记录着每个公民的信息，是定义公民国籍的关键性证明，也是帮助公民完善身份信息的材料。民生档案记录着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信息，是由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委托承担一定行政职能的部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16]尤其是学籍档案、户籍档案、出生档案等类别，有效反映了个人作为中国公民的法律身份。而人事档案记录着个人就业、待遇、社会保障、晋升等经历，对人事档案内容的信息认证和材料补全过程，也能有效证明个人身份。

　　除了作为当代公民的身份凭证，档案蕴藏的信息也能够为某个历史时期的个人提供身份，帮助其建立与后代以及社会的联系。例如，为了纪念缅怀烈士，我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依照规定建立了《烈士光荣证》制作和发放烈士证书管理档案工作，证件包括烈士姓名、牺牲时间、牺牲原因等信息，登记内容以身份证件或各种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为准。[17]同时，各级档案部门、民政部门也编制了当地的《革命烈士英名录》，收录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等阶段牺牲的英雄烈士，为烈士后人查找或核实亲属身份提供参考凭证。

　　2.身份归类：以档案唤醒个人身份。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同与异的对立统一，既是个体对国家、地域、族群等属性的认可，也是对其他属性的区别与排斥。[18]认同首先意味着个人拥有稳固的自我并与其他同类共享一些本质特征，即某种“同一性”。自我的存在性焦虑发生在个体的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下。档案有助于实现“我是谁”“我属于谁”的身份归类，通过维系本体安全感和归属感唤醒个人身份，从而削弱身份焦虑感。一方面是通过血缘、地缘、族源等关系连接，以家族档案、世系谱牒等形式唤起人们的原始情感，如家族档案记载了家族世系繁衍、历史变迁的原始记录，族内成员可以借此明宗支、正本源，“血脉渐渐明晰起来，在时空长河中，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历史终得以在自己身上延续”[19]。上海图书馆基于“中国家谱数据库”建成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个人可以通过姓名检索、时空定位的方式查阅自身先祖、血统、家族起源等信息，完成对个人身份的认识。另一方面，档案蕴含着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认同基因，尽管身处离散的地域，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促使人们觉得自己共同归于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侨批档案蕴含着漂泊海外的侨胞在外创业的艰难与心系家国的忠心，是海内外华人华侨情感双向交流的桥梁，也成为海外华侨对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方式。

　　（二）群体维度：档案在中华民族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构建

　　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民族”整合国家的观念同“中国整体历史观”相衔接而产生的一个概念，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之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20]中华民族既是民族的联合，也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人群共同体，其认同内涵包括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21]因而中华民族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可以从“民族—文化—政治”方面进行构建。

　　1.民族认同：档案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脉络。档案是贯通古今的历史长卷，通过档案将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记忆从时间和空间向度进行梳理和展现，对于建构和保存中华民族完整、真实的集体记忆脉络，形塑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具有重大意义。从时间向度来看，档案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通过不断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无论是族源传说与华夏族群的形成阶段，抑或古时各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融合与变迁进程，还是近代抗击民族侵略和谋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均以档案史料的方式记录在册，形成了中华儿女身份认同的历史分析素材。从空间向度来看，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其间涌现了许多历史性事件与典型人物，但也付出了战争、征服和劫难等高昂代价。民族苦难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带来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认为民族要一起受苦，“共同的痛苦比共同的欢乐更有凝聚力……因为它们强调责任感，要求其成员共同的努力”[22]。抗日战争时期，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中国各民族开始淡化地域、族属和阶层的差异，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同休戚、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以及共同归属于一个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23]为此，国家档案局组织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全面开展馆藏抗战档案的梳理、鉴定和汇编工作，如江苏省金湖县档案馆编纂出版的《高宝湖西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艰苦卓绝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24]又如，南京大屠杀档案直接见证和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的暴行，是和平年代民众追忆革命先烈、了解战争原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信息基础。[25]《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体现出受难者的个人记忆上升为民族苦难记忆档案，再凝结为国际共识，成为世界记忆。

