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视角下看档案文化传播实践

　　■鲁永兵  梁振丽

　　近年来成都市档案馆坚持守正创新、用好红色档案资源，充分开发馆藏档案，塑造了“公园城市”档案文化新场景，在成都市思想宣传阵地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档案宣传被成都市委宣传部作为全市唯一典型案例推荐到四川省委宣传部，“读档时光”活动荣获四川省首届档案文化建设典型案例一等奖，“成都故事”档案展等3个典型案例被市委宣传部编入《天府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概览》一书。笔者从传播的话语、受众的角度双视角下探讨成都市档案馆档案档案文化传播实践的效果和发展方向。

　　1  从传播的话语看档案文化传播实践

　　档案文化传播，狭义地讲，就是通过传播的各种手段，使档案知识、档案本身的面貌、档案中蕴含的文化知识信息等被公众熟知和接纳。而广义地讲，是通过传播的各种手段，使档案文化被社会所接纳，从而达到促进受众提升、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根据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中介绍的“叙事与传播”理论，笔者将成都市档案馆的实践按照以下三类话语进行阐述。

　　传播是传递。拉斯韦尔提出，传播就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向谁传递了什么内容，取得了什么效果。成都市档案馆自开通微信公众号“成都档案”后，采用这一话语对档案信息、档案产生的背景以及档案知识等进行传播。

　　2016年12月4日，成都市档案馆开通“成都档案”微信公众号。按照拉斯韦尔5W模式，在“Say What”上，作为官方声音，“成都档案”微信公众号为社会各界、档案同行传递档案文化信息和档案知识、行业资讯，如《你的贴心牌查档使用说明书！拿去》文章中，详细传递了档案是什么、各类别的档案分别存于哪儿、如何找、查档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的信息。在《档案版之〈神奇动物在哪里〉精彩上映！》，通过介绍“档案猿”“修裱狮”等一系列有趣的“动物”，创新展示档案工作特点和档案员职责。在“By Which Channel”“To Whom”上，“成都档案”通过图文、音频等形式为长期关注“成都档案”的历史文化爱好者和档案同行等传递了大量的档案信息。

　　虽然在“传播是传递”这种话语下，档案文化传播取得一定效果，但却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语言的传递是否准确？传者与受者对语言文本的理解是否一致？第二，传递强调“我”传递信息给受者，是会否导致交流的障碍？如果由于个人阅历、知识面、社交圈子等的参差不齐，导致缺乏有效传递的保证，加之更重视“我”的信息传递给“你”，缺少互动或者共享，无法形成共情，使得传播效果不尽人意。

　　传播是共享和互动。詹姆斯·凯瑞在他的传播仪式观中指出“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的传递，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超越了传播单一信息传递的思想，传播的过程应是传播共享理念相同的文化仪式。

　　成都市档案馆近年来打造的“读档时光”“守护蓉档”“家在成都”等活动，正是对这一话语的充分运用。这些活动通过“朗诵档案+嘉宾点评+分享体会”的仪式设置，在活动中使受众共享档案文化，共同理解档案的重要性和档案的历史价值，在活动中通过受众与传播者互动，使档案文化的传播更多元、更立体，更有参与感，从而加深档案与公众的联系，增强档案文化的认同感。例如2021年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由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读档时光”活动中，通过诵读档案+朗诵歌唱《青春》的形式，鼓舞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参与者表示：这种活动方式，让冷冰冰的档案变成温暖的朗读，在共享和互动中达到对档案的共同认识、对革命先辈的集体追思。

　　当然，该话语下的传播要求参与者具有理性、开放、真诚的交流，这无疑对传者和受者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就成都市档案馆而言，对信息的公开性如活动中档案的公布、档案解读的准确性等方面是不小的挑战。

　　传播是叙事。费希尔提出：一切传播皆叙事。叙事是人类复述实践经验、表达内心情感、重现历史事件的方式，叙事方式也因其故事情节、人物行为、环境背景等深受受众喜欢，档案则以其真实性、客观性为叙事提供了底本。

　　成都市档案馆举办的“成都故事”展览将故事发生的场景高度还原。在布展时，事先“还原”了一间老成都“教室”的场景，并且将有关档案（仿真复制件）按照情景布置放置于合适位置，如将关于教育重要性的布告贴于墙面上、在毛笔旁边放置当年的小学生作文、在课桌上用玻璃压着当年的毕业文凭等。此外，由于“成都故事”重在讲述成都这座城市的民风民俗，在很多地方都设置了成都的街道牌，参观者在参观时有在历史的脉络中、在城市的街巷中行走的“错觉”。在中医药药铺中，边抽开写有药方档案的“盲盒”，边感受成都中医的“医者仁心”；在十二月市中体验老成都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剪辫子”的雕塑面前体会与西风东渐带来的冲突与融合；在浮雕墙上用心聆听先辈创办《人声报》、传播马克思主义“披肝沥胆”的故事；在“幻影成像”的“讲述”中感受藤县战役“川人出川”的悲壮。这些设置把叙事和档案巧妙融合在一起，而场景又更好地帮助了受者了解故事，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从受众的角度看档案文化传播实践的发展方向

　　2.1  使用与满足理论

　　1950年，美国社会学者卡茨首先提出了“使用与满足”概念，后来经过不同学者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最突出的特点是从受众的角度研究传播过程，认为受众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特定需求，包括社会和个人心理，比如我们阅读报纸，希望从中获取信息、获取休闲和娱乐等。那受众是如何选择媒介呢？拜欧卡对讨论受众主动性的文献进行归纳，发现学界对受众主动性共有5种不同的表述。（1）选择性。选择的可能性=回报期待/费力程度。（2）功利主义。（3）目的性。（4）抵制影响。（5）参与。这为我们如何从受众出发、充分满足受众的需求以取得更好的档案文化传播效果指明了方向。

　　2.2  如何提升受众主动性，提升传播的效果

　　一是树立良好的媒介印象。媒介印象指在人们心目中对媒介所提出的信息能否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的评价，是建立在以往的媒介接触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传播者积极适应新时代，并为受众树立良好的媒介印象。如何树立呢？根据拜欧卡对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第一位就是选择的可能性=回报期待/费力程度。回报期待指的是我们内容符合受众的需求，费力程度指的是信息获取的便捷度。作为档案馆，一方面要从需求上下功夫，无论是品牌活动还是微信或者是官方网站，都把受众的需求充分反映出来（根据前期调研，发现需求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利益、学术研究相关需求；二是为满足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要从信息获取的便捷度上下功夫，如加大信息公开程度、夯实档案业务、提升档案开放比例等；如运用好两微一端、网站、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提升档案传播力度等。

　　二是加强受众参与体验。英国学者史蒂芬森提出：“大众传播的最好的一点是允许人们沉浸于主动地游戏之中，也就是说它让人快乐。”上海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就利用红色谍战故事设置了“密室逃生”，通过浸入式体验让游客亲身感受地下工作的残酷和先烈的艰辛。2021年，在第三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上，由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推出的解谜游戏书《第七档案室》备受关注，该书籍运用剧本杀+密室逃脱游戏，利用故事贯穿全书始终，这些都为档案文化传播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参考文献

　　[1]李艳.档案文化传播与人的素质优化[J].黑龙江档案,2012（01）:22-22.

　　[2]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4]龙家庆.叙事表达在档案宣传中的运用与优化策略[J].浙江档案,2020（01）：30-32.

　　作者单位：成都市档案馆