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化改革视角的档案文化建设创新初探

发布时间:2024-01-13 10:13:31被阅览数:306 次信息来源:《中国档案》

  文/张梦怡

  数字时代,未来已来。数字化改革浪潮下,档案文化建设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以数字化改革的视角来探索档案文化建设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成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的必答题。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等,也为档案文化建设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化改革中档案文化建设的新机遇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作为独立篇章,数字化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在全国率先部署数字化改革工作,各领域数字化改革如火如荼开展。

  数字化改革是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化重塑的过程。以笔者所在的浙江省为例,浙江数字化改革总体构架是“1612”,浙江各地各部门围绕体系构架快速推进,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支撑有力,六大系统亮点纷呈,一批具有浙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纷纷涌现。浙江档案部门积极开展全省档案领域数字化改革,推进核心业务整体智治、高效协同,打造档案工作“数字赋能、整体智治”高地。

  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档案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各领域的数字化改革让线上办公、在线归档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各领域电子档案数量激增,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进程加快,档案数字资源更加丰富,为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第二,电子档案移交的便捷性进一步提高了档案形成单位移交的积极性,从档案形成到移交进馆时间缩短,档案馆馆藏现行档案越来越多,档案现时性作用增强,档案文化建设可以同时发挥历史档案的历史文化作用和现行档案的现时性查考作用。

  第三,档案领域的数字化改革覆盖面广、思维手段新,为档案文化开发和传播提供了更加新颖、便捷的方式和途径,例如档案与AI、VR等技术结合,可以创新档案文化产品,提升档案文化价值。

  第四,伴随着数字化改革而来的“互联网+”“5G”时代,进一步拓宽了档案文化传播范围,加快了传播速度,有利于档案文化建设各环节各流程的梳理再造,让更具活力的档案文化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因此,档案文化建设要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与新思维、新理念、新技术碰撞,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发展。

  档案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数字化改革为档案文化建设带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当前档案文化建设中仍存在一些与数字化理念、思维、方式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正视。

  1.档案文化推进机制不适应一体化发展需求

  数字化改革要求把“一体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档案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应当与一体化发展需求相适应,但目前档案文化推进机制仍存在单一推进、割裂发展的情况。从档案系统内部看,有些档案馆采取单干方式,馆际之间缺少跨馆合作机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享平台,档案资源存储分散、互联互通差、共享利用难等成为制约档案文化建设创新发展的问题。从档案系统外部看,数字化、“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是档案工作人员的短板,而目前有些地区档案文化建设主体仍局限于档案领域内部,其他领域的人员很少参与,档案部门还没有全面形成跨领域、跨业务的合作机制,技术力量薄弱,较难形成与一体化发展需求高度适应的档案文化建设。

  2.档案文化资源治理不适应多维开发需求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数字档案资源越来越丰富,颗粒度越来越细,为档案多维开发创造了条件。但目前大部分档案馆的数字档案馆系统对馆藏档案资源的治理方式是单维的、固定的,比如按时间维度将档案分为明清档案、民国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建国后档案,然后把对应的数字档案往里放。单维的治理方式不能从多个角度展现档案的多元属性,导致档案文化开发时研究档案的视角比较单一。同时,单维治理方式下,查找档案采用关键词检索虽然使用方便,但查准率较低,检索出来的都是彼此独立的文件级档案,用户需要在大量的检索结果中筛选出需要的几份档案,且不能快速建立各档案之间的联系,不能实现档案信息的重组与多重聚类,这就限制了档案文化研究开发的视角,不能满足数字时代多维开发的需求。

  3.档案文化产品供给不适应社会多元化需求

  数字时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对数字式、互动式、沉浸式的文化产品需求增多。而现实中,档案文化产品大多以档案编研、展览、讲座、广播电视节目等传统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发展至今,能够满足部分群体的需求,但面对越来越年轻化的档案服务对象和越来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传统文化产品种类和内容比较单一,对用户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在档案文化品牌建设上,有的档案馆品牌意识淡薄,没有开发硬核产品,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特色文化品牌,导致用户粘连度低,减弱了档案文化带动作用。

  4.档案文化传播方式不适应融媒体时代需求

  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共融。数字技术驱动融媒体发展,为文化传播带来变革。但有的档案部门在选择档案文化传播方式的时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守着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作为创新亮点,没有紧跟融媒体趋势将多种传播媒介载体进行整合,没有充分挖掘档案文化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传播媒介上的发展空间。有的档案文化传播互动性较差,用户大多处于被动灌输状态,没有良性的互动,难以形成基数可观的固定用户群,影响档案文化广泛传播。