　　2.文化认同：档案蕴含“文缘”，形成群体情感依附。形成“中国人”这个集体概念的各族人民有各自的特点，但都展现出对“华夏文明”的认可。中华民族各成员之所以形成共同的认同感，不仅在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和地缘关联，更得益于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彼此认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生活智慧，创造了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实现从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向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跃迁。[26]

　　档案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具体化、实体化，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传承的可靠凭借，档案工作承担着传承和守护历史文化的职责。第一，档案作为当时社会文明的缩影，自身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如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贯通着中国历史和中华文脉，现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四大发现”等珍贵档案文献展出，[27]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心。第二，档案文化资源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彰显强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力量。[28]通过红色档案、历史文化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等专题展览与编研开发成果的传播与推介，社会公众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自觉意识不断增强。

　　3.政治认同：档案记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历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共同的追求与理想目标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凝聚了每个个体对国民身份的自主认同，将这个整体熔铸为中华民族这一真正牢不可破的共同体。档案工作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地方中心工作，记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历程，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凝心聚力。覃兆刿认为档案具有工具属性，[29]当前进行的“民生档案”“诚信档案”的建立、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推行“建档立卡”工作等，都是档案在民主政治维系中发挥技术治理工具作用的典型案例。[30]比如，“精准扶贫”是我国独有的扶贫概念，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国家档案局同步下发了脱贫攻坚档案的收集、著录及数字化成果移交工作的各项要求。透过精准扶贫档案，回溯我国人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光辉历程，有助于每个个体增强民族自豪感，真切为“自己生在中国”而骄傲，从而强化民族认同感。再如，北京市推出了本市婚姻档案、知青档案、招工档案以及调动档案跨馆利用服务，公众可持合法身份证件到就近的档案馆申请并调取各馆馆藏中涉及本人的婚姻登记、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知青子女入户，以及招工、调动等民生档案信息，实现跨馆查阅、异地出证。[31]

　　三、档案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路径

　　基于档案参与自我身份认同构建的个体与群体维度的构建过程，从明确身份归属、传承民族集体记忆、唤醒共同情感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档案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路径。

　　（一）稳定认同基础：发挥档案建构性价值，明确身份归属

　　档案是身份认同构建的建构性资源，既是个体多元属性的身份确证资源，也是唤醒中华儿女身份的重要依据。第一，应重视个人档案、家族档案、家谱档案、侨批档案等与个人身份相关的档案资源收集与保存，让所有对自己的先祖、血统、家族起源等信息感兴趣的个体知其是谁、属于谁。随着社会生产数据能力增强，信息形成生态由“数字态”“模拟态”向“数据态”转化。无论是现存的实体档案资源，还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生成的信息、数据等数字资源，只要对记忆对象的史实考证、文化阐释与情形再现有参考研究价值的，应尽可能收集起来，[32]作为个人记忆书写的真实性确证资料，满足社会公众的身份寻根需求。第二，加快红色档案、“国之重器”档案、重大活动档案等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发挥其价值导向作用，增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各成员对中华儿女身份的自主认可和自觉追求。无论是亲历者的回忆、讲述，还是国家的刻写，均承载着一个国家与民族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原始素材，记忆书写的微观和多元扩散趋势使得普通公众也能通过自身的微观叙事参与到集体记忆建构之中。如对革命老兵、革命烈士后代等特殊身份的人物进行口述采访，是以口述档案的形式还原历史场景、补充历史细节、丰富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典型体现。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渗透，冲击了人民对自身和所属民族的身份认同感。尤其在当前“时空并重，纵横结合”的数字记忆传播态势下，加剧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播失真、失序的可能。而革命历史档案所承载的红色历史记忆，是关于革命历史事件、革命根据地、英雄故事的最原始、真实、可靠、重要的叙述。档案部门应主动寻找档案中蕴含的历史记述、承载的历史证据链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引导公众正确选择和辨别红色历史记忆。

