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与中国革命历史编纂研究

　　作者：陈翠

　　摘要：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奋斗光辉历程的真实见证，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也是编纂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史料。先阐述红色档案在革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现状，再剖析红色档案在中国革命历史编纂中的重要作用。针对红色档案管理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健全红色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护机制、创新红色档案的整理研究方法、拓宽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与传播渠道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红色档案在中国革命历史编纂中的利用对策和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红色档案的史料价值和精神感召力。

　　关键词：红色档案；中国革命历史；档案编纂；档案数字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中国革命历史是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和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对于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和坚守初心的执着，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战胜风险挑战的智慧和勇气，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档案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研究和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史料，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1]。近年来，学术界高度重视红色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一大批红色档案资源得到抢救性保护和系统性开发，大量革命历史档案文献汇编、专题档案史料集相继出版。各类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也在逐步建立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党史工作者和革命历史研究者的需求。但红色档案的征集、整理、编研、开发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些因素均制约了红色档案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拟在回顾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红色档案在革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现状，进一步研究红色档案在新时代中国革命历史编纂中的作用和价值，并提出加强红色档案整理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1  红色档案在革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现状

　　1.1   红色档案的整理与数字化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掀起了红色档案征集整理的高潮。各级档案部门、党史研究部门以及其他红色档案收藏单位，通过购买、接收、征集等多种方式，先后征集到大批红色档案。为方便保管和利用，各馆藏单位对红色档案开展了分类整理、编目著录、数字化处理等一系列工作，使得重要的红色档案得到妥善保管和有效开发。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红色档案数字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档案局组织开展了国家重点档案数字化项目，大量革命历史档案实现数字化。各红色档案馆藏单位也纷纷加强数字档案信息系统建设，红色档案的存储保管、检索利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红色档案数据库的建立也为编史修志、历史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2]。

　　1.2   红色档案的编研出版和学术利用

　　红色档案的编研出版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聚焦重大历史节点。各类编研成果较多围绕党的重要会议、重大历史事件、重要革命根据地等选题展开，凸显了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主题主线。二是坚持辑佚与编纂并重。既有对散佚档案的抢救性征集整理，又有对已集中的档案的编纂出版，极大地丰富了革命历史研究的文献基础。三是重视史料的原真性。档案文献的编纂旨在最大程度地保护档案原貌，遵循档案整理的科学方法和规范要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四是拓展革命历史的地域视野。鼓励区域性红色档案的整理出版，能使得革命斗争历史的全景更加清晰完整，也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区域性差异研究提供了新素材。

　　红色档案的学术利用主要呈现以下趋势：一是深化对革命历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以红色档案为依据，学者们在努力回答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党的革命道路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等重大课题，从而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启示。二是强调革命历史的多学科研究视角。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立足各自学科特点，运用多元理论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对红色档案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解读，激发了革命历史研究的活力。三是重视红色档案的社会传播价值。鼓励利用红色档案资源进行文学、影视等创作，创新宣传教育的手段和载体，挖掘革命历史的精神内涵，让红色档案“活起来”，让革命历史“火起来”。

　　1.3   红色档案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革命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受历史条件限制，很多革命历史档案尚未进入档案部门统一管理，存在散失和损毁的风险。对已经征集到的红色档案，鉴定开放力度不够，部分珍贵档案尚未得到有效整理开发。

　　二是红色档案编研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现有红色档案编研成果，更多集中在某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方面，革命历史的研究盲点和空白点有待补充。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档案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有的革命历史的疑点、难点有待深入研究。

　　三是红色档案资源共享有待优化。虽然各馆藏单位都积极推进档案的数字化建设，但在数据标准、检索平台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3]。红色档案的共建共享机制尚不健全，优质档案资源的流通渠道不够畅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色档案的社会利用绩效。

　　2  红色档案在中国革命历史编纂中的作用

　　2.1   红色档案提供革命历史编纂工作原始资料

　　从史料属性角度看，红色档案具备第一手资料的“原生性”和“原真性”。与个人回忆、口述访谈等资料相比，档案记录通常形成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直接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原貌。从信息容量上说，红色档案提供的历史信息更加丰富翔实。红色档案中所记录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是革命历史生动再现的基本依据，也为深入分析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题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储备。从利用效率角度看，系统集中的档案资料更便于学者查考和研究。经过分类整理和目录编制的档案，其检索利用的针对性、准确性得到极大提高。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的引入使得档案资料的获取和分析更加快捷高效。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保障，提高了历史编纂的效率和质量。

