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档案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作者：杨静

　　摘要：外国文学档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对于服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时代档案事业发展需求，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了外国文学档案收集的多元化路径、整理的规范化方法，提出了数字化转化与智能化管理的创新模式，并从学科融合发展、话语体系构建、前沿方向展望等层面对外国文学档案研究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前瞻性探索，力求为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学科内涵拓展、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关键词：外国文学档案；档案开发利用；学科融合；中国话语体系；数字人文

　　外国文学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记忆载体，其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外国文学档案为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和历史镜鉴。同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要“统筹推进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传达出要加强重点文化档案资源征集的精神，这为推动外国文学档案工作指明了方向。

　　然而，纵观当前外国文学档案研究现状，仍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档案学与文学研究的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许多外国文学档案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外国文学档案的数字化管理与智能化开发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有学者指出，档案工作需要在数字环境下“转变工作理念，更新知识结构，熟悉掌握并运用先进技术，增强服务意识”；也有学者强调，要立足中国语境，在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中推进档案治理现代化[1]。

　　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聚焦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一是如何创新外国文学档案的收集与整理机制，健全档案资源的现代治理体系；二是如何深化外国文学档案的价值发掘与利用，推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领域研究的拓展；三是如何在外国文学档案研究中体现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创新。本研究将从档案学、文学研究、数字人文等多学科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运用“文件系列”的档案整理方法，对外国文学档案的收集渠道、整理标准、数字化管理策略进行系统分析。其次，立足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视角，挖掘外国文学档案资源在相关领域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再次，将结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代需求，前瞻性地探索外国文学档案研究的理论创新路径，旨在为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学科内涵拓展、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1  外国文学档案的收集与整理：档案学视角的思考

　　1.1  外国文学档案的类型与收集

　　外国文学档案，从广义上讲，是指记录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任何单一的书面作品，或用文字写作来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发挥想象的所有著作的资料集合，涵盖文学手稿、作家书信、相关文学文物及图像等。外国文学档案具有的相对分散、语种多样等特征对该类档案收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对外国文学档案的收集，需要拓展传统的征集渠道，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一方面，要发挥我国驻外使领馆、孔子学院等机构的桥梁作用，加强与国外文献机构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要重视民间收藏的文献价值，可采取购买、捐赠等方式妥善征集。同时，外国文学档案的鉴定与遴选工作也至关重要。档案采集人员应在尊重档案原貌的基础上，兼顾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优先征集对中外文学交流具有重要影响的档案资料[2]。

　　1.2  外国文学档案的整理方法与创新

　　传统档案整理工作大多采用“全宗”原则，但这一原则过于强调物理实体的集中管理，难以充分展示档案的动态特征与多元语境。外国文学档案蕴含着创作过程的动态信息与跨文化交流的复杂背景，呈现出多维关联的特点。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拟采用“文件系列”的档案整理方法，旨在打破档案与其背景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构建文件、行为主体、业务职能等多实体的关联描述体系。运用文件系列方法，能够超越手稿、信函等单一文献类型的限制，实现文学作品、作家生平、时代语境等多元素的关联组配[3]。例如，在整理某位外国作家的档案资料时，不仅要梳理手稿的演变脉络，还要关联作家生平背景、交往人物和信函等关键信息，以全面再现其创作活动轨迹。这要求档案工作者审时度势，不断拓展档案著录范围，创新索引检索机制，构建一套灵活、立体的智能化管理控制系统。

　　1.3  外国文学档案的数字化转化与知识组织

　　数字化是新时期档案管理的大趋势。在外国文学档案的数字化转化过程中，应紧密结合档案类型特点与用户需求，因档施策、分类推进。对于纸质手稿等容易破损的档案，可优先采用高精度扫描、光学字符识别等技术进行数字化扫描与储存；对于音频、视频等电子档案，则要兼顾载体迁移与格式规范等问题。在数字化的基础上，还要重视对档案知识的深度挖掘与关联组织。档案人员可运用本体构建、语义分析等先进信息处理技术，对档案资源进行知识标引与抽取，揭示档案内容要素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初步构建外国文学档案的知识谱系。此外，应打破单一档案库的局限，加强与学术出版、教育教学等领域的数据共享与融合，打造档案开发利用一体化平台[4]。针对外国文学档案的多语种特性，需注重资源的规范控制和语义映射，提升跨文化环境中知识组织的兼容性和有效性，以实现中外文学档案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与融合。

