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化遗产保护:进展与前瞻

　　作者：高星荻
　　摘要：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旨在有力推动古籍保护的相关事业。鉴于此，在梳理古籍保护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首先阐明古籍传承性保护和智慧性保护理念的形成过程，其次总结国家政策引领、地方探索创新、科技融合应用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最后展望新时代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趋势，提出完善多维保护格局、加快数字化进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古籍保护；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保护；智慧性保护
　　古籍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古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成为我国数字文化强国和数字文化建设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古籍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多措并举推进古籍保护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与《2021一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所传达的理念一致，旨在强调古籍数字化日益成为古籍资源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古籍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当前，学界普遍认为，古籍保护已由单纯的抢救性保护阶段进入综合性、立体化的科学保护新阶段，进而导致传统的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古籍保护与传承的需求。有学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提出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强调通过活态传承深入诠释古籍内容。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智慧数据技术在古籍保护中的应用日益受到关注。当前研究更多地聚焦在探索智慧数据在古籍整理、知识组织、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实践路径[1]，总体上关于古籍保护理论体系构建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呕须在梳理实践进展的基础上，结合前沿技术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古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1  古籍保护的理论探索
　　1.1  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提出是学界对古籍保护内涵不断丰富、认识日益深化的结果。最早关注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明确提出“古籍传承性保护”概念的学者指出，传承性保护旨在通过为古籍修复技艺、装帧工艺等培养传习人才，实现对古籍版本的“活保护”。随后，有相关研究从文化传承的视角论证了传承性保护的合理性，认为传承性保护以传承文化为目的、以保护为手段，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理念的借鉴，也是对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的必要补充。进一步的研究尝试厘清传承性保护的内涵外延、实施路径与价值意义。一种观点认为，传承性保护主要包括对古籍文本、知识、工艺技能及传统写印材料的研习传承，可通过培养专业人才、开展社会化传播等方式落实，有利于拓展古籍保护主体、强化学科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因此，传承性保护应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在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尝试创新方法手段，用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形式传播古籍文化，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1.2  智慧数据视角下的古籍智慧性保护
　　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学界开始关注智慧数据技术在古籍保护中的应用，智慧性保护的概念应运而生。智慧数据是一种定性概念，是从大数据中提炼、加工、流变、再造出的多元异构数据形态，具有高价值密度和生成智慧的潜力。将智慧数据理念引入古籍保护，旨在打造涵盖原生性、再生性保护成果与传承性诠释内容的古籍知识谱系，实现从藏到用、从数据到智慧的跃迁[2]。研究指出，构建古籍智慧数据的技术路径包括将原生数据加工为语义数据、关联数据、智能数据与智慧数据4个阶段。其中，语义数据借助RDF、本体将原生古籍数字化转化为具备语义表示能力的结构化数据；关联数据实现对多源异构古籍资源的融合互联，形成庞大精准的知识网络；智能数据利用知识推理、知识计算等方式提升古籍知识的检索、挖掘、再生产等全流程自动化程度；智慧数据则侧重对以上加工结果的人机交互式应用，最终服务于新知识的创造。在智慧数据视角下，智慧性保护可以看作传承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的中间形态和升级，以满足新时代传承创新的现实文化需求为导向，既有别于单纯物质层面的再生性保护，又超越了传统语境下的传承性保护。
　　1.3  古籍保护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智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为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从事古籍保护的理论工作者应当顺应时代要求，在总结古籍保护实践经验基础上，从哲学社会科学视角系统阐释中国古籍保护的基本规律、方法路径与价值意蕴，努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古籍保护理论体系。已有研究尝试从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视角，对古籍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保护与智慧性保护的关系进行辩证思考。学界认为，这四种保护类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有机融合，共同构成古籍的“大保护”格局[3]。因此，传承性保护和智慧性保护理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古籍保护的内涵，深化了人们对新时代古籍保护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但如何在总结中外古籍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凝练出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科学内核与中国特色，尚需持续探索。
　　2  古籍保护的实践进展
　　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引领与工程实施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正式启动。该计划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龙头，组织动员全国各级各类图书情报机构、文博单位等，统筹规划、协同推进古籍普查、修复、数字化、整理研究、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各项工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古籍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从加强古籍收藏保护体系和工作机制建设、实施古籍保护传承工程、完善古籍保护利用制度政策、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对新时代古籍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同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中华古籍资源总库，到2035年建成中华古籍保护传承体系，标志着我国古籍保护正在从抢救性保护阶段迈入全面保护阶段。
　　2.2  地方与机构的实践探索
