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智能时代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研究

　　文/郭俊梅

　　摘  要：数据智能时代为非遗资源活化提供了新路径，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是非遗资源加速利用和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主体要素、资源要素、管理要素和技术要素四个维度构建非遗档案资源的内容架构，以数据生命周期主要节点为讨论重点，设计数据智能时代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基本方案，为非遗档案数智赋能实践提供可供参考的路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档案;档案资源体系;数字化保护;数智赋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指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指出“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已经成为公认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环境下，加强非遗档案资源的体系建设，对于利用数智赋能非遗保护与传承、活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相关研究

　　围绕非遗档案的全流程管理，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多层次研究。以建档式保护方法实现非遗资源有形化管理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认可。然而，非遗档案资源建设仍面临着主体多样、协同性不高等突出问题。针对多头管理的解决方案，伍婉华等认为协同治理理论可以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广东省非遗保护中心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指出政府机关宏观指导作用、非遗保护中心统筹主导地位、非遗传承人积极教学传播作用、专业人才队伍规范管理职能应发挥协同功效，优化非遗档案管理的模式设计、提高非遗档案的管理效用[1]。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数据化管理是非遗档案管理适应新技术环境的必然趋势。依法开展非遗档案资源的数据化治理，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依法治理也被学者所关注。孙大东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为背景，对照相关条文讨论了非遗档案资源从创建与整合、组织与存储、开发与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指出档案部门应积极推动非遗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创建、数据整合平台的建立、多元治理非遗档案数据组织体系的构建、个性化服务的实现等[2]。除了宏观视角的讨论以外，随着数字人文等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化，研究者还注重从微观资源组织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赵雪芹等讨论了领域知识图谱在非遗档案资源知识组织中的应用，认为非遗档案资源的多元性、分散性、活态性等特征适合应用领域知识图谱开展知识挖掘等工作，进一步搭建了非遗档案领域知识图谱的整体架构，并以华县皮影戏为实例进行验证[3]。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以及数字非遗档案资源的共享、数字化传播与保护等方面。

　　尽管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产生了系列化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仍然有一些缺憾。例如，研究视角大多较为宏观，从资源主体的视角对非遗档案研究缺乏立体性；研究成果多以对策建议为主，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讨论缺乏多角度审视；研究背景的嵌入较为浅显，多以数字化、数据化为切入点，缺乏对数据智能环境特征的深入解析和关联性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数据智能环境对非遗档案资源的深刻影响为出发点，从非遗档案资源体系的基础架构入手，按照数据生命周期的逻辑线索，对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

　　2  非遗档案资源体系的基本架构

　　建设全覆盖的档案资源体系是“四个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档案“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战略内容。建设好档案资源体系，做到“应收尽收、应归尽归”，是构建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档案资源安全保管与充分利用的重要前提。准确识别非遗档案资源的基本构成、非遗档案资源体系的关键要素是讨论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先决条件。

　　2.1 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主体要素

　　所谓非遗档案资源体系的主体是指负责非遗档案资源生成、保存和管理的机构或个人。从当前非遗档案管理实践看，非遗档案管理主体呈现出多元性和分散性特点。具体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主体。

　　2.1.1 传统文化机构

　　传统文化机构主要是指保存非遗档案资源的遗产机构，一般称为GLAM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纪念馆等。这些机构虽然同属于文化事业单位，但是其管理仍然遵循各自的传统，并未体现出很好的协同性，没有形成资源共建共享的协调机制，内部存在明显的“信息孤岛”现象。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关系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例如公共图书馆、综合档案馆、博物馆均隶属于不同的国家行政机构，在顶层设计、项目实施、评估评价等方面并没有统筹兼顾，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各自为政等现象非常严重。在这些机构中，非遗档案资源并非馆藏的主要内容；这些机构通常是以专题或者专项的方式实现对非遗档案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利用。

　　2.1.2 专门非遗管理机构

　　随着对非遗档案管理认识的不断加深，各级政府部门开始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成立了专门的非遗管理机构，一般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心等。专门的非遗管理机构多为隶属于文旅管理机构的事业单位，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工作方针，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文化遗产普查、非遗资源建设、非遗传播展示与宣传利用、非遗名录建立等工作。从专门性非遗管理机构的建设情况看，其部分职能与传统文化机构存在很大的交叉性，双方职责并不清晰，管理协同难度大，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体系。

　　2.1.3 非遗传承人

　　非遗传承人是非遗档案资源的重要载体和生产者，是非遗传统技艺的集大成者，是非遗技艺和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和推动力量。然而，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情况却不容乐观。非遗保护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存在技艺失传、文化断层的风险，如何把全面记述和反映传承人非遗技艺、知识和代表作品等的各类图像、声音、文字、录像、口述等形式的原始记录进行建构、保存和传播成为管理上的一个难点。特别是实现非遗传承人隐性知识显性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1.4 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

