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变 应变 求变——对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

　　文/王英玮

　　如何理解新时代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对“科技兴档”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构建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这是实现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力的重要前提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明确要求“实施科技兴档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档案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在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等方面的转化和应用，推动档案科技进步。”这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法律条件。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但对档案学学科属性的这种界定，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如果缺乏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常常会使档案学应用理论、先进技术的选择应用、政策与管理规范和标准的制定等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并最终给档案管理实践造成严重损失。

　　为什么要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就整体而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及应用对策研究是我国档案学思想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学基础理论着重探讨可以影响整个档案学整体建设和发展的、共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它注重解决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矛盾、本质与规律等“为什么”“如何”“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功能是为整个国家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思想理路，确保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能够按照合乎规律的方向前行，并为在档案事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偏离正确轨道的做法提供纠偏、改正的理论依据。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功能是由其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取向的特质决定的。通过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探索、澄清和反复比较，不仅可以使从事档案事业的各类主体明确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所要面对的主要工作内容，而且可以不断增强整个国家和社会对档案现象的本质内涵的把握和认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是保证我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这种特质是通过国内外长达一百三十多年（1885—2022年）的研究实践，经过许多档案学人和档案工作者及相关社会主体（以下简称“研究主体”）的共同努力、勤奋耕耘获得的。我国档案学研究主体通过对诸多档案现象的识别、认识和反复比较，不断深化了对档案现象的实质及其存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经过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复“螺旋式”发展，克服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良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全盘西化思想”的重重思想障碍，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继承与发展、推陈出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理念，不唯上、不唯书、要为实，较好地回答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是什么等问题，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档案学概念和术语体系，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思想体系。

　　应当如何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要求为基本遵循，按照“四个好”“两个服务”的政治方向，提高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政治站位，不断提升对西方档案学思想的辨别力和批判力，切实做到在认识和把握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规律中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知行统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新时代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应当具备的根本特质。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了辩证唯物的知行统一观，认为“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以往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中，我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发现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并在反复思考、概括、提炼、争鸣、反思与实践经验反馈中，不断深化了对档案管理基本问题、档案事业发展基本问题及档案学自身基本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在现实的研究中注重拓展研究视野、回应党和国家提出的档案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形成新的思想理论认识成果，完善和发展档案学基础理论思想体系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要求，以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思想，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明确了创新与发展的方向和基本路径，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了新时代档案学理论研究应担当的使命。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档案工作应“坚持改革创新”“适应新时代发展步伐，突出创新引领，以改革精神推动档案实践、理论、制度全面创新，推动档案工作与新技术深度融合，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按照这一要求，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不能只沉浸在对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诠释之中，而应注意关注和回应档案事业实践提出了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透过种种问题现象，通过辩证思维，不断地提出逻辑严整、能够经得起实践经验反驳的科学理论思想，帮助广大档案工作者尤其是担负决策重任的领导认清问题的实质、了解和掌握问题的本质、明确问题的走向和变化发展规律。在新时代我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无非有三种类型：一是依据已有的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二是依据已有的理论不能解决的老问题，三是无法获得有效理论指导解决的新问题。第一类问题，通过教育培训和理论指导就可以澄清和解决；第二类问题则需要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澄清、批判、反思、再造、改革创新，并通过实践来检验新的理性成果是否可以有效地指导问题的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则应再经过更深度地探索、循环往复，直至问题的解决；第三类问题的解决需要研究主体依据科学的方法论明确基本的探索方向和目标，经过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换、比较、反复与概括、提炼、回应，冲破相关档案问题现象的“遮蔽”，弄清问题的实质、关键影响因素，提出观念、规矩、切入点、行动法则等方面的“突围之道”。

　　构建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需要研究主体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前提下，努力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档案学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澄清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并为包括档案学研究主体在内的广大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指明了破解之道。

