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1 14:53:44被阅览数:576 次信息来源：《中国档案》
文/姚明
“批注本”简单地说，就是留有批注的出版物，即无论评点式文字所在的位置，都将其统称为“批注”，不细致区分眉批、题头批、夹批、旁批、文末批而分别命名，批注本是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实践产物，金圣叹点评《水浒传》、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张竹坡点评《金瓶梅》、脂砚斋点评《红楼梦》，都是标志这种批评方法迈向极盛时期的经典案例。
近代前夕，作为显学的考据学对小说评点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考据评点更是成为小说评点的一种自觉意识，考据评点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旨等。随着近代、现代、当代的社会文化潮流的演变，批注从考据评点回归为一种阅读笔记习惯，这一习惯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体中尤为突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130多座以作家名字命名的藏书文库的30余万藏书中，保藏有数量巨大的批注本图书，然而因为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在藏品、图书、档案文献的标注与编目过程中未进行专门的著录，随着馆藏档案文献的整理及其相关实践的推进，以及相应的其他馆案例与理论研究的深入，批注本开始不断浮现，加之近年来经典作家研究鲜有突破性成果，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毕，学界亟待新视角、新史料以延伸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批注本，成为研究作家阅读与创作关联、构建阅读史、进一步还原“历史情景”、走进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档案史料。
批注的主要类型
1.释义性批注
释义性批注即字词音义的训释，人名、地名、典故等知识的诠释。释义性批注内容主要以词语、短语组成，主要散布于书中每页正文旁边，往往是对圈点、划线内容的注解。有对作品主人公人名的誊写，有对词语段落的解释，有对用词的注解评价，有阅读时的心态心境的抒发。
2.提要性批注
提要性批注作用是帮助掌握书中的内容。批注是我国文学鉴赏和批评的重要形式和传统的读书方法，直入文本、少有迂回，是阅读者自身感受的笔录。批注本中的内容主要以长句组成，与对应的词语、句子、段落直接相关，有对内容走向的猜想与联想，有对遣词用句的质疑与修改意见，有对情节要素、人物描写等小说要素的评价，以及有关背景内容的个人看法、建议。
3.批评性批注
批评性批注是对景物描写、精彩词句、叙事手法的点评，对人物的评价，对作品深层意蕴的揭示，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与批判，结合原文，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思考。既有关于作品局部的评价，也有对作品集中独立篇章的整体评价。内容主要以长句和段落组成，段落独立成段，多个长句多页分布也可构成段落，主要分布在书的空页、封面、封底、封背、扉页，一个单独的段落往往在百字之上，多个段落连接后字数往往在数百字到数千字之间。
批注本的档案价值
1.人物生平资料的补充
批注是一种直接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作家的阅读状态，构成与相关文献的“印证”关系，是对现有资料的补充补遗与相关领域的“填补空白”，是作家生平资料的补充。如《茅盾生平著译年表》中对朝鲜作家韩雪野多有记载，两人多次会面。参考茅盾批注韩雪野作品《黄昏》：“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二日晚始阅，每日读四小时，止六日阅完，雁冰记，於北京”。《茅盾先生著译年表》中1962年8月22日无记载，茅盾日记中1962年8月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均有“阅书”记载，由此可见，日记中的“阅书”之“书”就包括韩雪野《黄昏》。批注印证了茅盾对于韩雪野作品的阅读发生在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前后，是对这一时期中朝之间文学交流的一次“注解”，可以此为依据对《茅盾先生著译年表》中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作出补充，填补了茅盾日记与著译年谱中的一段微小的“空白”。
2.人物社会关系的梳理
批注本是作家交往的见证，个人学术活动通常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会学术交往中进行的，在社会学术交际中，一个人会向别人赠书，也会接收别人的赠书，既会阅读他人的作品，自己的作品也会被他人阅读，形成相应的研究性论文与评论性文章，即“以文会友”。