  档案文化建设创新路径

  数字化改革为应对当前档案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数字化改革视角,档案文化建设创新需要综合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技术,对档案文化建设各环节进行梳理,把握内在联系,抓住创新关键,重塑建设流程和方式,逐步实现档案文化建设工作数字化、智慧化发展。

  1.发展合作共建,创新建设机制

  基于数字化改革视角对档案文化建设进行创新是一项新挑战,会面对很多知识盲区和工作难点,档案部门不能唱“独角戏”,需要变单一建设主体为多元建设主体,变单一、割裂的建设机制为共建共享、协同合作的建设机制,推动档案文化建设与一体化发展需求相适应。

  (1)建立跨层级、跨地域共建共享机制

  档案法第四十一条提出“国家推进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档案数字资源跨区域、跨部门共享利用”,这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对档案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提出了要求。各级档案部门可以按照数字化改革中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建立跨层级、跨地域的共建共享机制,为搭建档案资源共享平台提供制度保障。建议以省域为单位,建立全省档案文化建设共建共享机制,对共建共享的主体、方式、平台、权利义务、业务标准等进行明确。在共建共享机制下,开发全省档案数据共享中心,打通平台通道,归集全省档案数据,打造“档案数据超市”,方便各级档案部门在档案文化建设过程中采集更多更全面的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和传播。

  (2)建立跨系统、跨业务协同合作机制

  档案部门在数字化、“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方面比较薄弱,这就需要建立跨系统、跨业务的协同合作机制,取长补短。可以与先进技术公司、科研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利用其技术优势来为档案文化建设探索新的发展方向,研发科技性强的文化产品,适应多层次文化需求;可以与新媒体平台建立合作机制,学习融媒体背景下文化传播的要点,对档案文化传播方式进行迭代升级,提高档案文化热度,实现互惠共赢。

  2.引入多维分类,创新治理方式

  目前,单维的档案文化资源治理方式不能适应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因此,需要引入多维的资源治理方式,即对档案资源进行多维分类,满足多维开发需求。

  多维分类是指在对信息源群作相应属性解析的基础上,以解析出的若干个可并列的属性维概念制定对应的维度分层分类表,并可在新技术支持下达到多类目组配的多角度网状组织信息的分类方法。简单来说,多维分类就是从多角度属性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为多维度的信息重组奠定基础。对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而言,多维分类可以弥补单维分类的不足,最大限度罗列档案的属性特征,提高检索效率,帮助档案文化开发工作者更快理清脉络,实现档案信息重组和多重聚类,为档案文化开发提供多维视角。

  面对海量细颗粒度的数字档案资源,多维分类建议分四步走。第一,明确维度。根据档案工作实际需求和馆藏档案属性特点,明确各类档案数据分类维度,如档案类别维、时间维、地点维、人物维等,由这些维度组成多坐标轴的立体模型。第二,为档案数据贴标签。每份档案从不同维度解析归类,会产生多个属性和特征,按属性和特征为档案数据贴上多个标签。第三,实施档案数据血缘管理。数据血缘是指数据与数据之间形成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对档案数据血缘进行管理,就是对各档案数据之间的所有关系进行有效的管理。档案部门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分析深挖各档案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建立关联中裂变出新的关联,持续分析,接入需要融合汇聚的档案数据,摸清整个档案数据的数据链路,形成庞大、完整的数据血缘图。第四,智能学习,构建多维模型。利用AI等新技术智能学习档案数据血缘关系,为每一份档案构建多维模型,实现多维度下信息查找、信息重组、多重聚类等功能。

  经过多维分类建立多维模型的档案,在检索出该档案的同时,各维度的标签会同时出现,点击任一维度中的标签,相关档案信息就会全部罗列出来,也可以选择多个维度,进行档案信息重组呈现。这样可以高效便捷地整合到同主题的所有档案资源,并根据需求进行裂变再生,为档案文化开发者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提高研发效率,实现档案资源多维治理。

  3.推进智能开发,创新文化产品

  “文物音乐会”让原本安静待在博物馆的文物们成为网红;原创音乐剧《忠诚》让观众“沉浸式”了解上海的红色珍档......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档案文化建设需要研发特色突出、竞争力强、喜闻乐见的档案文化精品,打造品牌,发挥品牌集聚效应。