　　（二）拓展认同空间：结合虚实场域，传承集体记忆

　　数字时代下，人类通过数字空间与虚拟在线来发展自我、参与公共活动和实现身份认同，[33]身份认同构建的场所也由此拓展至数字空间。档案多通过参与建构、重建、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身份认同，[34]身份认同的构建和强化与集体记忆的生成和延续密切关联。因而，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延续与重塑，应关注凝固实体场所的传承与虚拟数字空间的传播。第一，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等是历时性的记忆留存，是一种时间钩沉式传承，[35]需要构筑有关民族英雄人物的历史展览馆、纪念碑等凝固的“记忆之场”。如依托蒙藏学校旧址建成的全国首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承载着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光荣革命历史的历史图片、珍贵实物史料和视频资料等，赋予了公众对峥嵘革命历史进行回忆及传承的空间。置身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的场地，公众能更直观地看到实体空间中的历史证据；透过体验馆展出的档案史料，能够全面了解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同缔造新中国、团结建设新社会、同心奋进新时代的历史记忆。第二，同步开展虚拟空间的数字展览，为公众营造在线的反思和追忆空间，以扩散数字时代下属于中华民族的记忆。虚拟档案场馆运用元宇宙、数字孪生等信息技术，将历史记录与展厅场景、陈列展品等有机结合，以系统完整的方式再现档案内容。同时，通过有意识地创设、还原历史背景，充分唤醒虚拟时空中的红色人物、事件、场景等记忆要素，使得公众能够代入民族英雄的主体身份“重返历史”。如湖南省平江起义纪念馆结合先进的三维影像制作、多媒体信息技术等推出了数字展厅，从内容选材、组织、设计到网页布展为公众打开记忆之门，降低了公众参与记忆传递的门槛。公众在微信平台上体验虚拟展厅、在线讲解、虚拟导游等多种功能，获得动态化、场景化、情景化的独特感官体验，强化了对中国革命胜利之艰辛的真实感触。

　　（三）构建共同体想象：通过仪式展演，连接共同情感

　　集体成员的记忆是在互动交流和社会交往中获取的，个体在主流话语空间中进行社会成员间的互动交往和记忆仪式展演，体会到集体性、社会性和同一性的存在。[36]中华儿女对自我身份的归属感根植于同属一体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可以通过仪式参与的方式连接成员间的记忆共享与情感共通，牢固树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第一，档案作为一种文化表征，通过建立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凝聚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从而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关联。文化表征是维持族群边界的符号，个人或群体通过文化表征界定“我群”与“他群”，以此表达对集体的认同。[37]具有中华民族整体象征意义的实物档案，如“彝海结盟”遗址承载着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精神；宁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云南边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各族人民心向党的见证；承载着千百万海外华侨华人对故土眷恋和对侨乡经济支持的侨批，已经成为华侨华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历史符号。第二，档案可以成为仪式展演的中介，通过具身实践转化为深刻的“情景记忆”，完成身份认同的传递。在我国各类大型节日庆典、活动中，仪式借助档案等符号表征，将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外化为现实场景，构建了民族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不可抹去的创伤，其中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是南京大屠杀记忆链条中十分关键的一环。在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展演中，固定仪式之一——出场仪式的内容，包括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实展，馆内设有死难者名单、遇难者300000数字标识等，具象侵华日军对南京实施的诸多暴行，江苏省档案馆也在2014年首个国家公祭日公布了幸存者口述资料等史料新证。这场公祭仪式促使普通民众形成这段民族苦难记忆的共识，分散的个人因为共同的叙事凝聚成属于“我们”的共识，唤醒了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也再次固化和更新了中华民族记忆，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依附。

　　四、结语

　　正如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言：“尊重所有成员平等权利的多民族公民国家，需要一种更高的认同，所有公民共同拥有的认同。”[38]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共同追求与理想目标联结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涵盖着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体验、价值信念与行为意愿。通过阐述档案在个体和群体双重维度中的自我身份构建过程，有助于厘清档案让个人实现身份确认与归类、让中华儿女对所属中华民族产生认同的逻辑脉络，彰显档案工作对凝聚国民共识、强化国民身份归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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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