　　非遗技艺和文化来自广泛的社会活动，除在各类机构集中保存的非遗档案资源以外，在各类社会主体和公众中还分散保存着很多有价值的原始记录，对非遗档案资源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尽管很难对这部分非遗资源的量级进行科学的评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分散保存的主体越多，越不利于非遗档案资源价值的整体发挥与实现。

　　多元、分散是当前非遗档案管理主体的主要特点，需要切实发挥政府机构的主导作用，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充分发挥政府组织的顶层设计与协调职能，有效激励不同主体优势互补、协同推进，从整体上改变不协同、不高效的工作局面。

　　2.2 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资源要素

　　2.2.1 非遗本体档案

　　非遗本体档案是指系统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与发展历程的档案材料，是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非遗本体档案材料除了档案本身具有的原始记录性之外，还具有文化性和艺术性等特征。由于非遗本体很多来自民间传说，包含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很多内容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其客观性，但因其得到了社会群体的整体认同，仍然可以作为非遗本体档案素材进行建构和归集。实物作为非遗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非遗本体档

　　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遗叙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展示作用。从总体上看，非遗本体档案呈现出多源异构特征，载体形式众多，数字化结果具有多模态特点，对后续资源的组织与开发带来一定影响。

　　2.2.2 非遗传承人档案

　　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构是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难点。受到时间、年龄、记忆、组织、管理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成果并不理想。如前所述，非遗传承人的建档工作本质上是隐性知识显性化、人类思维载体固态化的过程，需要采用口述采集、追踪采集、定向采集等方式全面构建非遗传承人档案内容体系。其中，除静态内容采集之外，传承人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产生的动态记录也应作为采集的重要内容。

　　2.2.3 非遗管理档案

　　非遗管理档案主要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建构、组织、传播、管理、申遗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材料，其本质上属于业务档案。非遗管理档案的生成和完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能够系统地反映非遗管理与传播的实践，对于宣传、推广非遗文化具有重要的 意义。

　　2.3 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的管理要素与技术要素

　　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并不是静态的资源要素的集合，而是反映不同主体和要素互动互促的过程。其中组织领导、制度结构、运行机制等管理要素起到顶层规划和组织实施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为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打下了深深的技术烙印。数字化扫描与识别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组织与知识挖掘技术、知识图谱技术、可视化技术等现代化技术的全流程应用，为非遗资源的数智活化提供了助力。

　　3  数智赋能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策略分析

　　3.1 强化各类主体的统筹规划与数据协同意识

　　数据素养和协同意识是解决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多头管理的有效途径。要将非遗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大事来抓，各相关主体要建立协同议事机制，共同推动此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从国内外相关实践项目的经验来看，政府主导模式、文化机构主导模式、项目驱动模式、多元治理模式都能为不同管理情境提供有效的参考。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模式推动协作机制的建立。

　　3.2 加强非遗档案资源的全谱系数字化建构

　　一是要分类统筹不同类型非遗档案资源的全面收集；二是要推动非遗档案资源的数字化扫描和数据化组织；三是要充分利用数字化口述采集、数字资源对接、数字重建等技术建立类型多样、种类丰富的数字资源集合。

　　3.3 应用先进理念科学构建非遗档案语料库

　　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等新理念、新技术与文化遗产领域的深度融合，为数字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生命力。新技术的应用需要高质量语料库作为有效支撑，例如对非遗档案进行数字人文开发需要进行高阶标注、建立关系型数据库，应用人工智能则需要优质语料进行模型训练等。这些都对非遗管理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在项目运维中先行先试，不断积累经验，总结科学的模式。

　　3.4 打造非遗档案资源体系的数字化门户平台

　　社会公众对文化资源的全面获取成为大势所趋，构建一站式非遗资源利用平台成为满足用户文化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一站式数字化门户平台具有高度集成性，是非遗档案资源、成果集中展示以及非遗对外传播、非遗服务手段等要素和资源的集合体。要以非遗档案资源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抓手、以传播效果为指南，将数字化门户平台建设成为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门户阵地。

　　参考文献

　　[1] 伍婉华 , 苏日娜 , 王蕾 .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非遗档案管理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22(1):33-43,45.

　　[2] 孙大东 , 向晓旭 . 新《档案法》规制下非遗档案数据化管理策略研究[J]. 山西档案 ,2021(6):90-97.

　　[3] 赵雪芹 , 路鑫雯 , 李天娥 , 等 . 领域知识图谱在非遗档案资源知识组织中的应用探索[J]. 档案学通讯 ,2021(3):55-62.

　　【作者简介】郭俊梅 （1988—），女，汉族，河南沈丘人，河南科技职业大学讲师，学士，研究方向:艺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