　　2  外国文学档案资源的开发：比较文学视域的拓展

　　2.1  基于文学档案的外国文学研究新取向

　　外国文学档案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其独特的文献价值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传统文学研究多侧重于文本解读，而随着文化转向和历史转向的兴起，文学研究越来越强调对社会语境与文化场域的解读。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档案为深刻揭示作家创作思想和文学运动的多元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系统梳理外国文学档案，不仅能够还原作品创作的时代语境，揭示作家的心路历程，还能探寻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互证。以莎士比亚研究为例，通过对其手稿、书信、遗嘱等档案的综合考证，学者们得以重构其创作生平，厘清其作品的版本源流，从而深化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此外，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理论流派的兴起，也为文学档案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新视角。例如，将档案置于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语境中，可以揭示文学生产的复杂机制，进一步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向度和社会向度。

　　2.2 外国文学档案资源的价值发掘

　　比较文学研究致力于探究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关联互鉴，外国文学档案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跨国界流散、多语种并存的外国文学档案，是不同国家间文化交往的生动记录。透过文学手稿、书信往来等档案线索，能够还原中外作家交游考证的历史细节，揭示不同国家文学思潮的相互影响[2]。因此，在中国视域下重新审视和利用外国文学档案，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下的世界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文学研究者应立足于本民族视角，对外国文学档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从文学档案入手，系统梳理域外汉学家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历程，探讨域外汉学在世界文学视野中的独特价值，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此外，世界文学研究需要通过聚焦重大选题来彰显中国视角，而外国文学档案则为此提供了基础性的史料支撑。在档案中发掘中外文学关系的新证据、新线索，能够进一步拓展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空间。

　　2.3 外国文学档案开发中的编研利用与传播推广

　　档案编研是外国文学档案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档案的系统搜集、整理，可编纂出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档案文献。近年来，各档案馆陆续出版了卢梭、歌德等著名学者的哲学理论著作，极大地便利了哲学学术研究。未来，档案编研部门还需进一步优化选题策略，突出重大主题，同时展现特色视角，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此外，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推广也同样重要。档案部门应充分利用数字出版、融媒体传播、虚拟展览等新技术手段，创新外国文学档案的传播方式，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例如，在数字档案馆中增设名家专题，集成展示外国文学档案并进行知识关联，可以有效加强社会公众与档案资源的互动，营造中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

　　3  外国文学档案研究的理论创新

　　3.1 档案学与文学的学科融合与知识生产

　　在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面对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挑战，需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外国文学档案研究作为档案学与文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应在知识生产中彰显使命担当，为学科体系重塑贡献力量。这需要进一步深化档案学与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融合，激发学科的创新活力。档案学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档案学的文件收集、整理、编目等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支撑，有助于开拓文学史料的新视野。同时，文学研究也为档案学理论完善提供了新课题、新视角。近年来，二者在档案文献整理、档案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已初见成效。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二者在知识考古、数字人文等前沿领域的协同创新，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优势。此外，外国文学档案研究还需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通过对不同国家档案的比较研究，提炼学科理论，深化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总之，通过多学科融合，外国文学档案研究可形成独特的学科生长点，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塑提供有益参考。

　　3.2 外国文学档案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档案研究话语体系，需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凸显本土学术特色。一方面，应对域外档案学理论的预设前提、话语逻辑等进行反思，在批判继承中实现理论转化。例如，对西方的档案生命周期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等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提炼出符合中国语境的理论表达。另一方面，应善于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发展实践经验，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中国方案。当前，各地在外国文学档案数字化管理、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探索，积累了丰厚的实践资源，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未来研究中，需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文学档案工作的实证研究，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学理认识，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表达。

　　3.3 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档案研究展望

　　数字人文是当前国际人文社科研究的前沿领域，为外国文学档案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数字人文强调利用数字技术、计算方法来推动人文研究范式的变革，这与档案学数字化转型的理念高度契合。未来，外国文学档案研究应充分借鉴数字人文理念，在档案数据管理、知识挖掘等方面勇于实践、积极探索。例如，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外国文学档案进行语义关联和深层次内容分析，形成跨语言、跨文化的档案知识网络[5]。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外国文学档案的智能化管理水平，还为文学研究、翻译研究等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此外，还要顺应开放获取的时代趋势，加强外国文学档案资源的国际共享与协同研究。例如，依托数字人文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在国际视野中彰显中国学术话语权。总体而言，数字人文视野为外国文学档案研究指明了创新方向，也为其服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搭建了广阔平台。

　　参考文献

　　[1]王雪.作为集体记忆资源的文学档案[J].山西档案,2019(1):107-111.

　　[2]苏枫.档案史料中观纳兰性德的文学思想[J].山西档案,2019(3):154-155.

　　[3]张爱曾.档案整理的规范性探索[J].山西档案,2018(1):83-85.

　　[4]窦海燕.数字人文时代下档案开发利用的新模式与新路径探索[J].山西档案,2024(3):90-93.

　　[5]梁爽.人工智能背景下档案短视频智能制作与文学创作的互促与创新[J].山西档案,2024(2):155-157.

　　【作者简介】杨静（1983—），女，汉族，四川广元人，成都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