批注本及其相关因素可以展现作家阅读的动机，如有的是带着任务为写作而读，有的是他人寄过来请求指正，有的则是日常阅读。如茅盾先生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批评，阅读与点评作品的作者包括茹志鹃、杜鹏程、乌兰巴干、郭小川等一大批青年作家，成就了很多的“文坛佳话”。如得到肯定与鼓励的茹志鹃就曾写到“站立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世纪之交，她的女儿王安忆凭借作品《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受到点评关注的也包括当时年轻的徐怀中，半个世纪后徐怀中以90岁高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从作品《我们播种爱情》得到茅盾先生的点评，到《牵风记》获得茅盾“文学遗产”的认可，渊源深厚跨越世纪，令人动容。
3.人物观点的印证
批注本是作家阅读经历的凭证，是作家阅读史的佐证，批注内容往往是其阅读后第一时间的感受，是阅读者观点的印证。“阅读研究”观点将阅读定位为以史料工作为基础的、在文脉传统中理解作家创作的研究工作，通过查勘、搜集和整理分析与该作家创作过程相关的阅读书目，以及其对所读中外文学作品的评点、札记，梳理其与所读作家作品之间的文脉关系，由此而形成的为人气质、文章风格和叙述特点，阅读研究不是一项单纯的史料工作，而是通过“阅读”讨论“创作”，完成从“阅读史”到“创作史”的考察与再研究。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与其阅读史息息相关，通过阅读“痕迹”可以了解阅读主体是怎样完成精神发育的。批注本表明收藏者曾对其加以精读，因而该类藏书在收藏者学术或心理历程中通常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记录批注者的真实观点、活动及情感，反映批注者的治学方法、精神与历程。批注作为明显的阅读痕迹留存，批注本成为“读者—阅读”向“作者—评论”身份转化的媒介。如茅盾藏书中《青春之歌》留下的批注：“可以这样写：车到北戴河，下来一个女学生，浑身缟素打扮，拿着一包乐器。车上的乘客从车窗伸头来看着她，啧啧地议论着（这是大概的轮廓，文字还得琢磨）”，显示了茅盾不仅具备文学评论家的深刻犀利，也具有创作者的艺术敏感，这些修改是建立在作阅读基础上的新想法，可以显示出“读者”与“作者”身份转换的场域。
茅盾藏书中的阮章竞《漳河水》批注本
4.版本考据的依据
很多作家的作品在再版的时候都会进行修改，而这些修改往往就在最近的图书版本上通过批注的方式进行，此批注本就构成了作家作品版本修订与演变的重要见证，有的批注修改在新的版本中得到印证，有的批注修改则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在新的版本中体现出来，这“改”与“不改”都成为作品版本演变的重要依据，是版本考据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作家手稿是中国现代文学非常独特的文献，“原始”版本即“第一版本”也被称为“祖本”，具有“初始性”与“唯一性”。批注本往往是在阅读时候留下的即时感受，是第一时间的直观表达，比起手稿来更加私密，更具有“初次”特征，手写时代的出版领域，往往是寄送手写稿的，可能是草稿、二稿、定稿，再由编辑部提取内容排版油印，批注本上的批注比手稿第一稿的产生时间还要靠前，手稿是在阅读基础上产生的，当批注本批注产生后，手稿往往是在批注本批注基础上的誊抄、改写。批注本被赋予了手稿“祖本”的意义，将批注内容置于手稿的演进之中，形成“批注本批注—手写稿—油印稿—出版文本”的演进比对框架，文字表述与观点内容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变”与“不变”构成了作者与社会机器的交互。如巴金藏书中一本“上海励志书社”出版的作者为“巴金”的《人生》，扉页批注：“这本旧书是我在一九四九年从北京买回来的。原作者不知为何许人。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书商真可恨！金，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这是作者对于图书版本的权威认定，否则此版图书是否为巴金作品就会扑朔迷离。
5.时代背景的解析
批注本无论是批注方式的出现还是批注内容的呈现，其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语言体系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注解”。从批注的方式与内容上可以看出作者的修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批注方式是在传统手写时代作者修订作品的方式方法，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印刷品本身就具有稀缺性，建国初期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运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作家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厉行节俭，在修订作品过程中尽量减少由出版社制版印刷、修改修订的文稿，在图书上作出批注作为修改修订标识。批注内容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创作思想上，作家们积极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理解了“问题的中心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作家在修改作品时往往增加“进步性、革命性语句”，提升主人公的政治觉悟，在走向上体现必胜决心。在语言细节的修改上，增加了很多老百姓日常生活用语，句子短小化、口语化，使得作品的可读性、普及性大大增加。
批注本的编研性资源建设路径
1.作为展品满足公共文化需求