　　构建具有主体性的档案学术体系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必要前提。主体性是指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应具有的学术研究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只有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活动中，不断增强研究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意识和能力，才能濯污扬清、推陈出新，深化档案学基础理论对档案现象的本质与其存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主体应在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的同时，切实关注与探讨我国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主要理论问题，切实关注与探索我国社会、档案主管部门、档案管理机构和广大档案工作者提出的重大现实性理论问题。档案主管部门和主导国家科研工作的部门，也应通过改革目前的科研奖励和科研经费使用方式，建立更能够提高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管理机制，并通过结果评价，对在基础理论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主体给予表彰和奖励。

　　构建具有原创性的档案学术体系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前提。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内容构成来看，其中既包含通过长期的档案事业实践检验过的有效的、已经成为“常识”“共识”的理论思想，还应包含一些研究主体提出的、能够填报理论研究空白的、见解独到“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可以说，没有对我国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做出回应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就是没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值得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注意的一种不良学术倾向是：脱离我国的档案工作实际需要，一味美化、夸大、演绎西方的一些档案学理论思想的价值和作用。这种倾向，已经对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学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也是阻碍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坚决加以涤除。在新时代，档案学研究主体应端正我国档案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澄清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研究范围、重点领域、关键问题，不能简单地、不加分辨地按照西方“指挥棒”去思考问题，做“耕别人的田、荒自家的地”的蠢事。

　　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应处理好的问题

　　研究主体在进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活动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政治方向问题。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思想体系的探索中，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务必坚持符合党和国家的根本立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近年来，一些学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反而将西方的、未经甄别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指导其学术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不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大谈所谓的“形而上”哲学思想，不注重对研究问题的“历时性”，片面强调“共时性”与“多元化”。这不仅导致了一些研究主体的方向选择错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对某些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无法深入进行，“虚构”“虚假”命题满天飞，严重污染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环境，致使一些本已澄清的问题和思想理论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一些本不存在的“问题”被不断“炒作”，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成果被无端“解构”。因此，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必要前提。

　　研究主体的学风问题。“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新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应当继承的优良治学学风。洞悉档案现象的本质、探究档案事业的存在和发展规律、把握档案工作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决之道，都需要研究主体长期的积累与不懈的努力。为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思想体系的历史进程中，研究主体应坚决抵制“风派学风”“标签学风”“形式主义学风”的侵蚀，消除浮躁心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档案术语问题。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其理论思想体系能否发挥规范和引领实践的作用，关键性的问题之一就是该学科的专业术语概念是否严整、成熟且反映客观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主体一直非常注重对档案工作术语问题的研究，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档案专业术语体系。同时，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主体还根据不断发展的实践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档案专业术语体系。但是，在这种主流之外，我们应当注意到近年来出现的一股不可忽视其影响力的“浊流”。这股“浊流”的“吹鼓手”们，用西方的“反真理”“反理性”“去中心化”等错误理论，采用“贴标签”“换说法”等手段，极力贩卖“泛档案化”思想，模糊档案专业术语的边界和内涵。如果这股“浊流”不能及时消除，将会严重动摇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根基。

　　档案学术价值观问题。档案学术价值观是指相关主体所秉持的对待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与认识倾向。人们常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中的“道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价值观”的不同。研究主体如果缺乏“两个服务”的大局观，缺乏对档案学基础理论所包含的基本问题的长期探究热情，那么他就不可能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作出真正的、有价值的贡献。档案学术价值观，也会影响研究主体的研究方向的选择。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体，应注意把握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大势，努力提出有思想、有创意、有个性的学术思想，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创新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指引，为解决档案事业发展的根本性、普遍性问题指明方向和理路，为“科技兴档、人才兴档”目标的实现筑牢坚实的理论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在研究和探索实践中，消除对西方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迷思，不断提升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方法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回归研究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和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实践理性，才是新时代我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应当认清的科学正途。我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自身的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探索和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特点及其本质的联系，不断深化对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发展及档案学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提炼，自觉承担起为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思想道路的历史责任；同时，在面对档案事业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时，应积极主动地探索和解决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始终不忘档案学的实践性之根本，努力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主体性、原创性、富有“见识”的思想理论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责任编辑：黄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