  (1)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档案文化需求

  面对档案文化服务对象逐渐年轻化的趋势,档案部门必须充分了解当前主体用户需求,才能开发针对性强的产品。建议档案部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了解互联网上年轻群体点击率高的话题,收集数据,精准分析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用户群体不同的文化需求。其中,年龄维度的需求分析是比较容易实践且能保证效果的一个维度。在进行年龄维度的需求分析时,不能将用户群体局限在成年人,而应该将服务对象前移至幼儿群体。幼儿群体的需求点是兴趣启蒙,可以开发故事性强的档案文化早教产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青少年群体的需求点是思政教育,可以利用红色档案编研思政教材等方式,引发青少年对“四史”的共鸣。中青年群体的需求点是民族自豪感塑造,可以开发历史档案、红色档案、民族特色档案,以动漫、话剧、音乐剧、红色故事沉浸式剧本杀等形式新颖的产品传播档案文化。

  (2)依托智能技术开发场景化档案文化产品

  场景化是开发主体运用视觉沉浸技术为用户提供具有立体视觉特效、真实感官体验的情景。档案资源进行场景化开发,可以将原本以文字、图片等传统形式展示的档案内容转换成具象的、立体的、真实的场景,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让用户感受档案传递的文化内涵,既能减少用户阅读档案的时间,又能加强用户对档案内容的吸收,提升用户获得感,增强文化传播效果。在具体实践中,档案馆可以利用AR、VR等技术在虚拟空间中构造真情实景,带用户“穿越”到过去,身临其境地感受档案记录历史、再现历史的魅力。还可以利用AI等技术开发类似于即时通信的人机对话产品,让档案中的历史人物“跳”出纸面,述说各自的历史故事,解答用户的提问,在深度沟通中传递文化价值。

  4.提升融合力度,创新传播方式

  数字化改革催生新的档案文化产品,这些创意产品需要新的传播方式实现自身价值。同时,数字化改革也为传播方式融合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档案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需要实现3个转变。

  (1)变“强线下弱线上”为“线上线下融合”

  目前档案部门在线下传播方式基础上,采用了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线上传播方式。但线下的档案编研、展览等明显比线上方式占据了更多的时间、人力、财力,呈现出“强线下弱线上”的特点。数字时代,需要将线上方式变得更强大,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一方面要丰富线上平台,将档案文化传播途径延伸到微博、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提高用户获取档案资源的时效性和便利性,拉近与用户的距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档案文化。另一方面还需要实现线下成果向线上转换,利用VR、3D等技术,将线下展览向线上展厅转换,让群众足不出户体验线上看展,实现高效、高质的文化传播。

  (2)变机械式复制为精准化共融

  档案文化传播没有一劳永逸,需要根据档案文化产品的特点明确受众群体,根据受众群体明确传播方式。不同的传播方式下,产品的传播方案不能简单机械地复制粘贴,既要全面整合,保留普适性部分,又要根据不同传播方式的特点,进行精准化设计,在精准传播的基础上实现共融。档案文化产品千姿百态,传播方式细分起来也是不计其数,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学习技术,让机器智能学习各类档案文化产品的特点和不同传播方式、传播平台的优劣势,精准计算分析出最佳的传播方案,根据方案调整产品内容,提高档案文化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3)变单向式传播为互融式传播

  融媒体时代,互动性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档案文化建设者要积极与用户互动沟通,可以在线上传播平台增加留言互动、点赞评价等功能,在线解答疑问,广泛收集意见建议,及时反馈响应,优化用户体验感,增强用户的兴趣度和粘度,推动档案文化由“被动输入”向“主动吸收”转变,由“单向”向“互融”转变,为档案文化传播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档案文化建设是新时代新阶段档案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彰显档案价值,提升档案地位,扩大档案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档案部门要借助数字化改革契机,抓住档案文化建设新的发展机遇,利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数字化技术来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路径,发展合作共建机制,引入多维分类,精准分析需求,推进智能开发,提升线上线下融合力度,积极推动档案文化建设在建设机制、治理方式、产品开发、传播方式等各方面实现创新发展,真正厚植档案文化根基,擦亮档案事业底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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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浙江省档案馆

  责任编辑:周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