作家批注本作为重要手迹载体，以此为基础的影印再版以及整体、综合研究，以图文并茂、收录大量首次公开的内容为特点，可以满足广大读者对于文人作家及其相关文献的阅读、学习、知识、审美、猎奇的需求。批注本所涉及往事的浮现是档案展览的主要素材来源，批注本勾连了作品的故事、作者的故事、创作的故事、传播的故事、阅读的故事，是重要的展览素材。批注本之批注，往往是第一时间的感情流露，是即时的率真之谈，是学理性十足的本质探讨的初稿，批注的形成与后续发展及其相关因素所蕴含的时代之知识、文人之风骨、文字之韵味，往往可以呈现新知识，支撑策展蓝本。对批注本批注内容进行痕迹梳理与阐释、内容呈现与解析，可以发现多条线索与主线交织，任何一条线索都可以作为特定作家群体、特定时期文学发展的展陈工作的蓝本，形成展览向观众进行展示，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讲好中国故事。
2.构建“藏书—阅读—研究”视角的重要素材
作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需要来访书购书，从作家藏书角度出发认知其学术研究活动是相当有价值的，藏书提供了作家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藏书所呈现的信息就构成“阅读史”研究的“原始数据”，将作家亲笔书写的批注文字与其学术研究进行对照，无疑为作家思想人格、精神资源、创作动机以及审美趣味等提供了某种逻辑起点，是研究作家的重要素材。在一些馆藏管理实践中，将名人批注的藏书简称为“名批本”，并奉行“名批别书说”，认为名批本因为特有的批注内容与学术价值而区别于同种书的其他复本，被视为一种“新书”，归为特藏之中，纳入名人专藏库管理，特藏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常有影印再版。如1996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批注本文库》出版，学界给予了一个特指名词“茅盾眉批本”。
3.补遗作家全集的来源
将批注本作为历史档案、手稿来对待，作为历史档案来管理，其典型机构就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中收藏了大量的带有批注的图书与文稿，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部分入选项目如“茅盾珍档——日记、回忆录、部分小说及书信、随笔等手稿”中就有带字迹批注的印刷版的修改稿件。依真实性而论，档案手稿在已刊书信、日记自传（或回忆录）、他传排序中稳居首位，一份档案手稿可能补充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也可能冲击甚至颠覆现有的研究成果。纵观著名作家文艺家的全集编纂，即使卷帙浩繁、屡次修订，也难逃“全集不全”的境况。批注本批注内容既有只言片语的点评，亦有独立成段与汇集成篇的札记，评论对象清晰，意义明确。近些年来很多全集的编纂与修订中就增加了以眉批批注为来源的内容，如《钱学森批注整理与研究（1955～2009）》就主要收录钱学森图书馆内保管的钱学森在其所藏图书、期刊、剪报及其他资料上的批注。批注本批注内容是原始记录，具有档案文献的特征，对编纂作家文集等有关材料的支撑价值明显，对批注本进行档案编研与内容呈现是补遗文人作家全集的重要素材，是档案编研切入其他学科研究、为特定领域研究提供资料与学理资源的重要方式。
4.丰富文学研究的特殊版本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不断升温，现代文献有手稿、印刷本、选本等的讹误，大量的是作者本人基于各种原因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而形成的异文，文学研究往往更侧重于通过修改比对，判断不同异文在修改时所选择的底本，确定版本流变之节点，进而确立版本的演进链，形成版本谱系。丰富的版本使当代文学研究在横向拓展的同时开辟了纵向深入与升华的新路径，扩大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向度。如茅盾《夜读偶记》的写作与茅盾的大量札记和批注的比对，展现了茅盾晚期文学批评的文体与风格。
批注本因为留下了重要笔迹，作为一个特殊版本被嵌入版本谱系之中，批注本是单独版本，修改痕迹、批注内容是文本之变本，相比于作者求取名作家作序或者将名作家的评论文章收录作为作品再版序言的情况更为直观、更为珍贵，尤其是在手写书写时代受到现代技术手段冲击下更显弥足珍贵。近年来，部分研究者从作家批注入手进行版本研究，成果十分新颖，更是被戏称“贵族式”的研究。
由于在具体业务工作中存在路径依赖与惯性思维，批注本没有作为编目著录的项目之一，使得批注本无法精准定位与辨认，淹没于藏书之中。随着理论推进和对单一文库的实践调研，批注本浮现数量已是可观，批注内容动辄成百上千，如茅盾藏书中韶华《浪涛滚滚》就留有数千字批注。
批注本逐渐成为文学档案发掘的重要领域，如果对批注本进行确认、筛选、编目、集中保藏、内容展现、综合研究，其意义将十分重大，很多新的史料性信息得以呈现，很多证据性史料信息得以显现，很多藏书趣事、往事、故事也将得以发现，一些文学史、文化史上的“谜题”也将有望被更为清晰地展现。批注本是近现代文学史料可持续整理与发掘的富矿，关于馆藏批注本的发掘挖掘能够得到学界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将为后世留下一批纸本时代的珍贵特色资源，也将是文献档案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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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责任编辑：周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