　　2.2   红色档案助力革命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一方面，红色档案的形成过程，体现了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每份红色档案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土壤，反映了革命斗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梳理研究红色档案要从纷繁多样的历史事实中去粗取精，由表及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进而揭示革命斗争从低级到高级、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红色档案也是研究革命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档案所记录的革命历史人物的工作报告、讲话、书信、日记、手稿等多种资源，反映出革命领袖在战略思维、决策指挥、组织领导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为全面客观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材料。整理和研究革命历史人物档案，可以厘清更多重要历史问题，推动革命历史人物研究向纵深发展[4]。

　　2.3   红色档案彰显革命历史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红色档案作为革命历史的原始材料，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为革命历史编纂提供了有力保障。与个人回忆、访谈资料等其他类型的史料相比，档案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尤其是红色档案，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第一手资料，直接反映了革命历史的原貌，较少受后人记忆误差、主观倾向等因素的影响，真实记录了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为历史研究者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靠凭证。同时，档案史料一般都有明确的形成时间、地点、部门等要素，其真实性更容易得到确认。因此，以档案史料为基础的革命历史编纂，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革命历史研究的真实与可信，为革命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通过扎实的红色档案研究，革命历史编纂工作可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澄清历史疑点，廓清历史迷雾，以真实可信的形式再现革命历史，深化大众对革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这对于正本清源、实事求是地评价革命历史，传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加强红色档案在革命历史编纂中的利用对策

　　3.1   完善红色档案的收集整理与保护机制

　　红色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护是充分发挥其在革命历史编纂中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各级档案部门、革命历史研究机构等已开展了大量的红色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红色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档案收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有待提高，档案整理的规范化水平有待强化，档案保护和修复的专业技术有待加强等。对此，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红色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护机制。一是加强对红色档案资源的全面调查，摸清家底，查缺补漏，建立红色档案总目录和电子数据库，实现对红色档案的全面系统收集和集中统一管理。二是加强对红色档案的科学分类整理和编目著录，规范档案整理流程，提高档案检索利用效率。三是完善红色档案的保管和保护制度，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开展档案脱酸、修复、复制等抢救性保护，对破损、变质、字迹褪变的珍贵档案进行及时抢救和修复。四是建立健全红色档案征集的激励机制，通过合理补偿等方式，调动社会各方参与红色档案征集的积极性。五是加大红色档案保护的法治化建设，用法律手段确保红色档案的安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多管齐下，切实加强红色档案的收集整理与保护力度，为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3.2   创新红色档案的整理研究方法与手段

　　红色档案研究是革命历史编纂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传统的档案整理和编研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创新红色档案的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一是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红色档案数字化建设。积极运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红色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实现档案资料的在线检索和利用。二是强化红色档案的科技保护和现代修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档案脱酸、修复、复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减缓红色档案的酸化、老化、破损等物理和化学损伤。三是建立红色档案学术研究平台，搭建革命历史资料整理研究的业务平台和学术平台，促进学术交流，提升革命历史编纂的学术品质。四是创新红色档案编研的体例和方式方法。在传统档案编研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新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创新红色档案编研模式，提升档案编研的广度和深度，多学科、多角度地对红色档案展开研究，提升红色档案整理成果的学术价值。五是培养红色档案编研的专门人才。加强高校档案学专业建设，培养红色档案整理研究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探索与革命历史研究等相关学科的交叉培养模式，为红色档案编研输送既懂历史又懂档案的复合型人才。

　　3.3   拓宽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与传播渠道

　　红色档案是弘扬革命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做好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创新传播手段，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拓宽红色档案的利用渠道。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依托数字档案馆、革命历史数据库等载体，实现红色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红色档案开放鉴定和解密工作，拓展红色档案开放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创新红色档案的展示利用方式。在已有红色档案展的基础上，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手段，增强红色档案展览的互动性和沉浸式体验效果[5]。积极开发红色档案的创意文创产品，提升红色档案的传播效果。三是打造红色档案精品文献，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红色档案史料集、红色档案文献丛书，扩大优质红色档案文献的传播范围。四是依托重要历史节点和纪念活动，组织红色档案巡回展览，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档案展，提升红色档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五是加强与中小学的合作，将红色档案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中小学生参观红色档案展览，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革命理想。

　　参考文献

　　[1]方雯灿,刘越男.面向多元场景的红色档案资源利用需求分析[J].山西档案,2024(1):57-63.

　　[2]黄伟.地方志编纂中档案资料的利用研究[J].山西档案,2024(5):49-52.

　　[3]梁文超.数字人文视域下湘鄂赣红色档案在线知识服务创新路径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3(6):85-92.

　　[4]郝丽娟.红色档案的价值表征、应用场景与开发策略[J].山西档案,2024(1):73-75.

　　[5]刘芮,卜昊昊.文旅融合视域下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场域分析和行动逻辑[J].档案学研究,2022(4):17-23.

　　【基金项目】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智媒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BKS135) ；2024年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继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FJ2024MGCA002）。

　　【作者简介】陈翠（1984—），女，汉族，山东威海人，福建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