　　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各地区、高校及文博机构积极开展古籍保护的生动实践，呈现出地方特色与服务创新并重的良好态势。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古籍保护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文化强省建设的作用。首先，近年来，全国各省积极制定古籍保护条例。例如，浙江省发布《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构建体现浙江特色的非遗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山东省印发出台了《关于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建设“尼山书院”的决定》，让藏在图书馆的文献典籍走近百姓。其次，各省还广泛开展珍稀古籍调查摸底、地方志文献抢救性保护等工作[4]。例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积极打造古籍修复技艺培训基地，并依托古籍资源优势，举办地方特色文化展览、古籍保护研讨会，共同探索古籍活化利用的有效路径。此外，高校与科研单位作为古籍保护的重要力量，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并结合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创新古籍保护服务供给。例如，美国图书馆协会联合地方大学不定期举办文献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专业培训和学术研讨会，为古籍保护领域培养专业人才[5]。
　　2.3  科技企业参与的跨界融合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科技企业正成为参与支持古籍保护的新生力量。首先，互联网平台与高校、图书馆跨界联手，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平台+内容+技术”的创新合作模式。例如，以南京农业大学王东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联合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发布“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以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古籍所蕴含的奥秘[6]。其次，区块链、AI、VR、AR等前沿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古籍领域。例如，“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推进古籍智能化整理工作[7]。这些跨界融合的创新实践，为破解传统古籍数字化过程中的技术瓶颈，实现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广泛的古籍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3  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3.1  多维立体保护格局日臻完善
　　随着全国各部门古籍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保护、智慧性保护等多维度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正在形成。未来，应进一步统筹兼顾古籍的实体保护、内容保护、价值传承与创新利用，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多方参与的古籍保护工作新格局。一方面，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大珍贵濒危古籍的修复力度，改善收藏环境，延长藏品寿命。同时，加快普通古籍的预防性保护，建立健全藏书库房管理、风险评估、应急处置等制度，全面提升原生性保护水平。另一方面，应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统筹实施古籍等文化遗产的再生性保护，推进馆藏特色古籍、民间散存文献、域外流失文献的系统数字化，打造国家古籍数字资源总库，实现异地共享、多元利用。
　　3.2  古籍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
　　以AI、大数据等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为古籍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因此，加快数字化进程，丰富保护内容，拓展保护维度，既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古籍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展望未来，古籍相关工作部门需着力破解制约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资源共享、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瓶颈，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发展新局面。这需要馆藏部门坚持开放共享理念，打通藏用壁垒，促进国内外公藏、私藏机构的数字资源互联互通，逐步实现从少数珍善本古籍向大众化、全覆盖的普通古籍延伸。在加强与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跨学科协同创新的同时，要努力推动OCR识别、知识挖掘、语义关联等智能技术与工具在古籍领域的深度应用，提升数字化质量和效率。
　　3.3  行业人才培养机制更加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面对新时代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培养一支专业能力强、创新意识足的高素质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已成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古籍活化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古籍保护专业学科体系，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高校应结合自身优势，做强做特古籍修复、鉴定、整理等传统专业，打造精品慕课，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同时主动布局交叉学科，设置数字人文、智慧出版等新兴专业，为行业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行业机构、科研院所、文博单位应发挥人才聚集优势，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实践育人、项目育人，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教育，让人才在实践中成长。
　　参考文献
　　[1]王昊，王蕾．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框架与发展路径[J/OL]．中国图书馆学报：1-26[2024-06-0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 G2. 20240513. 1605. 002. html.
　　[2]陈涛，苏日娜，张永娟，等.智慧数据驱动的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1)：68-81.
　　[3]孔懿璇，胡莹.LAM跨馆协同视域下的丽江东巴文化遗产资源建设研究[J]．山西档案，2023（2）：158-167.
　　[4]陈利民，数字化古籍资源与文博事业的发展[J]．山西档案，2018（1)：110-112.
　　[5]姚伯岳，周余姣：任重道远砺奋进：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探索与愿景[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44-60.
　　[6]南农新闻．首创！我校研发的全国首个古籍大语言模型正式发布[EB/OL].（2023-12-07[2024-06-01].https:/news.njau.edu.cn/2023/1206/c18a127132/pagem.htm.
　　[7]新华网.北大携字节跳动推出古籍数字化平台，搭建免费开放的“智能图书馆”[EB/OL].（2022-10-17)[2024-06-01].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21014/70bc89fd4dd246d48a94a7035cab76e3/c.html.
　　【作者简介】高星荻（1991一），女，汉族，河南南阳人，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讲师，学士，研究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汉语言文学、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